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油画50年的本土化历程

本土化的历程——中国油画50周年回顾（彭彤）

如果从明代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携天主、圣母像来华算起，西方油画传入中国已经有四百年历史了。这四百年也就是作为西方艺术一个重要门类的优化逐渐本土化、并最终融入中国文化的过程。从康、乾年间郎世宁、王致诚等欧洲人在宫内传授油画技法，到清末关作霖、关乔昌等人在广州开设画店，从鸦片战争后维新变法运动中知识分子出洋学画，到辛亥革命后上海艺专、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后改为北京艺专）等许多正规美术院校的相继成立，从二三十年代中国油画的初步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油画家们的抗日救亡，中国油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本土化的步履缓慢而坚定。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油画才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本土化过程才真正开始加速。50年过后的今天，虽然中国油画还存在某些不足，但毫无疑问的是，油画这种纯粹西方的艺术形式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文化，完成了其本土化的历程。这一过程究竟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呢？下面我们将在回顾中国50年油画历程中来寻找答案。

作为西方一种重要艺术门类，油画在他各种构成因素上都渗透了西方文化的精神。但是在油画进入中国后，本土化趋势却发生在它所有的构成因素上。随着中国画家对西方式油画的逐渐熟悉，他们开始在美学诸内容和艺术技法等各个层面进行本土化尝试，用这种西方的艺术形式描绘中国的风土人情，表达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在题材上，中国油画取材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遭遇和现实状况。在审美情感上，它表达着属于中国人的生命观念和美学理想。在画面构成的视觉形象方面，汉字形象、龙凤图案和国画意象等中国文化的符号也在源源不断的进入油画。甚至在最具稳定性的艺术技法方面，从明暗造型到勾线平涂，从立体透视到“散点透视”，本土化的尝试不断地深入发展。在中国油画发展的各个阶段，上述油画构成因素的本土化尝试都在进行着。只不过50年间，各个时期的侧重有所不同，并在社会变革、政治历史的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不同的本土化阶段。

一、政治本土化：1949-1976年的中国油画

如前所述，西洋油画在中国的本土化从他进入中国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徐悲鸿、刘海粟和林风眠等开创了西洋油画本土化的一个阶段。但无论从油画所表达的中国精神说，这都还处于一个相对较弱时期。新中国建立才使得这一本土化历程进入一个新境界。

1949年至1976年这近30年是中国有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从本土化的角度看，这个时期的中国油画表现为“政治本土化特征”。虽然在绘画技法上，油画及们试图实现中国传统勾线平涂与西方明暗造型方法的对接，在表现内容上，也试图实现表现题材的多样性和风格的多元化，但总的看来，中国油画在这一阶段的本土化主要是以政治上的本土化为标志的。所谓“政治本土化”，是指以政治为中心再从艺术表现技巧的方面进行的本土化。他在西方古典写实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影响下，以歌颂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为主题，以革命先烈、领导人形象、革命战争和历史场景等政治性内容为题材，并结合油画技法等方面的本土化，形成了独具中国“民族气派”的油画样式。在“政治本土化”中形成的中国油画从风格上说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前苏联优化影响下形成的、以揭示苦难和罪恶为主题的油画作品，如《刘胡兰》、《刘少奇与安源矿工》等；另一种影响更大的类型是以“红.光.亮”、“高.大.全”为特征的“红色经典”。应该说，后者更是中国油画“政治本土化”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文艺政策上，美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继续被当做“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美术家们高举“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旗，开始了建设中国现代美术的光辉历程。值得注意的是，从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国油画就一直努力发展油画的“中国气派”。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的

指导下，一向强调“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文艺战线上，这表现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方针的提出。所谓“洋为中用”的实质就是要求进行油画在中国的“本土化”。从这一时期著名的美术家的创作实绩来看，虽然也存在着一些比较大的毛病，但总的来说应该承认是有相当成就的。邵大箴在评价五六十年代我国油画艺术时说：“50-60年代我国油画艺术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在探索油画艺术如何具有民族气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许多艺术家的试验和探索没有停留在形式技巧，而是深入到内容和审美情感的层次，努力使自己的创作在精神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同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无疑是相当有见地的评论。

在中国油画的“政治本土化”历程中，许多油画家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建国初期，产生了一大批“政治本土化”特征鲜明的油画作品。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胡一川的《开镣》、罗工柳的《地道战》、吴作人的《齐白石像》、《三门峡》、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夜渡黄河》和冯法祀的《刘胡兰》等。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中国油画的“政治本土化”出现了新的高潮。此期间产生的优秀作品有董希文的《春到西藏》、《红军不怕远征难》、王式廓的《转战陕北》、《血衣》、罗工柳的《毛主席在井冈山》、黎冰鸿的《南昌起义》、高虹的《决战前夕》、林岗的《狱中斗争》、侯一民的《刘少奇与安源矿工》、闻立鹏的《国际歌》、靳尚谊的《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钟涵的《延河边上》、孙滋溪的《天安门前》等。就“政治本土化”特色而言，上述画家中，影响最广、成就最大的画家就是董希文、罗工柳、王式廓、侯一民等。

在中国油画的“政治本土化”阶段中，董希文的作品最具有典型的“中国气派”。他的油画《开国大典》可被视为中国油画“政治本土化”的经典作品。这幅油画构思宏伟、场面开阔，色彩富丽堂皇。它取材于国家政治生活和历史变革的关键性事件，刻画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英雄群像，变现了青春中国的朝气蓬勃和如锦前程。天安门广场上胜利的红旗光彩夺目、欢庆的人群万众欢腾；城楼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神情庄重、容光焕发。占画面面积近一半的广阔蓝天明亮而悠远，衬托出天安门城楼上硕大的大红灯笼和硕大的擎天立柱。在绘画技巧方面，董希文将西方油画的明暗造型和空间透视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勾线平涂完美的结合起来，画风细腻而精致，色泽典雅而庄重，充分显示了中国油画的审美情趣。在近5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部“红色经典”有力的规范了其后“政治本土化”油画的范型，极为经典的展示了中国现代油画的民族气派。此外，董希文的《红红军不怕远征难》受前苏联油画的影响，以大面积的普兰为基调，画面色彩低沉，象征革命斗争的艰难和困苦，同时，又以橘红色火光为视点，强烈的明暗对比之下，象征希望之火在困难形势下的暂时蛰伏。这是董希文非常满意的作品，也是中国油画“政治本土化”过程中独具特色的作品。

王式廓的代表作是《参军》、《转战陕北》和《血衣油画稿》。《参军》描绘普通的革命群众形象，画风质朴而随意。《转战陕北》作于1972年，以平实的绘画语言勾勒出广袤群山，并以此衬托出毛泽东主席的开阔胸襟和伟人风范。

罗工柳也是50至70年代中国油画“政治本土化”过正中有影响的画家。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参加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创建工作，1953年出任过该院绘画系主任。1955-1958年他还被选送到前苏联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油画三年。50年代他的代表作有《地道战》和《整风报告》等。60年代后，他的代表作品是《毛主席在井冈山上》和《前赴后继》等。其中《地道战》取材于极富戏剧性和动作性的瞬间，着力表现其抗日军民的机智和勇敢。《毛主席在井冈山上》是一幅值得深入体味的作品。在这幅著名油画作品中，罗工柳表现着政治化的主题，而在绘画语言上，又极力探索油画与中国传统绘画技法进行对接的可能性，并最终成功创造出了“本土化”色彩极为浓烈的油画作品。人物形象的大面积色块平涂和线条的大胆运用，作为画面背景的山体大量采用国画的点染笔法，所有这些，都是这幅画呈现出强烈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