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文化性

翻译的文化性

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决定了翻译离不开文化。中西文化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如传统习俗，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方面。比如中西文化差异的一个著名例子就是所谓中国人比较保守，性格内向；西方人善于交际，性格外向。这种保守和开放的民族性格逐渐造成中西方的语言文字在表达方式上的许多差异，比如西方人讲话显得直率而有攻击性，而中国人在表达上曲折，委婉，谦虚。例如在写信方式上的不同，英文信一般开门见山地说明写信的目的：I am writing to let you know that …; 但汉语信函常常有很多客套话,到信末才委婉的说道:有一件小事相求,不知您能不能……。这种表达的差异就是文化的差异造成的，所以在翻译也应注意到说话方式，文化意象翻译等方面的不同，也就是翻译的文化性。

例如：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译文一：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

译文二：穷得像叫花子∕一贫如洗

在中国信奉基督教的人比较少，对教堂的了解也不多，如果把“church mouse”直接翻译成“教堂里的老鼠”就不能让读者明白其中的意思，而译成“叫花子”才是中国人了解的意向，使读者明白其表达的穷的程度。

翻译的社会性

翻译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活动，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变而不断发展，丰富。翻译活动是人类各民族、各文化交流的一种主要方式，翻译活动时刻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介入和制约，所以翻译具有社会性。例如《红楼梦》第二十四回中的一段：

“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 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幺爱三四五'了”史湘云也毫不示弱，反唇相讥道：“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时时刻刻你可听`爱'`厄'去.阿弥陀佛,那才现在我眼里”

杨宪益译文：

Naturally I’ll never come up to you this life time, I’ll just pray that you marry a husband who talk like me, so that you hear nothing but “love” the whole day long. Amida Buddha! May I live to see that day!

霍克斯译文：

I shall never be a match for as long as I live. Xiang-yun said to Dai-yu with a disarming smile, “All I can say is that I hope you marry a lisping husband, who that you have “it hee-with”“it hee-with” in your every minute of the day. Ah holy name! I can see that blessed day already before my eyes.”

原文反映黛玉和史湘云之间的斗嘴，整段话俏皮活泼。杨宪益先生事先有对“爱”和“二”作过标注，对这一段的翻译偏向于中规中矩。而霍克斯的译文用了一些咬舌音，较好地反映了原文的谐音特点与当时社会的说话方式，二者的翻译都是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