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经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突出挑战

2016年中国经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

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突出挑战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传统动力弱化，新的动力尚在孕育之中。由于传统部门比重较大，成长较快的新兴部门支撑力总体不足，还不能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债务真实负担加重，企业投资意愿不强，加上严重过剩产能清理还没有实质性启动，经济增速仍未阶段性触底，企业效益过快下滑、债务风险显露和隐性失业显性化等风险依然突出。

今年来，我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更加明显，新旧动力转换和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面对错综复杂局面，党中央、国务院保持战略定力，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加大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的政策力度，经济增长总体平稳，结构调整取得一定进展，经济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创新活力不断迸发，全年经济增速有望接近7%。

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重大转折性变化

近两年，经济运行中的转型分化特征更趋明显，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转折性变化，对于判断经济运行趋势具有中长期意义，值得密切关注。

（一）产业分化的阶段特征凸显

不同产业发展分化态势明显，新旧动力转换加快，但新兴部门尚不足以对冲传统部门的下降。一是服务业第一大产业地位确立，工业和农业占比持续下降。2015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占比为51.41%，而第二产业占比降至40.55%。内部分化特征也很突出，二产当中重化工业部门比重降幅较大，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最大贡献则来自金融业。二是传统和新兴产业效益分化。与消费结构升级密切相关的制造业、社会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效益都比较稳定。比如，通信设备制造业1—10月的收入和利润分别累积同比增长14.7%和24.3%。信息服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增长也比较快。同期，煤炭、铁矿石、油气开采、建材、钢铁、有色等六大行业利润总额累积同比下降43.2%，比去年同期减少近4000亿元，拖累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约9个百分点。三是同行业竞争愈发激烈，产业组织正在深度重构。特别是在传统行业中，随着我国主要工业产品需求临近或达到峰值，产能新增步伐明显放缓，行业竞争格局进入存量调整阶段，兼并重组案例层出不穷，2015年三季度上市公司共发生企业兼并重组交易795单，环比增长28.43%。

（二）一些重大转折性变化集中出现或得到确认

2015年，城镇住宅和主要工业产品的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劳动力供给高峰已过被进一步确认，这对于判断中国经济转型再平衡进程，展望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住宅行业重要指标均出现历史峰值。我国城镇户均住房在2013年超过1套，住宅新竣工面积2013年出现峰值，住宅施工面积在2015年前11月出现负增长。尽管今年住宅需求回暖，但销售规模也很难超过2013年。二是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或需求临近历史峰值。其中，钢铁消费2000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2015年1—11月份，水泥产量累计同比下降5.1%，水泥年度总产量也将出现199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发电量累计同比仅增长0.1%，全年基本为零增长状态，为1978年以来增速最低的年份，1998年为2.8%，2009

年为6.3%。千人汽车保有量超过110辆，汽车发展进入相对低增长期。三是劳动力供给峰值确认。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下降，2012—2014年期间年均降幅超过300万人。而更宽口径劳动力指标15—64岁年龄段人口也在2013年达到10.06亿的高点，2014年继续下降200万。即便综合考虑劳动参与率指标，2015年我国劳动人口峰值也被确认。

（三）要素空间聚集形态正在发生较大调整

伴随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和城市群协同程度的提升，人才、资金和技术等要素在空间上的聚集形态加速调整，中国经济版图的重塑步伐逐步加快。一是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态势出现明显分化。部分转型较早或较快的地区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对人才和资金的吸引力加强，经济增长保持较好势头，经济增长质量也相对较高。例如广东和浙江前三季度保持8%左右的增长，财政收入增幅均超过16%。转型迟滞和严重依赖资源与重化工业的地区经济增速下滑明显，产业升级步伐缓慢，地方财政困难，隐性失业问题较为突出，例如辽宁和山西的经济增速不足3%，财政收入分别下降27.4%和11.4%。二是互联网、高铁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加快了产业重构步伐。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突破了地域限制，高速公路和高铁网络则为各地深化产业分工合作、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提供了便利。三是创新区域进一步集聚。创新要素向能够提供优质市场环境和公共服务的区域加速聚集，区域间创新能力的差异已经显著超过人均收入差距。四是城市群从孤岛型向网络型演化，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内部及周边地区资源优化再配置，有利于各个城市提升专业化水平，最终实现协同发展。

（四）去杠杆未实质启动并伴随明显的杠杆转移

2015年，受金融深化步伐加快、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社会债务占GDP比重继续上升，杠杆总水平持续增加。不过，各方面加杠杆幅度并不一致，而且杠杆转移和接力的特征较为明显。一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意愿较弱。2015年10月，受制于现金流状况恶化和外部融资条件收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减至56.8%。而国企资产负债率不降反升，主要是维系现有产能被动举债所致。二是政府和居民部门加杠杆步伐较快。2015年前10月，消费类贷款增幅超过22%，超过同期企业部门贷款增速约10个百分点，2015年全年家庭负债占GDP比重预计上升至39%左右，较去年增加约3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总的债务占GDP比重则接近60%。在企业盈利没有实质性好转之前，杠杆从企业部门向政府和居民部门转移的趋势还将继续。三是金融体系内杠杆“接力”特征明显。在全社会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背景下，2013年以来受逐利动机驱动杠杆资金先后涌入影子银行、股市和债市。尤其是2015年上半年，两融等杠杆资金入市推动股价快速上涨，并形成了自我反馈放大机制，为股市后续大幅调整留下隐患。股市7月大幅震荡之后，避险动机驱动大量资金进入债市，并出现了所谓的“资产荒”。为了追求较高回报，不少投资机构提高了杠杆倍数，债券市场也出现了一定泡沫迹象。

（五）国内外经济互动反馈不断增强

过去我国是国际经济波动和政策变化的被动接受者，而现在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关联和互动效应明显增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表现会通过贸易、金融、预期等渠道对国际市场产生巨大影响。比如，今年6月底和7月初的股市波动，以及8月份的汇率形成机制调整，都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造成了较大冲击。当前，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中国已在相当程度上对全球经济发挥了“稳定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