籀文时代问题研究综述

籀文時代問題研究綜述
00920101李芸鑫
籀文一詞指的是《史籀篇》中的文字。

對於《史籀篇》的作者及其時代，從漢代至清代的記載都承《漢書·藝文志》西周宣王太史之說。

而自民國以來，隨著新思潮的興起與出土文字的大量發現，有一批學者提出新說，也有一批學者堅持舊說，目前仍無定論。

一．汉代至清代的相關記述
《史籀篇》最早的著錄見於《漢書·藝文志》六藝略的小學類：‚《史籀》十五篇。

‛自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

‛1小學類序中又言：‚《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

《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曆》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
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複頗異，所謂秦篆者也。

‛2許慎《說文解字敘》：‚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

”3‚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

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

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也。

‛4道明作者名籀，且小篆是在《史籀》大篆的基礎上‚或頗省改‛而成的。

《隋書·經籍志》經部小學類不著錄《史籀篇》。

小學類序：‚然自蒼頡訖于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

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

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

四曰隸書。

程邈所作。

五曰草書，漢初作。

‛5‚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

‛6以後的目錄皆不著錄《史籀篇》，說明在唐以前此書已亡失。

應劭《漢書注》、魏收《魏書·江式傳》、張懷瓘《書斷》、封演《聞見記》、郭忠恕《漢簡》皆作‚太史史籀‛，即以其人姓史名籀。

宋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于‚《史籀》十五篇‛條下言：“《説文叙》曰：‘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

’艾軒林氏曰：‘大篆出於史籀，戰國以來俱用之。

許氏微得其舊體。

’唐玄度曰：‘秦焚詩書，惟《易》與《史篇》得全。

王莽之亂，此篇亡失。

建武中獲九篇。

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説，所不通者十有二三。

晉世此篇廢，今畧傳字體而已。

’（今按：《説文》引王育説。

）翟氏曰：史籀變倉頡之法，作大篆，摠天下字，一以会意。

書法之壊自籀始。

衛恒曰：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

元帝善史書。

（應劭曰：史籀所作大篆。

）安帝年十嵗，好學史書。

《漢官儀》：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嵗爲尚書郎。

歐陽公指石鼔爲籀書，以前乎籀書則古文科斗也。

（嚴延年善史書，奏成於手中。

貢禹亦言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爲右職。

王尊傳司隶，遣假佐蘇林，謂取内郡善史書佐給諸府。

志云：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則外之，郡國内之諸府皆有史書吏，以備剡奏也。

）7是沿襲應劭之說，謂《漢書》中的“史書”為籀書。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于‚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一句下注：“大史，官名。

籀，人名也。

省言之曰史籀。

《漢藝文志》云：‘史籀十五篇。

’自注：‘周宣
1《漢書》卷三十<藝文志>，中華書局，1962，1719頁。

2同上，1721頁。

3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五，中華書局，1963，314頁。

4同上，315頁。

5《隋書》卷三十二，中華書局，1973，946頁。

6同上，946-9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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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史作大篆十五篇。

’又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

然則其姓不詳。

記傳中凡史官多言‘史某’，而應劭、張懷瓘、顔師古及封演《聞見記》、郭忠恕《汗簡》引《說文》皆作‘大史史籀’，或疑大史而史姓，恐未足據。

大篆十五篇亦曰《史籀篇》，亦曰《史篇》。

王莽傳征天下史篇文字，孟康云：‘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

’此古文二字當易爲大篆。

大篆與倉頡古文或异，見于許書十四篇中者備矣。

凡云籀文作某者是也。

‘或’之云者，不必盡异也。

蓋多不改古文者矣。

籀文字數不可知。

‘《尉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此籀字訓讀書，與宣王大史籀非可牽合。

或因之謂籀文有九千字，誤矣。

大篆之名，上別乎古文，下別乎小篆而爲言。

曰史篇者，以官名之；曰籀篇、籀文者，以人名之。

而張懷瓘《書斷》乃分大篆及籀文爲二體，尤爲非是。

又謂籀文亦名《史書》，尤非。

凡《漢書·元帝紀》《王尊傳》《嚴延年傳》《西域傳》之馮嫽，《後漢書·皇后紀》之和熹鄧皇后、順烈梁皇后，或云‘善史書’，或云‘能史書’，皆謂便習隸書，適于時用，猶今人之工楷書耳。

而自應仲遠注《漢》，已云‘史書，周宣王大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殊爲繆解。

許稱《史篇者》三。

奭下云：‘此燕召公名，《史篇》名醜。

’匋下云：‘《史篇》讀與缶同。

’姚下云：‘《史篇》以爲姚。

’易知《史篇》不徒載篆形，亦有說解。

班《志》云：‘建武時亡六篇。

’唐玄度云：‘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

’許蓋取王育說與？”1段玉裁的主要觀點有：記傳中凡史官多言‘史某’，或疑大史而史姓，恐未足據；許慎‚與古文或異‛之‚或‛字，說明小篆與籀文‚不必盡異也‛，‚蓋多不改古文者矣‛；又提出‚諷籀書九千字‛的‚籀‛字訓讀書，不謂籀文有九千字。

段玉裁還駁斥了‚籀文亦名《史書》‛的觀點。

此外，據《說文》中許慎三次提到《史篇》的情況，可知其不光載篆形，也有說解。

總之，從漢代至清代，學者對於《史籀篇》的時代並無異議，爭論只在史籀其人之姓名，其書之字數、別名等方面。

二．民國以來
晚清吳大澂、陳介淇為《說文古籀補》作序時，都提到籀文中有一些字年代較晚，與西周金文不類。

甲骨文發現後，羅振玉比較了殷周古文字材料與《說文解字》所收的古、籀文，提出：“大篆者蓋因商周文字之舊，小篆者又因大篆之舊，非大篆軔於史籀，小篆軔於相斯也。

”2打破了史籀創造籀文之說。

其後遂有王國維、唐蘭等學者提出新說，也有一批學者堅持舊說。

有調和兩派的說法，但大體上學者們的觀點是分為兩派的。

1.戰國文字說
最早明確提出戰國文字說的是王國維先生，著作有《史籀篇疏證》《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

他在《史籀篇疏證序》中，提出“二疑三斷”。

疑者之一，“籀”訓讀，“太史籀書”乃周世成語，以首句名篇，非周宣王太史之名。

疑者之二，關於《史籀篇》的時代：“《史篇》文字就其見於許書者觀之，固有與殷周間古文同者，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複，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

推其體勢，實上承石鼓文，下起秦刻石，與篆文極近。

”3又言戰國時秦文字（大良造鞅銅量、大良造鞅戟、新郪虎符、詛楚文）多同篆文，認為：“篆文固多出於籀文，則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謂之用篆文可也，謂之用籀文亦可也。

則《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間西土之文字也。

……然則《史籀》一書，殆出宗周文勝之後，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而不行於東方諸國，故齊魯間文字，
1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十五卷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757頁。

2羅振玉：《增訂殷墟書契考釋》（《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冊二，文華出版公司），卷中，78-79頁上，總頁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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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體勢與之殊異，諸儒著書口說亦未有及之者，惟秦人作字書，乃獨取其文字，用其體例，是《史篇》獨行於秦之一證。

若謂其字頗或同於殷周古文，當為古書，則篆文之同於殷周古文者亦多矣，且秦處宗周故地，其文字自當多仍周舊，未可因此遽定為宗周時之書。

”1“三斷”者，其一，籀文非書體之名，乃取當時通行字體編纂而成，贊同羅振玉之說。

其二，《史篇》字數無九千字，張懷瓘《書斷》之說乃誤讀《說文敘》。

其三，關於《史篇》文體，段玉裁所舉三事不足證其有說解，《史篇》體例當如《倉頡》諸篇，或為四字一句。

其後，王國維又撰《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進一步明確戰國時東西文字之差異：“故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其源皆出於殷周古文。

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猶有豐鎬之遺，故籀文與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較東方文字為近。

”2針對王國維的《說文》古文乃東方六國文字之說，錢玄同、容庚提出異議，懷疑壁中古文是偽書。

王國維因又作書答覆，進一步明確自己所言“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乃專指戰國而言，不得以春秋金文來印證，以及運用出土文字比較時需注意區分器物性質。

總之，王國維認為《史籀篇》乃春秋戰國見秦人所作之書，籀文僅流行於秦地而不行於東方諸國。

王先謙《漢書補注》引周壽昌說，周推測史籀乃《漢書·古今人表》之“史留”，然史留的時代與周宣王不符，故王先謙補充道：“周說近之，而表次時代稍後。

”3孫海波《說文籀文古文考》亦言：“余嘗考《漢書人表》有史留，其時代當於六國之際，因疑《史籀》即史留所作，乃六國時人所纂之字書，後人因以名其書，其文字乃糅雜商周六國諸體為之。

”4並且運用統計法，將《說文》籀文之同於甲骨、金石、陶璽文字者，一一排比出來，結果在三十八個字中“合於商周文者十之六，合於六國者十之四”，於是得出結論：“此可證明《史籀篇》為六國文字興起以後之字書無疑。

”5但何以因“合於六國者十之四”可證《史籀篇》為六國文字興起以後之字書，似乎並沒有具體說明。

唐蘭先生也主張“史籀”及“史留”，且認為“周宣王”應作“周元王”。

他說：“其實<古今人表>把史留放在春秋戰國之際，正是《史籀篇》的準確時代，我疑心<藝文志>注裏面的周宣王應該是周元王，元跟宣音近而誤，後來凡說宣王，都受這個誤字的影響，只改正這一個字，那末，史留就是史籀，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了。

”6此說固然高妙，但若說“宣”字乃“元”字之誤，亦無確證，只是猜測而已。

唐蘭先生還提出，籀文形體繁複，與西周厲宣期文字不一樣，而與春秋到戰國初期的銅器文字很接近，秦公簋、石鼓文也屬這一系。

蔣善國先生在《漢字形體學》中將籀文的形體特點說得更為明確：“籀文的特點是形體繁疊（據《說文》所載籀文看），跟石鼓文相近，但石鼓文的字體絕不是宣王時候的字體。

如虢季子白盤是宣王十二年作器，裏面沒有什麽繁疊的字體，……據這點看，在周宣王的時候，漢字還沒有發展到籀文的繁疊形式，這種繁疊形式，大約非到了春秋、戰國間不能出現。

”7蒋先生認為，“《說文》所收的古文是戰國末年秦始皇三十四年禁《詩》、《書》以前民間通用的文字，籀文是春秋、戰國間教學童的字書，結構大致相同，只是籀文比古文有些繁疊罷了。

可是如把籀文的繁疊部分去掉，不就跟古文一樣了嗎？”8他認為古、籀時代大致相同，籀文比古文稍早，“可是不論怎樣早，也不能超過春秋、戰國間”9，二者的差別只是繁簡的不同。

但是，蔣先生在書中只舉了少數幾個例子，還不能斷定這是普遍的規律。

且漢字形體
1同上，254-255頁。

2王國維：《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306頁。

3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二十<古今人表>補注，台灣：藝文印書館，282頁。

4孫海波：《說文籀文古文考》，《文哲月刊》1936-37,1（8），58-78頁。

5同上。

6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34-135頁。

7蔣善國：《漢字形體學》，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117頁。

8同上，118-1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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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變的大趨勢是由繁到簡，何以繁複的籀文必須到了春秋、戰國才能出現，理由並不充足。

唐蘭、蔣善國先生都同意戰國說，但沒有講籀文單通行於秦地，相對於王氏來說比較謹慎。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中也認為古文與籀文不能完全隔緣，列舉了部分六國文字與籀文相合的情況，認為籀文並非秦國專用的文字，提出籀文乃是西周延及戰國各種文字的混合體。

潘玉坤《<史籀篇>年代考》一文通過字形的考查，證明籀文與戰國文字關係更密切，但修正了王氏之說，推測“《史籀篇》是由春秋戰國之際東周王室的史官編成的，作為‘欽定’貴族子弟教科書，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規範當時文字的作用”1。

鑒於籀文里有一部分與秦文字相合，也有一部分與東土文字相合，而東周王室居於二者之間，作者提出《史籀篇》是東周王室史官編纂的字書，是一種調和的說法。

總之，主張籀文為戰國文字的學者，理由主要是籀文的形體與篆文及春秋戰國銅器文字相近，由此前提產生《史籀篇》作者可能是戰國的“史留”等推論。

至於籀文是否單行於秦國、史籀是否人名，看法並不一致。

2.堅持舊說者
王國維先生懷疑史籀非人名，乃漢人誤解首句。

此說引起了一些爭辯。

高亨《史籀篇作者考》一文中就認為，古人作書每提及作者官職姓名，班、許通儒，當不至於盲從臆測。

主張史籀為周宣幽時人。

他說：“蓋班許並以籀為周宣王太史，其人名、官名、時代，章明鑿塙如此。

班本良史，許亦通儒，必非盲從臆測，竊疑其言即本於《史籀篇》也。

古人作書，間或纂其名與其官於其書內，此種風習，西周宣幽之世實嘗有之。

……則籀作《史籀篇》殆曾將其名與官纂入文內，如：“寺人孟子作為此詩”之例，故後人名其書曰“史籀篇”，班、許因曰太史籀所作也。

”2此種猜測雖無確證，但也指出王國維懷疑漢人誤解之說不可靠。

高亨先生進一步推測史籀乃《漢書·古今人表》中的“內史掫子”，也就是《詩經·小雅·十月之交》“棸子內史，蹶維趣馬”的棸子。

籀、掫、棸音近可通假，而內史官職與太史相近，故高亨先生推論太史籀與內史掫子可能為一人，歷仕宣、幽兩朝，由太史轉任內史，《漢書·古今人表》所載乃後任之官職。

高亨先生在《文字學形義概論》一書中重申此觀點，同時又認為，《史籀篇》作者雖為西周太史，但書成不久西周即被滅，故地為秦國所有，因此籀文字體不行於西周，反行於春秋戰國之秦國。

潘重規先生也認為，王氏憑“古者讀書皆史事”及“古籀讀二字同音同義”，遂假定《史籀篇》首句為“太史籀書”，又以自己假設之前提斷言漢人不審，“乃以史籀為著此書之人，其官為太史，其生當宣王之世”3，其說不能成立。

“即姑如王氏之言，以‘太史籀書’為《史籀篇》之首句，亦難斷指為漢人誤認作者之確證。

蓋王氏所謂漢人，即校讎著錄之劉班諸氏，王氏謂《倉頡篇》首當為‘倉頡作書’，而劉班諸氏既為誤認為倉頡所作，則亦不至誤認太史籀書為太史籀所作之書，更不致毫無根據，貿然指史籀為周宣王之太史。

”4又據《漢書·藝文志》體例，如不知作者名氏時代，當闕或出疑似之詞，不至纔觀首句便作孟浪之談。

裘錫圭先生也堅持舊說，認為王、唐二家之說缺乏充足的根據。

理由是，首先，“籀文的字形並非全部具有繁複的特點，有些籀文比後來的小篆更為簡單”5，而“至於那些比較繁複的字，其構造往往跟商代和西周文字相合”6，即使“籀文里有些很像是在較晚的時候
1潘玉坤：《<史籀篇>年代考》，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3月，82-85頁。

2高亨：《史籀篇作者考》，《文哲月刊》1935-36，1（4），87-91頁。

3以上引文並見《史籀篇疏證序》，《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253頁。

4潘重規：《史籀篇非周宣王太史所作辯》，潘重規：《中國文字學》附錄三，台灣：東大圖書公司，1997,205-231頁。

5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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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加繁的字，其實也有相當古老的淵源”1。

裘先生說：“有些籀文的字形在較早的古文字資料里尚未發現。

但是我們目前掌握的古文字資料很有限，不能因為在現有的較早資料里看不到這些字，就斷定它們在當時還不存在。

所以我們認為把籀文的時代推遲是缺乏充分根據的。

與其相信近人史籀不是人名、史籀就是史留等揣測之說，還不如相信去古未遠的漢代人的舊說。

”2裘先生還指出，《史籀篇》的字形在由西周到東漢的傳寫過程中，會受到較晚的寫法的一些影響，發生訛誤。

同時，秦國文字比較保守是公認的，那麼西周的籀文與秦國文字多相合也是自然的事。

裘先生又舉出春秋戰國時代秦以外國家的文字里有些寫法較特殊的字形跟籀文相合，這也說明《史籀篇》非秦人所作的專用於秦地的字書。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博物館所藏的鼎的銘文中有“史留”，唐蘭先生認為就是史籀，說：“鼎銘中的‘史留’就是‘史籀’，他是周宣王時太史，鼎的時代應定為厲宣。

”3此時唐先生的看法有了變化。

劉啓益等將銘文中“十又九年四月既望辛卯”定為周厲王十九年。

陳佩芬認為：“史留任職於厲王之世，經共和而至宣王初世，其間任期有三十多年，則史留在厲世為史，至宣世為太史而有升遷。

”4
林素清先生《<說文>古籀文重探》一文中對王國維的觀點進行了修正，同意王氏戰國時古籀分用、籀文與秦文接近的觀點，但認為《漢書·藝文志》之說不能輕易推翻。

理由主要是：籀文字形上較為繁疊，經字形比較，與西周文字更為接近，與《漢書·藝文志》所載相符；由鼎銘可知厲宣時確有史留其人；“那麼，在未能見到足以證明史籀絕非人名的堅強證據前，‘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之說，是不能輕易推翻的。

”5
總之，主張堅持舊說的學者的主要理由乃是針對新說，提出漢人去古未遠、比較可信；西周有“內史掫子”“棸子”和“史留”，可能是《史籀篇》作者；從形體上，籀文與西周文字聯繫密切；最後，出於審慎的態度，如無確鑿證據，不能輕易推翻舊說。

三．評述
根據上文所述，兩派觀點的不同，主要在於籀文的形體到底是與西周文字還是與戰國文字、小篆關係更密切。

至於《史籀篇》的作者、體例等問題，都是在此基礎上作出的推測。

比如“史留”，按《漢書·古今人表》放在戰國之際，而斷代在西周的鼎銘亦有“史留”，文獻又有“內史掫子”“棸子內史”，古人名字相近者故多，據此不足以確定《史籀篇》時代。

根據目前所有的材料，關鍵還在於《說文》所載的二百多個籀文。

但是，這些籀文只占《史籀篇》文字的小部分，即使將這部分籀文的形體特點認識清楚，也不足以斷定《史籀篇》的年代。

若果真如王國維先生所說，“《史籀》十五篇，文成數千，而《說文》僅出二百二十餘字，其不出者必與篆文同者也”6，則其餘的大部分文字是與篆文相同的，那麼即使這二百二十餘字與西周文字更接近，整個《史籀篇》文字卻更可能是戰國文字了。

因此，在沒有其他資料的情況下，我們只能研究《說文》所載的二百二十多字，就這部分籀文的形體特點做一個判斷。

兩派學者之所以在籀文的形體上作出相反的論斷，主要是因為籀文的過渡性比較強，一方面繼承了西周文字的特點，一方面又有接近戰國文字和小篆的地方。

籀文與秦國文字相合之處較多，但秦國文字本來就繼承西周文字，比較保守，據此既可以說籀文與西周文字接近，
1同上，50頁。

2同上，50頁。

3劉啓益：《伯父盨銘與厲王在位年數》，《文物》1979-11,16-20頁，引文見19頁。

4陳佩芬：《繁卣、鼎及梁其鍾銘文詮譯》，《上海博物館集刊》建館三十周年特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5-25頁，引文見19頁。

5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兼論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語言文字編·文字卷》，中華書局，2009,209-251頁。

引文見240-2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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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說與戰國文字接近，其實都可以說通。

文字的發展本來就是漸進的過程，必然與前後的文字都有承繼關係。

王國維先生就說：“若謂其字頗或同於殷周古文，當為古書，則篆文之同於殷周古文者亦多矣，且秦處宗周故地，其文字自當多仍周舊，未可因此遽定為宗周時之書。

”1所以，問題不在於形體的繁簡程度，也不在於字形與西周文字或戰國文字相合的比例大小，而在於籀文的形體在文字演變的過程中，是否顯示了筆勢或構形上發生轉變的一些關鍵特徵。

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分析籀文的形體特徵：
第一，表音的程度。

唐蘭先生在《古文字學導論》中早已提出，古文字發展的過程中，由表意為主發展到表音為主，存在一個形聲字大量增加的階段。

因此，我們可以運用“六書”理論，考察籀文中形聲字的發展趨勢，分別與西周文字和小篆作比較。

第二，構形系統的嚴密程度。

根據王寧先生《漢字構形學講座》中的理論，漢字構形系統的嚴密化，從東周開始。

構形的嚴密程度可從如下幾個角度觀察：首先，形位數量與總字數的比例，比例越低，形位的組構能量越大、構形系統越嚴密；其次，構形模式越單純，構形系統越嚴密，甲骨文有十種構型模式，小篆則基本只有四種；第三，層次結構的比例越高，系統越嚴密，平面結構越多越不嚴密；第四，異寫字與異構字的比例越小，越規整，構形越嚴密。

2通過這幾個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籀文構形系統處於哪一階段。

王大慶《<說文>中的籀文探析》一文將籀文和小篆字形做了比較，結論是小篆與籀文中的大部分字屬於異構字關係，異寫字只占小部分。

3
第三，筆勢的特點。

蔣善國先生在《漢字形體學》一書中認為，漢字的變革主要是筆勢的變革而非結構的變革，除了草書和簡體字兩種結構的大變之外，大體上漢字的結構變化是很小的。

“例如從殷到春秋末年，形聲字日在增長，時時刻刻都在演變著，可是漢字的筆勢卻大致不發生變化，就是一個例證。

”4據此，可以比較籀文的筆勢與春秋文字及戰國文字的關係。

總之，在縱向上，將籀文與西周文字、春秋戰國文字、小篆分別進行比較；在橫向上，就每個字從構形、筆勢兩大方面來進行分析，最後統計出形聲字的比例、形位數量、構形模式的數量、層次結構與平面結構字的比例，將其與各階段文字比較，來確定《說文》中所載籀文的形體特徵。

即使未必能因此斷定籀文的時代，至少能夠更全面地認識籀文特點及其與各種古文字的關係。

1同上，255頁。

2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97頁。

3王大慶：《<說文>中的籀文探析》，新疆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