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伦理的澄清与辩思：韦伯、儒家与基督新教

东亚经济伦理的澄清和辩思：韦伯、儒家和基督新教

叶仁昌

前言

五十年代的东亚，就如同其它亚非拉丁美洲社会一样，是属于未开发世界，国民所得低微，产业落后、缺乏竞争力。但三十年后，至少在经济层面，已挤身进步国家之林。即使历经金融风暴和若干不景气循环，东亚社会在全球体系中，无论就经贸分工、成长率以及国家竞争力而言，都已立基于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和成长，除了归因于若干政策与经济要素外，是否有一些文化上的解释？

对此，「儒家伦理」是盛极一时的答案。迄今，甚至被许多不加深思的人们视为既定结论、或是进行其它研讨之先的已知前提。然而，此一答案却是建立在对韦伯（M. Weber）宗教社会学的误解、以及其它一连串失之偏颇的论述上。本文的主旨即在揭露其中的谬误，并进而肯定韦伯对儒家与经济之间的若干论点。

一、韦伯论题的厘清

经常，用以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儒家伦理之说，被声称是得自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书的延伸应用。暂且不谈此一延伸应用是否得当，溯源而论，韦伯之作掀起了学界从马克思（K. Marx）的唯物史观转向一个重大焦点，即在精神层次的思想信念与经济行为两者之间，其互动关系究竟为何？韦伯一方面希望人们「理解观念是如何成为历史上的有效力量」[1]，但同时则拒绝成为一个文化决定论者[2]。

然而，对于许多亚洲学者而言，更有兴趣的，则是其对于非西方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与解释力？对此，韦伯曾经提出一个钜大精采却充满争议性的问题，即在漫长的古老中国历史里，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modern capitalism）？他并且断言，原因之一是儒家伦理侵蚀吞噬了其萌芽与发展的可能性。当然，必须说明的是，韦伯并未认为儒家是阻碍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唯一因素，甚至也没有说它是最重要的关键因素[3]。但无论如何，韦伯上述的断言正确吗？

遗憾的是，在若干人士的论争中，对于问题的焦点根本未能予以厘清。韦伯的提问所针对者，仅仅是西方的近代资本主义，而非更为广义的经济发展、或是所谓的商业资本主义（mercantilism or commercial capitalism）──即一种只是单纯地将私人获得的资本用之于经济交换中以赚取利润的类型。

韦伯完全承认儒家有功利主义的一面以及对财富的肯定；他也发现中国人从商的精明以及商业活动的热络。他甚至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营利欲」和「对于财富高度的乃至全面性的推崇」[4]。但令人惊讶的是，在这种无休无止的、强烈的经济盘算与非常令人慨叹的极端的「物质主义」下，中国并没有在经济的层面上产生那种伟大的、有条理的营业观念──具有理性的本质，并且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5]。

因为，近代资本主义更是一种「精神气质」。两者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它不是为了享乐或个人利益而赚钱，而是将赚钱当作是伦理上的责任或天职[6]。韦伯说，「有一些人让黄金欲成为不受控制的欲望，并全身心去顺从它。……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只要有可能，就必有置任何伦理道德于不顾的残酷的获利行为。」[7]但近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则「更多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8]。它一方面谴责对财富的贪欲和唯利是图的道德盲目，另一方面，却又将追求利润和致富看作是敬虔诚实者的信仰考验和结果。

据此，即使论者证明了东亚经济奇迹得力于儒家伦理，也不能说是推翻了韦伯之论。因为，韦伯所断言的，是儒家缺乏一种将赚钱当作是「伦理上责任」的信念，而非儒家无法产

生任何追求利润的动机和致富的效果；是儒家不利于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而非广义的经济发展。韦伯一再力言，仅仅是商业活动的昌盛，未必可等同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他特别强调近代资本主义的「理性化」特质──它运用理性化的生产技术、展现理性化的组织纪律、结合理性化的法律与行政机关，以及理性化的牟利行为和经济生活[9]。试问，这确是东亚经济的真实面貌吗？当然不是。即以台湾为例，数十年的威权统治，完全不是理性化的法律与行政机关[10]；企业又兼以浓厚的家族主义，严重欠缺科层体制的理性纪律，岂可名之为韦伯所谓的「近代资本主义」[11]？

进一步地，对于传统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还有一些学者根本批评韦伯是一种负面式的提问（negative question），并也因而造成了某种误导[12]。因为，他是从西方的历史经验来提问──为什么中国没有类似西方那样的发展？而既然问题是从负面来看的，于是在面对繁复而纷杂的历史现象时，便会倾向于找寻「负面的」、「不利的」条件；「相对的忽略了一些同时存在于儒家思想中可能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或因素」[13]。

此一批评其实似是而非。因为，提问的逻辑未必就是提问者的思维逻辑。尽管提问的逻辑是单向、偏狭，甚或带有陷阱的，但对于一个成熟练达、学养丰富的提问者，其在回答时的思维逻辑，却可以是多面向而丰富的，并超越了其中的陷阱。同样地，吾人不应该认为，韦伯已经僵硬地被自己的负面式提问所局限甚或决定了。明显地，韦伯并不是只专注于挑剔出儒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他其实是企图就传统中国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作出全面性的考察。提问只是迈向解答的一个工具或手段。提问的方式并不能就决定了解答的内容。

二、儒家的内在超越

既然韦伯的提问不致构成问题，那么他的解答──即儒家伦理不利于近代资本主义的论断，又是否正确呢？最普遍而且广被接受的质疑，是从理论与思辩的层次上着手的，认为韦伯错误地断言儒家在个人与世界之间缺乏紧张性，因而低估了其自传统与因袭中解放、并发展出经济理性主义的力量。

原本，按照韦伯的看法，儒家是不必「入」世的（innerworldly），因为他们本来就在「此世」（this worldly）。儒家并没有另一个形上世界，无从发生一种由「彼世」入世的过程。韦伯因此断言，儒家是一种「对世界采取无条件肯定与适应的伦理」[14]。他强有力地说道，儒教……是个理性的伦理，它将与此一世界的紧张性降至绝对的最低点。……儒教徒单单渴望一种从野蛮的无教养状态下超脱出来的「救赎」。

他期望着此世的福、禄、寿与死后的声名不朽，来作为美德的报偿。……他们没有超越尘世寄托的伦理，没有介于超俗世上帝所托使命与尘世肉体间的紧张性，没有追求死后天堂的取向，也没有恶根性的观念。……以此，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同样会断然拒绝去不断地背负「原罪」的重担。……通常它都被代之以习俗的、封建的、或审美结构的各种名称，诸如：「没教养」，或者「没品格」。当然，罪过是存在的，不过在伦理的领域里，它指的是对传统权威，对父母，对祖先，以及对官职层级结构里上司的冒犯[15]。

相反地，清教徒却有一个彼世，并与此世之间存在着「一种钜大的、激烈的紧张对立」[16]。清教徒一方面被要求「活在此世」（in the world）而非出世；另一方面，则被要求不能「属世」（of the world）。后者意谓着完全缺乏超越意识，只是努力于认同及结合于现世既存的结构、道德与价值体系。前者则抱持着彼世的道德与价值理念来生活于现世。

对于儒家来说，现世并非没有罪恶。然而，现世的罪恶并无需求助于彼世来解决。罪只是没有教养或没有品格而已！克服它只需要道德教育。韦伯相信，这导致了儒家只是「适应这个世界及其秩序与习俗」，它「从来不曾出现过任何……从一位高举伦理要求的超俗世上帝所发出的先知预言」[17]。儒家所努力者，只是认同及结合现存世界的政治暨社会结构与意理，从而缺乏一种强而有力的批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