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缘情

“诗缘情”综述
先秦、两汉时期，“诗言志”理论占主导地位。

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提出了“诗缘情”理论，“诗缘情而绮靡”说是在他的《文赋》中提出的。

明代学者胡应麟曾评：“《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六朝之诗所自出也，汉以前无有也”，陆机这一诗说的影响力和开创性于此可略见一斑。

其理论打破了“诗言志”这一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高度概括、总结了建安、西晋以后诗歌向抒情化、形式美方向发展的艺术规律。

“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具有深厚的美学意义和崭新的审美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本文分别从此理论内容的阐述与评论，此理论的研究概括以及其研究趋势三个方面来对诗缘情理论进行总结和综述。

一、陆机“诗缘情”理论的内容的阐述与评论。

“诗缘情”一语出自陆机的《文赋》，即“诗缘情而绮靡”。

“诗缘情”说的提出，实最早源于《毛诗·大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详尽的叙述论证则见于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辩》。

在此以前《文赋》涉及“诗缘情而绮靡”一语者，多论“绮靡”二字。

魏晋之际，封建思想支柱的儒家思想丧失了其统治地位，人们动摇了对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信仰，崇信以老庄思想为标志的玄学思想。

伴随着思想的大解放，文学也走向了自由，即从儒家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不是再“发乎情，止乎礼义”，开始大胆地率性而为，任其自然，文学创作主题由宣扬政治教化变
为抒写个人喜怒哀乐之情，文学观念也产生了深刻变化，即从“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化，要求自由抒发创作主体的感情。

自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缘情说”一直备受人们关注。

又因为“缘情说”与诗论开山之祖“言志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遂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不仅古人对这一问题存有争议，现代学者也论之颇多，观点亦有分歧，简言之，大致有二。

一是：“缘情”与“言志”不同。

“缘情说”意味着中国诗歌由“言志”走向“缘情”，具有划时代意义。

如朱自清语：“即如诗是言志的，陆机却说‘诗缘情而绮靡’，‘言志’其实就是载道，与‘缘情’大不相同。

陆机实在是用了新的尺度。

”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张少康先生、刘大杰先生等。

二是：缘情”与“言志”并无本质的区别。

持这一观点的有徐公持先生、毕万沈先生等。

其实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与“诗言志”说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一个继承发展的关系。

“诗缘情”虽没有和“止乎礼义”相提并论，但陆机主要是从诗歌的文体特点而言，强调了诗歌的个体抒情性和文体审美性，纠正了汉儒过分强调诗歌教化作用的偏向，它并不具有反对“礼义”的内涵，这与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庸儒术，非礼不动”是一致的。

因此，“缘情”说是“言志”说的延伸和发展，它们既相异又相通。

二、近代学者对“诗缘情”理论的研究过程的概括总结
“诗缘情”这一传统诗学理论范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端和奠定基础之时，并没有获得不同凡响的
青睐。

直至1944年出版的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对“诗缘情”仅作了寥寥数语的说明。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的<诗言志辨》，在对“诗言志”作详细的辨析时，涉及了“诗缘情”，他说：“可是‘缘情’的五言诗发达了，‘言志’以外迫切需要一个新标目。

于是陆机<文赋》第一
次铸成‘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

‘缘情’这词组将‘吟咏情性’一语简单化、普遍化，并隐括了《韩诗》的话，扼要指明了当时五言诗的趋向。

”朱自清显然认为“言志”与“缘情”是两个不同的文学理论范畴，“可见，‘言志’跟‘缘情’到底两样，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朱自清先生这番深得“缘情”说之精髓的经典阐释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0世纪50—70年代中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多次政治运动发生。

学术领域受到强烈的冲击，一度呈现停滞不前的凋零、萧条的趋势。

作为中国传统诗学两大理论范畴之一的“诗缘情”的研究进入长达20年之久的沉睡冬眠的状态。

“诗缘情”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应该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

第一位以“诗缘情”为题著书立说的是裴家麟(笔名裴斐)。

他的《诗缘情辨》，从书名上看，显然受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一书的启示。

20世纪后20年还有一批“中国美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审美文化史”、“中国诗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论”等著作，如敏泽《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周来祥《中国美学主潮》、李泽厚和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王运熙和顾易生《中
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中国诗学体系论》、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詹福瑞l：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李铎《：中国古代文论教程》、蔡镇楚《中国文学批评史》、鲁文忠<中国美学之旅》、陈炎主编<中国审美文化史》、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中国文学理论史》、蒋凡、郁源《中国古代文论教程》等或多或少涉及了“诗缘情”说的分析。

三、“诗缘情”理论的研究趋势。

追踪近百年对“诗缘情”的阐释，我们认为，今后“诗缘情”的研究必须置于中国传统诗学体系的链条上去作动态性、复合性的审视，从多方面去分析它的深刻内涵，从而使其闪耀出应有的理论的色泽。

第一，“言志”与“缘情”的再认识。

言志与缘情，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两个理论范畴，都是对诗歌的本质特点的经典概括。

它们二者既相区别又有联系，并非泾渭分明。

“诗言志”这个对诗歌本质特征的概括，表明了诗不仅要表达诗人的思想、志向和怀抱，而且要抒发诗人的情感。

因此，“诗言志”中的“志”包含着理性与情感的因素，即“诗言志”说，最初“志”是含情的。

可是后来儒家学派片面夸大“志”的理性内涵，把“志”看成是体现封建伦理道德的理性概念。

虽然《诗大序》指出诗是“吟咏情性”、“发乎情”，但又说“止乎礼义”，“情”是受“礼义”束缚的，把“情”统一在儒家的“志”之中。

至魏晋南北朝，随
着儒家思想禁锢的解体，道家、玄学思想的活跃，促使人的个性获得解放，人们对儒家政教为中心的文艺思想产生了动摇，再加上以言情为内容的诗歌创作充分发展，人们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不断深入，所以陆机首次确立了“诗缘情”，充分肯定了诗歌的抒情化发展方向，突破了儒家思想的羁绊，把先秦对诗的情感的认识凸现出来。

第二，从历史发展视角切入透视“诗缘情”。

从演进的视角分析，从陆机《文赋》开始直至明清，都可以看出“诗缘情”在各个时代的美学魅力：重视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的“缘情”说，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生成与发展，至唐宋的“根情”、“情景”论，又延伸至明代如李贽“童心”说、公安派的“独抒性灵”、谢榛的“情景论”、汤显祖的重情论，至袁枚“性灵”说，一直到晚清的龚自珍“尊情”、王韬“述情”论等，强调表现情感的理论主张，都可以视为中国诗论史上“诗缘情”的一股生生不息的诗学浪潮。

可以说，“缘情”说开拓于陆机，发展于齐梁，延伸到唐宋突出审美情景的情景论，一直到明清的种种言情说，都是力求将“情”从体现封建礼教思想的“志”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表明诗歌的艺术特征在于：表现个人喜怒哀乐的感情。

第三，从哲学思想的视角分析缘情说的产生。

作为一种代表着时代潮流的诗学理论，缘情说的产生，应该有其深厚的哲学根基。

魏晋之际，作为封建思想支柱的儒家思想丧失了其统治地位，人们动摇了对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信仰，崇信以老庄思想为标志
的玄学思想。

伴随着思想的大解放，文学也自由了，即从儒家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无需再“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大胆地率性而为，任其自然，文学创作主题由宣扬政治教化变为抒写个人喜怒哀乐之情，文学观念也产生了深刻变化，即从“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化，突破了儒家政教的束缚，要求自由抒发创作主体的感情。

所以，“诗缘情”的提出，应该有深厚的玄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