解析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

一、概述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状况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学者，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变法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权思想，虽然他的思想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其中的合理因素依然闪烁智慧之光。

梁启超的学问是无时不为他的政治目的的实现服务的。就像他自己所说：“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又诚如任公自道：“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1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任公终其一生总是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用自己的笔针砭时弊，讨伐民贼，以一介书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奋力拼搏，结果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蔡锷等将袁世凯推翻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严酷的现实使梁启超深切地感到，所谓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至于政治社会的内容，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悲剧人物，从维新变法时期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到20世纪初期的保守派，甚至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政客。

二、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

（一）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状况

1．师从康有为

1890年，梁启超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有为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梁启超说，康有为发起了“甄别经典著作”的运动。他说康考察了由汉代至清代的众多典籍——这些典籍的真实性久已受到怀疑，得出了许多极有意义的结论。康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指出，刘歆的著作是为王莽篡位（新王朝公元8—23年）服务的伪书。这个结论在哲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康关于“孔夫子是改良者”的著作和《大同书》，唤起了更大的兴奋感。梁启超评论说：“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此二书者，其火山喷发也，其大地震也。”2用这两部对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著作，康成功的清除了中国批判传统中的杂质，从而促进了从西方引入改良精神的活动，也使梁启超成为康的忠实追随者。

2．受西方思想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梁启超之前，早有许多中国人开眼看这个世界了。他们翻译了许多各国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对这些文化蓝本的接触，使得梁启超不自觉地对中国政治的现实发出感叹。过去的事实让他认识到中国拥有百倍于西方的士兵，西方

的商业却削弱了中国。“中国军队的瓦解中，我们只看到一条通向衰弱的道路”3。当然梁启超丝毫不希望中国处于孤立状态。相反，他不断地责备中国人没有善待那些最初来到中国既不要求土地也不想毁灭中国的西方人。梁启超说，那些西方人只要求通商，而通商会使中国得到百倍于那些西方人的益处。遗憾的是中国退进了“枯井”，并对外国事物闭上了眼睛。

作为已经爬出自己“枯井”的民族，日本无疑是中国改良者的美好理想。梁启超以崇拜日本的文化发展来调和中日政治对立的事实，是中国西方化的又一个标志。这种态度是早期官方的西方化论者不可能容忍的。直到种族中心主义被打垮时，一个民族才能明智的跳出小圈子来看世界。因为生活方式制约着人们的思想。直到一种文化被剥夺了固执的圣灵，这种文化的建设者中才会有人出来从反面检验它；并且仅仅到了那时候，这种文化才会在大量的选择吸收多种文化中完善起来。

对于旧有的理论他是坚信的，因为它是中国思维方式，历史趋向的必然产物，它用沿袭下来的术语使中国的教条失去效用，必须一起作用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如果一种至今被认为是永恒的文化要素（例如经典教规）逐渐被视为暂时的，那也就为变更各种文化要素开了绿灯。梁启超要求变革，这种变革要由已侵入中国的西方的食物和整个现代西方为榜样。对外国的崇拜逐渐滋长了对本民族的怀疑情绪，梁启超逐成为一个西方化者，并抛弃了中国的正统思想。但由于几十年来西方的不断侵略中国，梁启超在感情上并未与西方融为一体；许多世纪来，中国教科书宣传的民族主义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人，也使梁启超武装起来。

3．梁启超的一些政治活动

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任总撰述。梁启超撰写了六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立论新颖，感情充沛，文笔华美，流畅自然，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一时《时务报》风靡了全中国，数月之间，销行到万多份。梁氏自己说：“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又说：“《时务报》实为中国革新之萌蘖。”就连当时反对维新的胡思敬，也在《戊戌履霜录》中惊呼：“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言语笔札之妙，争礼下之。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的震动。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京报》发布的通缉康梁的命令里这样写道“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狅谬，著一并严拿惩办。”4可见在当时人的眼中梁启超俨然成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这份《京报》的转载没有清楚地说明反动者怎样详细评价梁启超，他仅被判为杀头，康有为则是刀刮。大多数字面解释说：“举人梁启超完全依赖于康有为。”5完全依赖是“狼狈”——一种骑在狼背上的短腿动物，它不是一个英雄的形象。这种比喻似乎是不确切的。梁启超是说了许多他老师的话；但就在十九世纪人们也能够他们后来分歧的胚胎。康有为终结了经典传统，梁启超也终结了它，但下一步却步入了黑暗。

但是以后的事实却证明，梁启超在这时并未真正认同康有为的政治观点。在改良

派得到光绪帝支持后，梁只不过是得到了译书局总监这样一个显然不重要的职位。无论怎么解释，重要的事实是，在那个多事的夏天，当年轻的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开始所谓的“新政”的时候，梁启超并没有扮演人们所期待的那种重要角色。然而有趣的是在这几个月里，梁似乎已经预见到他们的活动将毫无结果。他认识到所有的权力是在慈禧手中，他感到失望，一心想离开北京。当改革运动在9月份悲剧性的政变中最后告终的时候，梁到日本使馆避难，并通过日本官员的帮助，逃亡到日本。后来康有为和改良派的其他一些成员也前往日本。

（二）流亡日本走向激进

“1898年10月1日，一封邮自上海的急件向日本政府报告说，中国改良党领袖之一梁启超仍然在逃。”6邮件要求日本政府配合中国政府抓捕政治犯。

1．受日本思想界的影响

在日本,梁启超避开了在故国专制政体下的种种限制,可以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他虽然背井离乡，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变法的决心。通过百日维新前后结识的一些日本人士介绍，梁启超赴日后广泛交友，希望得到日本政府对中国变法的支持,出于不同目的，日本许多政界、知识界和民间的精英人士也都愿意和他频繁来往。同时梁启超千方百计从国内获取情报，了解变法失败后的国内局势，并与美洲、澳大利亚和南洋华侨取得联系，试图获得更多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帮助。与此同时，梁启超也没有停止追逐知识的脚步，尽可能利用身边一切有利条件学习西学知识，加之有条件大量阅读日文书籍及日本人翻译的近代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有关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及思想方面的著作,更多也更为直接地吸收新的思想养料。其政治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切,使梁启超“思想为之一变”7,政治上由温和变得相对激进。正如他自己所说:“自东居以来,广收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8

梁启超在日本接受自由主义思想，日本自由主义特别是中江兆民所推介的卢思想的特色或多或少地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中江兆民译作的指引下，梁启深入研究了卢梭的自由思想，在这种思想驱使下，梁启超大谈兴民权，他说：“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9与流亡日本前一味地解释君权、梦想依靠皇帝变法救国相比，梁启超此时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他开始把目光转向普通民众，舍弃君权而言民权，表明此时的梁启超已经初步建立了近代民权观，进而向近代国家观迈进。与此同时，梁启超开始深刻、彻底地批判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指出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只有朝廷而无国家，提倡“破坏主义”，主张对封建制进行彻底的破坏，建立民主共和制。梁启超赞同“摧倒数千年之旧物，行急激之手段”，并比喻“譬之筑室于瓦砾之地，将欲命匠，必先荷锸；譬之进药于痞疳之夫，将欲施补，必先重泻”。

10梁启超认为历史上朝代更替，盛衰兴亡，都是由“破坏主义”而建立起政权。而人都有恋旧的特征，这种恋旧恰恰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根源之一。中国欲振兴，也必须走“破坏”之路。此时的梁启超，已经完全抛弃了戊戌变法时期“尊皇”、维护专制主义的观念，站到了专制主义的对立面，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受中江兆民译作中卢梭自由思想启迪的结果。

2．在日本期间的政治活动

梁启超在日本一面学习刚接触到的新思想，一面还不忘做政治宣传工作，以便拉拢当时在日本的大量留学生。梁几乎从一开始流亡便恢复了他的一些政治活动。在横滨他创办了一份杂志，这便是有名的《清议报》。紧接着他还创办了其他的报纸杂志，正是由于这些活动梁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宣传政治救过的主要代言人。通过这些杂志的论坛，梁发表时事评论，撰写论证文章以抨击慈禧太后和她在北京的统治，还通过介绍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承担起民众启蒙的责任。梁虽然尚在流亡，但从未放弃通过政治活动实现改革的愿望。他的这些活动被当时正在日本的孙中山极其革命党人密切关注，他们认为梁启超如果加入革命党必将使革命事业大有可为。而且在梁所宣传的那些思想主张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梁与康德思想之间已经很自然地划出一道鸿沟。大家都在期待着能有这样的机会，而且机会就要来临了。

一旦与海外华人社团取得联系，康梁自然便考虑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而从数百万海外华人中挖掘人力和财力资源的可能性。1899年初夏，康有为由于清政府的压力，被日本政府逼迫离开日本后，趁机在加拿大组织了一个保皇会，作为改良派正式的政治组织。梁自然成为保皇会的一个重要成员。几乎与此同时，梁与康派的十几位好友在保皇派内部结成结拜兄弟，逐渐巩固了梁在康派里的政治地位。

3．走向激进，倾向革命

在从事政治活动中，梁不久便遇到了改良与革命这样一个痛苦的政治选择，这也是当时许多其他学生共同面临的一个两难处境。这种两难选择是由这一事实决定的——直至保皇会在海外华人社团中成立时，孙中山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一直活跃在海外华人社团中。固然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革命派的活动大部分局限在海外华人社团、通商口岸和中国南方的秘密社会。但1900年前后，随着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新的学生群体的政治潜力开始引起孙中山的注意，他现在力图改变他的革命策略，争取赢得这些知识分子的支持。康梁自然也急于将这些中国学生吸收到他们阵营中来，并且得决定将孙中山的革命派当做朋友还是敌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梁启超避免与孙中山为敌。“百日维新”之前，两个集团已经很好的建立了各种联系。然而康有为却使这种联系中断了。1894年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那个时候两人都在广州，孙中山托人带信给康有为说，他渴望与康会面。据说康有为答复说，如果年轻人希望见到他，那就应该礼仪性的请求在康有为的学校里做一个学生并递交一份书面申请。”11换句话说就是要孙中山放弃革命者的身份而加入改良派的阵营，这种要求是孙中山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两个组织间没联系起来。直到1896年，革命者与改良者之间远未建立密切的联系。就在这一年，孙中山等人在日本横滨部为中国少年们建立了一所学校。当时横滨是孙中山党派的驻地。孙等商议从国内邀请一批教师。由于考虑到康有为同他自己一样渴望中国富强，并认为康德经历很适合做一名教师。孙便写了一封信给康。康拒绝了亲自任教，而是推荐了另外一些人。“然而就是这些推荐的人在教学管理过程中损害了孙中山的地位，并将许多学生拖入了改良者的营垒。”12为恢复友好关系，在1898年康梁到达东京后不久，孙中山便第一次以个人的名义迅速发出邀请信。由孙中山的朋友安排与康梁会面。但在约定时刻，康未赴约。对此梁的解释是，康已经离开了当地，并委托他为代言人。三人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以后的接触中并未有所进展。

1899年康的离开日本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的接触，提供了便利。多次接触中孙中山对梁的学识和才能非常赞赏，并且很想把梁拉入革命者的阵营。尽管前几次孙德意图都遭到了梁的搪塞，但孙中山的革命党继续拉拢梁启超。“但开始时孙中山毫无信心，虽然难以确定梁启超是否愿意合作。梁启超强调每一个政党都应该服从它自己的缔造者，并等待一个未来的含糊的机会。13”孙中山政党的冯自由注意到梁启超过分夸大自己在康有为党中的地位。梁建议放弃两党联合，他认为联合带来的坏处要比好处多。由此曾迫切希望两党合作的冯自由也对此失去兴趣，但在交谈中却也发现梁并不像大家眼中那样崇信康有为。无论如何，孙中山亦不安于分裂。他同梁启超进行了坦率的交谈，一个团结的计划事实上确定了。孙中山将出任新政权的总统，梁则出任副总统。在重新分配确立时康有为居什么位置呢？据说孙中山对梁启超隐晦地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14”梁启超对这种答复似乎满足了，但如果他设想康有为会接受孙中山吧他看做是梁的师长这种含糊且虚伪的情谊，而退出领导地位，安静地固守着自己的旧手稿和对以往的回忆的话，那他就犯了极大地错误。

梁启超草拟了一封信，企图微妙的使康有为同意这个安排，并且联合康有为的十三个门徒签名，康有为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当年用来劝说清朝统治者的方式竟然被他的门徒反用在自己的身上。而且，不久梁启超采取了另一个步骤执行这个计划。他在香港拜访了孙中山的助手陈少白，并推举他代表革命党人、徐勤代表改良党人草拟了两党联合章程。但是徐勤对于联合的热情像匆匆而来一样匆匆而去了，他和另外一位改良党人写信给正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告诉康说梁启超正在陷入革命党人安排的圈套之中。此时康有为已经收到了十三个门徒的信，怒不可言；而徐勤的告密信更使康怒上加怒。“他鄙弃优惠的退隐条件，并通过命令梁启超严格按照改良派的利益甩开孙中山，以宣告自己的指挥官位置。他让梁离开日本，到檀香山这个有许多华侨和资金的地方去。15”这样梁启超完全失去了由改良转向革命的机会，倘使他们的计划成功，那么历史或可以改写，但是历史并没有给予梁启超这样的机遇或者梁根本没有抓住。也正是由此，梁走入了革命的反面，只是在这时谁都看不清历史的脚步。

梁启超在此时还并不想和自己的老师彻底决裂，而且他和孙中山之间还没有达到志同道合的地步，况且他之所以同意革命是为了实现自己心目中所期待的那种“共和制度”。但是他又不太确切自己所期待的这种制度是否真正的完美，所以借此机会到美国的“完美的”共和制中去查探一番。于是梁去了檀香山，但他的文章中从未说明这次旅行是小小阴谋诡计的失败结局。有两次他宁将其释为来自美国的一个邀请的反响。然而这时梁却只能到夏威夷岛上去。根据冯自由的回忆（那些天他同梁生活在一起），梁的动机在于，花言巧语地拉拢他们。无可争辩的是，梁和孙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孙给在夏威夷的哥哥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梁，这样梁进入一个与孙中山团体“兴中会”相连而很好地树立了孙中山观念的社会环境之中。孙对梁如此信任，康不会不知道。这样康就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逼出梁，要么教诲他。显然他选择了后者，于是梁于1899年12月26日，第一次踏上了走出远东的旅程。

（三）美国之行重回保守

1903年正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洲。此行公开的目的是：“一、以调查我皇族在海外者之情状。二、以实察新大陆之政俗。16”实际目的则是：

一、在美洲各地开办保皇分会。二、扩大译书局股份，集股开办商务公司，以树立实业基础，三、筹款发展会中其他事物，附带为大同学校和爱国学社捐款。

1．对共和制度的失望

三月梁启超先后到达澳大利亚、加拿大并在当地考察访问。四月梁启超到达纽约，不久就到哈佛、波士顿、华盛顿、费城等十几个大小城市，在美国共生活了半年之久。在此期间，他除忙于开保皇会和筹款之外，还拜访了罗斯福总统等美国政要，考察了社会各方面情况，最后于十月份回到日本横滨。在那里他将自己此次游历的见闻整理成《新大陆游记节录》。在书里他重点比较了共和政体与君主政体的优劣。在访美之前，梁对共和政体是极其向往的，但到了加拿大之后，却发现“天下事有与名实不相属者”；以名义论，加拿大为“君主国之一附庸”，中南美诸国则为“独立之共和民主国”；以实际论，加拿大人所获的自由所享有的幸福均远非中南美各国所能比拟。要是加拿大人“妄为无谋之革命独立，则其现象或竟与今之秘鲁巴西同”。17到了美国之后，庞大壮丽的物质文明使他不禁“目眩于视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述，手穷于摹写”，甚至于不知从何处说起。通过考察，梁启超肯定美国之所以如此富强，其原因在于“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但他也发现美国式共和制度的弊病，“美国之官吏，成一拍卖场尔”，由于实行党派政治，官吏任期短暂，变换频繁，“此实共和政治之最大缺点也”。而且竞选时花费巨大，“其究也，仍取尝于市而已。故市中极闲散之官吏，率皆受极厚之廉俸。”18由此可见，美国共和体制不能称为“完全之制度”，他甚至以为共和制度不如专制制度，“吾游美国而知共和政体，亦不如君主立宪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19

梁在此比较了共和与立宪的优劣，目的在于为中国提供借鉴。在他看来，中国就会社会是族制社会，“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是“族制之自治”，“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因此中国人民“只能受制不能享有自由”，如果硬要实行自由，则会弄出各种乱子。中国实行共和制度，无异于自取灭亡。梁的这种主张与他从前对自由共和的颂扬完全相反。“先生从美洲归来后，言论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主张，至是完全放弃，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转变，从此几年内的言论和主张，完全站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2．回归保守

梁启超在倡导破坏主义、“革命排满”的同时,却把“破坏”区分为“有血之破坏”和“无血之破坏”两种,赞美并主张实行“无血之破坏”。这显然是要和孙中山们的“革命”加以区分，到1903年,他在《敬告我国国民》一文中,明确反对破坏主义,连“无血之破坏”也不敢提及。这正表明他要与孙中山党派划清界限，因此,在民主革命浪潮高涨之时,“革命共和”与“立宪保皇”两者之间,梁启超还是选择了后者。他彻底退却了,未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表现出极大的保守性。

他认为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代,若以革命求共和,势必造成激烈之党争和四分五裂的局面,不能保持社会势力的平衡,最终导致专制和动乱,因此目前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而不能走以革命求共和之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日益深入人心,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再次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今日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的论断,彻底与共

和政治抉别。他认为,由于中国“国民程度不及格”,不仅根本不可能通过一场革命确立民主共和,而且连君主立宪也不能立即实现,只好“以开明专制为立宪制之预备”,即通过开明专制逐步过渡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四）民国政坛在激进与保守之间

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害怕革命、反对革命。梁启超认为，武昌起义的爆发是“天祸中国”，担心因此引发列强的干涉，“今各国虽号称中立，然以吾所知者，则既磨刀霍霍以俟矣。”他给徐君勉的信中又说：“今兹武汉之乱，为祸为福，盖未可知，吾党实欲乘此而建奇功焉。”21所以，康、梁师徒策划利用禁卫军发动政变，意图利用满清贵族政府内部的矛盾驱逐反对派，拥戴载涛为内阁总理（当时梁与载涛、载洵关系较近，载洵无用，且载涛与载泽暗争日甚），召开国会，清帝下罪己诏，对革命党人进行安抚，以此来阻止革命的发展。并且梁启超亲自于1911年11月6日离开日本，准备经大连、奉天入京。而11月2日清政府已经决定由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梁启超改变了计划，决定“若冢骨（指袁世凯）尚有人心，当与共戡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为我所欲耳22”但他的计划并没有实现，袁世凯迅速控制了局势，11月13日，梁启超只好返回日本。16日，袁世凯组成了“责任内阁”，任命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梁启超考虑到自己在野的身份更能制造舆论，以实现“君主立宪”，便复电谢绝了任命。但我们要看到此时梁启超对袁世凯存在着一种政治迷信，他认为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端来项城，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23”这为梁启超日后与袁世凯的合作埋下了伏笔。

1．转向共和拥护袁世凯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攫取了革命果实，此时梁启超加紧了与袁世凯合作的步伐，他与袁世凯经常直接或间接往来信电。为什么他将戊戌年间的事情忘记了哪？这是因为梁启超“虚君共和”的希望破灭，他更认定只有与袁合作，才能实现他一贯主张的“开明专制”。而且袁世凯在清末极力推行新政，鼓吹“立宪”（这当然是袁为了个人的利益，与满清权贵争夺权力的一种手段），在国内很有开明政治家的威望。所以梁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建议袁以旧官僚为中坚，联合立宪派，拉拢革命党中的温和派，组织大党，通过党争，战胜革命派，以共和之名，行开明专制之实。他收取袁世凯的献金，积极组织“进步党”，鼓吹国权，限制民权，公然为袁世凯张目，成为与革命党进行论战的急先锋。他为袁世凯提供了舆论支持，对当时的革命形势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在民初的政治斗争中起到了十分消极的作用，这也正是梁启超一生的最大败笔。在拥袁的问题上，梁启超是“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但他除了充当袁世凯的俘虏外毫无政绩。这使梁启超在政治上更进一步的堕落：在新的形势下，不能不依托于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袁世凯，而逐渐成为地主买办集团的骨干。

如果说梁启超是袁世凯御用的工具，还不如说梁启超妄图利用袁世凯作为实现自己立宪政体的工具更确切些。这个时期的梁启超是在为自己、为立宪派奋斗，不是专意在为袁世凯效命，梁拥袁的前提是爱国，是为了实现自己改良的政治目的，并不因拥袁而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梁启超与袁世凯的结合不是偶然的感情冲动，而是有着共同的政治和思想基础。梁启超在政治上和实践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是实践过程中不能像西方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那样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过程中求同存异继而轮流执政，他在帮助袁世凯击败国民党的同时也瓦解了自己的

政治目标。二是梁启超拥袁的目的是最终实现改良派掌握国家争权的愿望，但却不自觉地帮助袁世凯走上了独裁专制之途。不过梁启超对袁世凯不是一开始就十分相信而依附他，在建政和治国等关键性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一旦，梁启超及其进步党人失去了政治活动的立足地，便成为第一个公开揭起反袁护国旗号的人物。

2．揭竿而起，反袁的旗手

但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和他的学生蔡锷积极策划并参与了倒袁活动，加速了袁氏洪宪帝制的失败。这是因为袁世凯称帝意图实行的是封建专制，而并不是他的开明专制，与他的政治思想相抵触，他发现袁世凯已经不能帮助他实现政治目标。所以1915年8月20日他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该文长达一万三千余字，文笔犀利，成为当时反对帝制活动的一篇著名檄文，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22日他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说到：“吾不能忍，已作一文交荷丈带入京登报，其文论国体问题也。……。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是不复能属文耳。24”此文发表，全国哗然，推动了反对帝制高潮的迅速到来。在梁的鼓舞下，他的学生蔡锷带头反袁，经过艰苦的“护国战争”，袁世凯众叛亲离，不得不撤销帝制，落得个千古骂名。

1916年后，梁启超妄图在西南建立自己的势力失败，他又投靠北洋军阀段祺瑞，为段献计，尽心尽力，鼓吹走立宪道路，1917年曾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三个月。他此时的政治构想是依靠段祺瑞的武力，利用研究系的人才，实现其宪政的理想。他出任段政府的财政总长，原抱有很大希望，想利用延缓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结果事与愿违，就是消极方面的维持现状，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成绩。梁启超后来发现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国人对其十分不满。他的学生曾琦致信给他：“我公身在局中，而不能挽救，不之负疚如何，抱歉如何？不能救国而反与他人同蒙卖国之名，前途痴梦，亦可醒矣。25”梁启超毅然辞去财政总长，结束了政治生涯。

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又转向拥护共和立宪。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面对现实，梁启超对共和制度采取了认可态度，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中，指出英国式的虚君共和制为当时中国之最佳选择，“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于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26

“今日我国以时势所播荡、共和之局、则既定矣、虽有俊杰、又安能于共和制之外而别得治国之途？”1915年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及其后的《辟复辟论》中，都可看出他对共和制的认同。他认为“：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两者既无所择，则毋宁因仍现在之基础，而徐图建设理想的政体于其上。27”20世纪20年代后，梁启超虽逐渐远离政坛，但其关于共和立宪的主张却一直未变。

三、结语

时代特点决定了梁启超政治思想中带有强烈的救国色彩，由于中国长期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在梁启超以后逐渐发展的政治思想里，始终保留了救国强国的感情色彩，在这种感情色彩的驱使下，梁启超对政治的概念及范畴进行下意识地探索，这造成了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带有目

的性和偶然性。作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梁启超有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及与此相应的政治品格:其终极政治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和手段是渐进的、有秩序的改良,而不是激烈的、暴力的革命;实现这一理想所要依托和利用的对象,不是力量弱小的资产阶级和其它力量,而是强有力的统治阶级当权派。

综观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过程，学界多用“善变”、“多变”、“流质多变”来形容概括。诚然，善变是梁启超宪政思想的一大特色，但，这种“变”并不是变化无常，而是因势而变，“他的多变主张正是他探索解决社会危机的一种尝试”28。梁启超的“变”，也勾勒出了近代中国移植西方宪政之艰难历程。我们还应该看到，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尽管多变，但变的只是方法，其救中国、寻出路的基本宗旨是始终未变的，其反对君主专制、坚持民主宪政、坚持渐进改良道路和国民性改造等基本主张是始终未变的。正如台湾学者黄克武所指出的，梁启超一生中吸收了东西方的各种知识，因而表现出复杂多变的面貌，但在多变的表层下仍展现出一定的不变之处。

梁启超过早的离开了人世，但他还是后孙中山、康有为而逝。孙中山逝世于1925年3月12日，梁启超于次日前往孙中山家中吊唁，对他的死表示痛惜。在两年后康有为去世时，梁发表了葬礼演说，他把他的老师兼同事描写成改良运动的伟大领袖，说康有为比别的任何人都最早、最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两条出路：要么沿着现代化的道路走向进步，要么绝望的堕落和毁灭。然而梁对康在1917年恢复君主政体的行动表示了遗憾。梁启超逝世于1929年1月29日，在他的五十六年生涯中，他目睹了巨大的政治变革——中华帝国的覆灭，国家主义的复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她领导的如火如荼的运动的开始。他还亲见了另外一些深刻无形的、历史不可记载的事件，即社会精神气质的变化。在他成年生活的将近一半时间中，他的作品对这种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到现在这种影响一直没有停止过。梁在共和国中所起的作用虽然从未曾像他在死亡的帝国中那样重要，但他对共和国的影响像他以往一样是意味深长的。

注释：

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1915年1月20日；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7页；

梁启超《适可斋记言记行序》，第45——46页；

4《京报》，1998，第85册；

5《光绪东华续录》148卷，第8页；

6《神户编年史》1898年10月8日，第201页；

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合集·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9《梁启超全集》，《爱国论》，第273页；

10《梁启超全集》，《破坏主义》，第349页；

卡尔.格里克、洪生华《沉默的剑：中国秘密集会的过去和现在》（纽约，1949年）第113页

李俞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1930年）第68——69页；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的革命史》1册，第38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1册，台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4——65页；

同上，第2册，第32页；

梁启超《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0页；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七，《合集·专集》之22，第14页；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四六，《合集·专集》之22，第141——143页；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二二，《合集·专集》之22，第65页；

梁启超《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4页；

2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0、721页；

同上，第559页；

同上，第569页；

同上，第720、721页；

同上，第853页；

吴嘉勤、李华兴《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1、319、722页；

27《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第77页；

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07页。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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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政治改革与思想贡献

梁启超的政治改革与思想贡献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之一，他的政治改革和思想贡献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梁启超的思想、政治改革以及贡献三个方面进行探讨，致力于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位伟大人物。一、梁启超的思想梁启超的思想核心是“国家至上”，意指国家应该是一切利益和活动的最高标准，而具体实现则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达成。他主张要以“国家利益”为准绳来考虑国家事务，以“公民福利”为目的来制定治理方案。在文化上，梁启超提出了“中西合璧”的观点，认为中国应当摈弃盲目排斥西学的做法，而是应该兼收并蓄，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形成自己的文化面貌。二、梁启超的政治改革梁启超在政治改革方面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他在1901年提交了《新政论》一书，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政治改革建议，如设立宪政机构、实行选举制度、加强民权保障等。这些建议极

大地提升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同时也为中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梁启超也非常注重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建设，在1905年创办《民声日报》、《大公报》，以及1909年创办的《新潮杂志》等报刊杂志中，不断发表政治理论和维护民权、宣扬民主的文章，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带来了广泛的影响。三、梁启超的思想贡献除了政治改革之外，梁启超在其他领域也做出了许多的思想贡献。他在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多个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使其成为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梁启超主张“以史为鉴”，认为历史是对现实的教育，是未来的指南，因此他在历史学方面也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贡献。他批判了中国传统史学，主张“史实: 最高价值”，即坚持唯物史观，通过实证方法来研究历史。这一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为后来的中国历史学奠定了基础。

从梁启超看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现代化发展

从梁启超看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现代化发展摘要：本文从梁启超的思想入手，通过分析近代中国的历史事件，对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了简要分析，并通过分析梁启超一生中的思想转变，简要阐述了他与辛亥革命不可分割的关系。关键词：梁启超中国近代史现代化正文：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一生代表了中国近代史的一段曲折而伟大的进程。梁启超的思想以“流质易变”著称，在他一生中，政治观点、学术思想常随着时势的改变而改变，这一点一直备受研究者的重视。而梁启超“太无成见”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和他特殊的思想个性也是难以分割的。他曾经在许多场合中公开解剖自己，言辞坦率而真切，极富感染力。说到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有两个时期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是中国近代历史时期。这两个时期,都恰逢中国社会大转变的时刻。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许多全新问题的提出,给人们带来思想的空前活跃,各种不同社会思潮的形成和冲突,以致某种社会思潮逐渐取得主导的地位。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受到欧美、日本思想文化的冲击、影响,应该是近代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产物。在这一过程中，梁启超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梁启超1873年出生于广东，此时中国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16岁乡试中举人，随后跟随康有为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也必然看到了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无力，看到了在国外的各种先进思想与技术。1895年梁启超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参与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无法避免失败的结局，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拉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梁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而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更加活跃，他的许多政论在思想界造成了很大影响。而在变法失败逃亡日本以后，梁启超思想发生转变，提倡“保皇即革命”，变为了保皇派。1917年护法运动之后，梁启超辞去了北洋政府的财务总长职位，退出政坛。1918年他赴欧，了解到了西方文明的许多问题。回国之后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由此分析梁启超的生平，他思想的逐渐变化也可推断出不少。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梁启超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在他的观点中，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分成这样三部分。第一部分开始于鸦片战争后的近代历史开端，以洋务运动为主要代表的现代

浅谈梁启超的善变

浅谈梁启超的善变摘要：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重要人物,尤以其“善变”著称。在戊戌变法后的三十余年里,其政治思想历经几次重大变化:时而改良、时而开明专制、时而又是君主立宪,令人眼花嚎乱。正因如此,其师康有为批评他“流质易变”,孙中山更是以“一人持二说,首鼠两端”斥之。梁启超尤为欣赏日本政治家吉田松荫和意大利政治家加富尔,对他们善变的政治策略倍加赞扬,称他们为善变的豪杰。他说:“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也。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在中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变革进程中,梁启超顺应时代前进的潮流,“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所谓我操我矛以难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保皇.革命.保皇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极力宣传维新理论。他认为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已到了“去陈用新,改弦更张”的时候,变法已成为历史的必然。那么,又如何来变法呢?他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所谓“变官制”,就是首先要从体制上实行变革,将封建君主专制变为君主立宪制。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虽然悲愤但并不消沉,仍然孜孜不倦地求索救国之路。《尊皇论一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中,他驳斥了戊戌变法失败后三种救国言论:一是冀望于慈禧、荣禄,二是冀望于各省督抚,三是民间的革命军。尤其对于第三种方式,他更加反对:“此事虽屡行于欧美,而不切于我中国今日之事势也。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今中国尚孩提也,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他认为,“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日尊皇而已。”到了夏秋,梁启超与革命党人孙中山交往甚密,逐渐有了赞成革命的倾向,并商榷两党合作的问题。同时,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力争革命共和。但对于革命,康有为、徐勤、麦孟华等都是极力反对的。一方面是革命党人对他的吸引,另一面则意味着对师友的背叛。梁启超陷人了进退维谷的两难中。但是,从保皇到革命,梁启超姿态的转变只经历了短短几个月。在这几年里,梁启超时常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徘徊。到了1903年,他赴美归来后,言论大变,完全放弃了曾主张的“破坏主义”、“革命排满”的论调,重新回到保皇立场。梁启超这一次彻底变换了他的姿态。但剧烈的变动更显示出他不变的思维。当时,革命排满的论调正蓬勃不可抑制,他相当于与舆论唱反调。他自己也深知这点:“反抗于舆论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数之唾骂,此真意中事”。《新大陆游记》记述了梁启超游历美国的见闻和感想。在日本的最初几年里,他因为撰文抨击清廷而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此时扮演的是社会前沿阵地引领者的角色。但几年之后,他却要与舆论作战,被舆论抨击。这种姿态的转变似乎暗合了“激进一保守”、“前沿一落伍”的二元对立划分。然而实际上,这种简单的二元划分贬损了梁启超思考的深度。民主共和是一样好东西,梁启超对之赞叹有加。但他同时又异常冷静。通过亲临实地的考察,经过细致的分析对比,他认识到中国当时的情况不适合实行民主共和。他的思考建立在充分考虑国情、民情的基础上,从革命到返回保皇,并非倒退,而是显示出他独立、睿智的思考。他姿态的转变仍然贯穿着其思维的不变:时刻关注着中国的问题。和袁、慰革,逼满服汉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梁启超虽然不赞成民主共和政体,

解析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

解析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一、概述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状况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学者，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变法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权思想，虽然他的思想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其中的合理因素依然闪烁智慧之光。梁启超的学问是无时不为他的政治目的的实现服务的。就像他自己所说：“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又诚如任公自道：“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1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任公终其一生总是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用自己的笔针砭时弊，讨伐民贼，以一介书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奋力拼搏，结果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蔡锷等将袁世凯推翻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严酷的现实使梁启超深切地感到，所谓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至于政治社会的内容，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悲剧人物，从维新变法时期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到20世纪初期的保守派，甚至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政客。二、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一）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状况 1．师从康有为 1890年，梁启超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有为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梁启超说，康有为发起了“甄别经典著作”的运动。他说康考察了由汉代至清代的众多典籍——这些典籍的真实性久已受到怀疑，得出了许多极有意义的结论。康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指出，刘歆的著作是为王莽篡位（新王朝公元8—23年）服务的伪书。这个结论在哲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康关于“孔夫子是改良者”的著作和《大同书》，唤起了更大的兴奋感。梁启超评论说：“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此二书者，其火山喷发也，其大地震也。”2用这两部对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著作，康成功的清除了中国批判传统中的杂质，从而促进了从西方引入改良精神的活动，也使梁启超成为康的忠实追随者。 2．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梁启超之前，早有许多中国人开眼看这个世界了。他们翻译了许多各国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对这些文化蓝本的接触，使得梁启超不自觉地对中国政治的现实发出感叹。过去的事实让他认识到中国拥有百倍于西方的士兵，西方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政治变革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政治变革 1. 概述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重要的贡献。本文将探讨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政治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 2. 梁启超的背景与思想梁启超出生于晚清时期，受到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的双重影响。他热衷于学习西方先进知识，在留学日本后接触了不少西方思想家的著作，深受其影响。梁启超主张继承传统文化之优点，并结合现代科学与理性思维进行改良与创新。 3. 梁启超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 3.1 政治改革主张梁启超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通过建立起合法、制度化的权力运行机制来推动政治改革。他提倡逐步废除专制制度，并争取民众更多参与政治决策。3.2 教育改革和知识分子的角色梁启超认为改革教育体制是推动政治变革的关键，他提倡普及教育、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他强调知识分子应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并在政治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3.3 转型时期的辅弼梁启超参与了1911年辛亥革命，并成为临时政府要员之一。他在辅佐中华民国初始阶段，为推进政治变革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和复杂的权力斗争，他未能实现所有改革目标。 4. 梁启超对中国政治变革的影响梁启超提出的君主立宪制度思想对后来的政治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他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先进理念和思想，并积极组织学术团体和社会运动。梁启超对知识分子具有重要影响力，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5. 结论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政治变革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主张君主立宪制度、重视教育改革以及倡导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等，对中国政治变革和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改革近代变法名臣的传奇

梁启超改革近代变法名臣的传奇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觐庐，号为绳愚，他是中国近代知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中国近代变法运动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政治主张以及对于社会变革的思考对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以及他在近代变法运动中的贡献进行深入探讨。梁启超是自明清以来首位以实行民主制度为中心主张的政治家。他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民主制度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梁启超坚信，仅仅实行民主制度还不够，还需要进行法治和教育的全面改革。梁启超主张通过新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来确保行政公正和社会公平。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轰动。梁启超在变法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积极参与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戊戌变法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梁启超的思想和行动对于后来的变法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一系列著作，如《新民丛报》、《近代中国政治得失》等，为中国近代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借鉴经验。梁启超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他对于中国教育的改革。他主张以科学思想和普及教育为基础，推动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梁启超提倡教育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培养未来社会的领导者和创造者。他还积极推动女子教育的发展，提倡男女平等的教育权利。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在中国教育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除了政治和教育改革之外，梁启超也对于社会风气的改革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他主张推动社会道德的进步，倡导尊重他人的权益和自由。他通过言论和写作，向人们宣传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理念，对于传统观念和封建迷信进行批判和改革。梁启超的思想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之，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变法运动中的一位伟大的名臣。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他在政治、教育和社会风气改革方面的贡献使他成为一位不朽的传奇人物。梁启超的思想和精神将继续激励着中国人民，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贡献力量。总结：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知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政治主张以及对于社会变革的思考对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主张政治体制的改革，提出民主制度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并积极参与了变法运动。他还推动了教育的现代化和社会风气的改革。梁启超的贡献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变法运动中的一位名臣和传奇人物。他的思想和精神将继续激励着中国人民，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贡献力量。

梁启超新民思想述评

梁启超新民思想述评作者：东宝金来源：《山东青年》2020年第09期摘要：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政论家和思想启蒙家。其新民思想也就是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思想振聋发聩，对当时国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强大的心理冲击。本文就此对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历史评价进行简要分析，以便对其新民思想的时代价值做出学理性探讨，从而对培育新时代现代国民提出合理借鉴。关键词：梁启超;新民;公德;现代国家引言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政论家和思想启蒙家。其思想具有“流质善变”的特征，这与当时中国复杂艰难的国势密切相关。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是在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列强殖民侵略与西方文明强势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后对中国国民文化内部心理结构的文化层面的反思，其中新民思想也就是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思想振聋发聩，对于当时国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强大的心理冲击。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关于国民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学理与思想启蒙。一、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理论基础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形成具有中学、西学、东学的思想理论基础，但主要是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社会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伯伦知理国家主义和卢梭人民主权论等思想。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培养理想人格，重视对于人性本真的教育引导，这种对于完美人格的追求对于儒学功底扎实的梁启超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影响深远。经严复介绍的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也是梁启超新民思想形成的重要渊源。严复通过翻译斯宾塞著作《群学肆言》认为，“一群一国之成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梁启超由此指出，“凡群者皆一之积也，所以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1]在其《新民议》一文中梁启超讲到：“天演物竞之理，民族之不适应于时势者，则不能自存。”[2] 此外，梁启超早期新民思想的发展也吸收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思想。他认为，传统中国的国民是“部民”“臣民”，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只知依附不知权利自主，所以需要变“臣民”为具有个人意识和自由思想的“国民”。面对近代列强肆虐，国势不振的凌乱局面，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思想和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对于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发展也是影响巨大。

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形成与演变

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也是中华民主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他的思想观点、政治理念和社会主义观点对于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一、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的形成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的形成受到了三个方面的影响：家庭、学校和社会。首先，梁启超的家庭是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家庭，他的父亲梁秉钧是一位著名的进步官员和教育家，将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告诉了儿子梁启超，为其日后的政治思想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其次，梁启超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通过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和思想观点。最后，他的家人也有很多政治参与者，这也促进了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形成。其次，梁启超在学校读书时，接受了新教育思想的影响，这使他爱国、积极进取，并且有一种民主思想和国际主义的观念。同时，他还通过阅读有关政治和哲学的著作，并且组织了政治、文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交流和研讨会，这都有助于他逐渐形成和完善自己的政治思想。最后，梁启超在社会上的参与和切身感受，也让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他曾经亲眼目睹了中国被列强侵占的状况，更是在义和团运动中作为爱国青年奋力一搏，积极参与了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然后逐渐认为，只有通过推进现代化、科学技术、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和创新，才能让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二、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的演变随着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的逐渐成熟和完善，他的思想观点也发生了变化，逐渐演变为开明、进步、社会主义的思想。

一开始，梁启超的政治思想比较单纯，认为只要有民主和改良就能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但是，在经过一系列的社会实践和文化探索的过程中，他逐渐明白了推进文化复兴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因此，他提出了“中西结合”的理念，也就是中西文化要互相借鉴、促进、发扬，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在此基础上，梁启超进一步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他认为社会主义是推进民族独立和人民福祉的重要途径，也是让中国处于强盛的位置的必经之路。他在《社会主义与人性》、《中国国情与社会主义》等著作中哲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价值、特点和发展方向，并且催生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鼻祖。三、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的意义和价值作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对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和中国向现代化、富强的道路上的进一步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首先，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阶段性，在其思想演变中，可以看到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的反复和发展，也体现了对于民主、自由、现代化等诉求的持续追求，对于丰富和提升中国思想文化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次，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对于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及加强国家和人民的集体意识、建设和发展共同体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最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还波及到了人类的全球化进程。其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感和国际主义观念，使其不断呼吁各个国家之间互相尊重、理解和合作，更能为我们当今社会的争取和平发展、共享全球治理、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提出有价值的思考和建议。总之，梁启超忠诚于中国福利事业，提出了许多棋比十八蒲的问题，并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贡献：现代化，国际化，进步，要在文化人性，道德和学识领域内推动现代性的全面展开，并注重完善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和全球话语权的构建，作出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贡献。

略论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革命思想之转变

略论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革命思想之转变内容摘要：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代表性人物，在护国运动时期一改以往改良风格，反而主张暴力革命，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思想转变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主要从梁启超“流质易变”的本性、改良派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强烈爱国心的驱使和客观的历史环境选择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关键词：梁启超革命思想改良派护国运动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大多数人只看到他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却忽视甚至抹杀他对护国运动的贡献。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其思想多变，尤其是在革命思想上，时而高唱暴力革命，时而主张和平改良，时而坚持君主立宪，时而赞成民主共和，似乎不可捉摸。但是我们只要联系当时社会的实际，应该明白这些都是鉴于不同历史环境、不同政治形势的一种应激反应，是进步的、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梁启超一向主张和平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他还认为“毁灭一个业已建成的共和国恰恰同革命者推翻君主政体是同样性质的行动，不管是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他只拥护进步，而革命始终阻碍进步” [1]。但是在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之时，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革命”这种极端的方式，发动了护国运动，其内在的原因值得我们进行探讨。本文从梁启超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革命思想转变的原因这两个方面进行浅析。一、时代背景劳累。虽然辛亥革命冲垮了旧的统治秩序，但袁世凯却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独裁势力取代了清朝的封建势力，从这个角度来讲，辛亥革命失败了。然而，袁世凯窃取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是在“拥护”共和的面纱之下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复辟帝制。但是，当时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都没有看清楚他的真实面目，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试图在袁世凯的领导下，利用政党，组织责任内阁，以此来实现其政治抱负。但是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袁世凯上台以后，开始积极准备复辟帝制。1915年春、夏之间，袁世凯在军事上作了一系列的布置，通过裁撤各省都督改设将军，将北洋军分派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同时将与他有矛盾的重要将领夺去实权，任以闲职，如任命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实为空衔；任命蔡锷为昭威将军，使之闲居北京并时刻对其进行监视。同时，他对最不放心的川、滇、黔以及战略要地湖南、湖北等省也做了专门的部署。他专门派何国华为云南宣慰特使；派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这两个北洋官僚都是高级特务，负有监视所在地各将军行动的秘密使命。在外交上又得

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源流及历史贡献

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源流及历史贡献梁启超是一位中国近现代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化人。作为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思想深邃、广泛而尖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思想。下面将从梁启超生平经历、社会主义思想源流及历史贡献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第一部分：梁启超生平经历梁启超是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的重要人物。他于1873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进入潮州石龙书院、上海南洋公学和日本东京大学等多所著名学府深造。1894年回国后便开始在清廷中任职，但由于他对此时的满清政治体制不满，便积极参与了戊戌变法运动，并出版了《新民丛报》等杂志，向人们介绍先进的文化思想。此后，他又积极推进中国的近代化改革，并在新政中担任过内阁总理、国会议员等重要职位。1943年，梁启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逝世。第二部分：社会主义思想源流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他的学术背景和思想形成时期。他曾在日本学习过宗教哲学和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爱国主义、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思潮对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他还曾同社会主义运动领袖李大钊等人有过交往，这也对他日后的思想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商业资本主义的批判。梁启超认为，商业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对社会制度的一次重大挑战。在他看来，商业资本主义的利益主张与社会大众的利益不同，因此，对其进行监管是很有必要的。二是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梁启超认为，封建主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罪恶，阻碍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他主张打破封建制度，推行先进文化，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铺平道路。三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呼吁。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该思想可以有效地对抗资本主义剥削，保护贫苦大众的利益。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在著作《与恩格斯读熟悉生的发展史》中提到的“合作社”这一观念。梁启超认为，通过合作社可以有效地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公平。第三部分：历史贡献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及其近代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体来讲，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了历史贡献：一是为中国近代化的推进提供了理论支持。梁启超对封建主义、商业资本主义的批判为中国近代化的推进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支持，殖民地侵略、民族危机与经济落后可以从社会改革入手，转化中国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推进科学进步和文化发展。

梁启超的思想与贡献

梁启超的思想与贡献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化名流，生于19世纪末的中国时代，与时代同步，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是一个兼具思想深邃与务实的学者，他的思想主张以新学学派为基础，既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融合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并被誉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一、梁启超的思想 1. “封建既死，则孔孟其肝胆。” 梁启超认为孔子与孟子都是中国文化的优秀篇章，但他同时认为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需要摒弃孔孟思想中的某些非现代化的因素，比如等级观念与个人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冲突等。而且，在他看来孔孟之道应该被重新审视和研究，因为在这种全新文化格局下，它的局限性和重要性都在逐渐显现。 2. “吾日三省吾身” 梁启超崇尚“自由思想”，提倡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反省自己的错误，以便更好的改正错误、提高自己的人格。他在其《新民说》中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检验法，以此教育人们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提高，使自己更加成熟，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3. “古今中外，孔子与耶稣最为人类所共尊” 梁启超认为孔子和耶稣是两位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代表，二者不谋而合，在道德思想和人性价值上，二人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强调爱、善、道德等多个方面，并对其强调“近人情”、“和平”，在为人处世和道德价值观方面对人类文明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二、梁启超的贡献

1. 德先生与学掌门作为一个教育家和思想家，梁启超非常关注青年的成长和教育。他足迹遍及全国，担任了不少学校的重要教职，如北京大学、南洋大学等。他在教育行业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倡“德先生、学掌门”教育理念，这套教育理念主张把德育和知识传授并重起来，将校园培养的学子作为德行优秀、知识丰富、具备个性特点的优秀人才和领袖。 2. 提出“改革创新”的口号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改革家，他曾在1903年在《民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强调要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改革。在往后的许多年里，梁启超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社会改革中重要的一员。他提出了“改革创新”的口号，强调要在尊重传统和增强新思想的基础上推动改革。这一口号的意义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 3. 发起“新文化运动” 梁启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他当时向文化传统迎头痛击，花费大量的精力研究和翻译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等学科、流派，主张尊重个人自由，批判封建传统及儒家思想的过度“规矩”。他成为了激进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真正的启蒙者，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总之，梁启超是具有深刻影响力的重要人物，他在中国近代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以其深厚的思想和实干精神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梁启超的优秀品质和贡献受到人们的认可、敬重与崇拜，他的思想与生平中的许多观求和行动至今仍在成为世界各国人士遵循的宝贵向导。

梁启超的舆论引导思想研究

梁启超的舆论引导思想研究摘要：梁启超对舆论及其相关问题的阐述和他的办报实践说明梁启超舆论观的核心是舆论引导思想。引导舆论的重要性和如何引导舆论是梁启超舆论引导思想的主要内容。关键词：梁启超；舆论观；舆论引导思想梁启超的办报生涯长达27年，被誉为”舆论之骄子”。研究梁启超的舆论观，笔者发现舆论引导思想是梁启超舆论观的核心内容。一.梁启超的舆论引导思想（一）梁启超对舆论引导思想的阐述纵观梁启超对舆论的相关阐述，可以将梁启超的舆论观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舆论的内涵，即”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二是舆论的重要性。”凡欲为国民有所尽力者，苟反抗于舆论，必不足以成事。”三是引导舆论，这是梁启超思考和着墨最多的部分。梁启超的舆论引导思想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为什么引导舆论和如何引导舆论。之所以要引导舆论是因为”舆论之所在，未必为公益之所在。”有积极的舆论也有消极的舆论。消极的舆论”往往破坏秩序，横生枝节，以贻目前或他日之忧。如是则舆论不为国家之福而反为病”。[1]而积极的舆论对于实现中国的富强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梁启超提出了”健全舆论”的思想，亦即引导积极的舆论。如何引导积极的舆论？梁启超在《叙例》中提出了”五本”。一

曰”常识”，凭借常识才可引导积极的舆论。二曰”真诚”，即舆论形成过程中，多数人”非威劫势胁以结集者也，而各凭其良知之所信者而发表之。必多数人诚见其如是，诚欲其如是，然后舆论乃生。”[2]三曰”直道”。”国之所以贵乎有舆论者，谓其能为国家求多福而捍御其患也。”四曰”公心”。”凡人类之智德，非能完全者也。虽甚美，其中必有恶者存；虽甚恶，其中必有美者存。故必无辟于其所好恶，然后天下之真是非乃可见。”[3]五曰”节制”。消极的舆论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引导舆论要节制。梁启超明确指出，”以上五者，实为健全舆论所不可缺之要素，故命之曰本。”[4] 此外，积极舆论的引导还要依靠报纸杂志和舆论领袖。”夫舆论之所自出，虽不一途，而报馆则其造之机关之最有力者也。”而报馆要引导舆论”当具八德”。一为忠告：报馆应当对于举动不当的政府或是国民加以”规正”；二为向导：报馆要担当起引导国民的重任；三为浸润：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引导舆论；四为强聒：报馆要反复传播自己的观点；五为见大：报馆报道新闻要有大局意识；六为主一：报馆报道新闻的宗旨要一以贯之；七为旁通：报馆要广泛收集各种资料，给民众丰富的信息；八为下逮：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报道。其次，”豪杰”也是积极舆论的引导者。梁启超提出在破坏时代，豪杰”当为舆论之敌”；在过渡时代，豪杰”当为舆论之母”；在成立时代，豪杰”当为舆论之仆”。而在袁世凯上台之初，由于时

梁启超新闻思想的转变及其原因探析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梁启超新闻思想的转变及其原因探析学院名称文学与艺术学院专业名称广播电视新闻学学生姓名学号指导教师二〇一三年六月

梁启超新闻思想的转变及其原因探析摘要：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从个人来说，梁启超经手办的报刊为数最多。从1895年他参加《中外纪闻》的办报工作开始，至1922年《改造》停刊为止，他的办报活动前后长达27年。对梁启超27年的办报生涯，新闻学界一般以戊戌政变为界，将他的新闻活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而他的新闻思想也相应地以此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新闻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而后期的新闻思想则集中体现于他的《敬告我同业诸君》、《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和《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中。梁启超新闻思想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于他政治思想的改变。作为报人的梁启超先生身上所体现出的爱国情怀、士人风骨以及职业追求的精神值得当代新闻工作者永远铭记与效仿。关键词：梁启超；新闻思想；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

Shift of News Ideology of Liang Qichao and Its Causes Abstract：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journalism, Liang hosted the largest number of newspapers from individuals. From 1895 when he participated in work of a newspaper named “Chinese an d Foreign N ews”until 1922 when "Reform" ceased publication, his newspaper activities lasted for 27 years. Liang Qichao newspaper career lasted for 27 years and his news activities wer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by news academia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Wu Xu coup, and his news thoughts are correspondingly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Early news ideas embodied in his "On Newspaper Office is benefit for National Affairs," and late news ideas are embodied in his " Caution to people of the same occupation ", "100th Congratulatory Speech of Qing Yi and The Newspaper Office’s responsibility and experience "and" On Liberty • Three Weapons Spreading of Civilization ". Liang’s news ideology shifted because of changes in his political mind. Mr. Liang Qichao, as a journalist, whose spirits are worthy of bearing in mind and following of contemporary journalists, such as patriotic feelings, spirit of intellectual and professional pursuit. Keywords: Liang Qichao; News Ideology; Chinese and Foreign News; Current Affairs ; Qing Yi; Xinmin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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