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 城市类型学笔记 (4)

社会学古典理论三大奠基人：韦伯（侧重从主观意图、个人行动去探讨对社会的理解）、马克思、涂尔干（功能主义）。

“非正当性的支配”

韦伯认为“即使是那些（所谓的）自由共同体，也就是已经完全排除君主的权力，或者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的权力，而由其成员在政治上自行建构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也必须有专门为此一团体致力工作的人，亦即有以政治为主业的职业政治家，并且也必设置出其得以专著的机构，更遑论其他种类的团体。因为“所谓这种共同体是自由的，意思不是说这种团体可以免于武力强权的支配；这里自由之意，是说由传统来正当化为一切权威之不二来源的君主权力，已经看不到了。

第一章城市的概念与类型

1：城市的经济本质，市场聚落

城市是个密集的“聚落”，而不仅仅是个一些分散的住居的集合体。

社会学：城市是个巨大的住居密集的聚落（聚落里各家户紧密相接）；由于过于巨大，以致缺乏在城市外的邻人团体里居民皆相互认识的特色。

经济观点：城市是一个其居民主要是依赖工业及商业，而非农业为生的聚落。

君侯城市

城市永远是个“市场聚落”。

2：消费城市，生产城市

君侯城市

消费城市：在这些城市里，各种类型大消费者的存在（尽管其收入来源各异），对当地工业生产者及伤人的营利机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生产城市：在这些城市，人口及其购买力的增加取决于建于当地（提供城外所需物资）的工厂、制造厂或家内工业。

伤人城市：在这种城市里，大消费者的购买力来自下列几种收益：

1）：转运外地产品至当地市场零售；

2）：转运当地产品（或至少是当地生产者所获得的商品）至外地销售；

3）：转运外地产品至另一地区销售。

3：城市与农业的关系

这样的城市是个市场中心及典型市区工业的所在地。然而在这样的城市里，却又许多市民生产粮食以供自己消费，甚至供应市场所需。

大商人拥有农耕地的现象更为普遍。

然而，这些个别的市民在城外的产业及其领土权，原则上并非城市本身经济政策所要考虑的对象。

4：经济发展阶段之一的“城市经济”

作为工业与贸易担纲者之城市，与作为粮食供应者之农村间的关系，构成“城市经济”之复杂现象的一面。

对农产品的依赖、非农业所得与农业生产的比重以及市场的存在不能完全说明“城市”。除了住屋聚集在一起外，城市与村落的区别也并不仅仅在于城市为一个“经济团体”。因为村落也可以有这些。

经济统制团体也不只是城市的特质，村落也有。

“城市经济政策”里大多数的措施是基于下述事实：在往日的运输条件下，大多数的内陆城市都必须依赖其邻近周边地区的农业资源；周边地区自然也是城市里大多数手工业的市场；最后，在这种地区性的自然交易里，城市也是周边地区的市场，特别是粮食的市场。（但不是普遍的一个阶段）

城市中交换与生产关系的统制所代表的形态，恰与庄宅经济下从属各单位间活动的组织化形成强烈的对比。

5：政治——行政的城市概念

城市在某个程度上也仍然还是个拥有自律权的团体，一个“共同体”，有其特殊的政治与行政制度。

政治——行政概念下城市的决定性要素：过去的城市，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要塞和镇戌。

6：要塞与镇戌

城市既非唯一亦非最古老的要塞。村落也会筑起城堡。（易北河及奥德河流域，变成四周封闭的村落）

7：要塞与市场合一的城市

8：西方城市的“共同体”性格与“市民”身份资格，东方城市此两概念之阙如

并非所有经济性意义的“城市”，或是所有其居民曾拥有政治——行政意义下一种也别身份的要塞，在历史上都曾经形成一个“共同体”。

要发展成一个城市共同体：（1）防御设施，（2）市场，（3）自己的法庭以及至少部分的自己的法律，（4）团体的性格及与此相关的（5）至少得有部分的自律性与自主性，这点包括官方的行政，在其任命下，市民得以某种形式参与市政。

在中国、埃及、近东与印度，城市经常都是大政治团体的官府所在地；另一方面，亚洲的城市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有一套特殊的、适用于市民的实体法或诉讼法，也没有由市民自律性任命的法庭。

第二章西方的城市

1：土地法与人的法律地位

西方中古时期的城市：

市场聚落、工商业所在地、同时也是个要塞；

适用于城市住宅的法律，在某些方面与适用于农村土地的法律大不相同。（城市里的地产，原则上永远可以自由转让、继承、不受封建义务所束缚，或者只需要支付固定数额的贡租，至于农民的土地则永远都受到多重权力关系的束缚，这种权力关系可能来自村落共同体，也可能来自庄园，或两者兼具。）

城市之兴起都是基于外来人群之汇集，而且由于当时下层阶级的卫生状况极差，此一聚落的持续只有依赖农村人口的不断流入。这样的城市自然包含有最为复杂化的社会成分。

在西洋上古时期，西方城市就已经是个可以透过货币经济的营利手段、从隶属身份上升至自由身份的场所。

2：兄弟盟约之城邦的出现

在西方，像这样的城市共同体组织拥有并能控制其财产。

城市聚落拥有“公共用地”的情况也可能存在于其他地区。

导致地中海城市与亚洲诸城市截然有别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亚洲城市居民深受巫术及泛灵论的种姓与氏族的限制，以及随之而来的禁忌和束缚（使城市居民绝无可能融为一个城市市民团体——一个奠基于宗教与法律之平等权利、通婚权、同桌共食权及面对其他非市民成员时之凝聚力的团体），至于地中海城市的自由市民则免于这些限制。

上述现象在西洋上古时期也有，但是早在古城邦时期已经消失。（城市是一个贵族氏族的联合？）

中世纪南欧的猪城市并没有任何宗教性排外的痕迹。

在中古欧洲，特别是中欧与北欧的城市，一时性的排外势力从一开始就较缓和，而氏族则很快即市区其作为城市之构成要素的重要性。

3：东方妨碍兄弟盟约城市出现的因素：禁忌与氏族制其他的巫术性制约；兄弟盟约的前提——巫术性制约的崩解

4：氏族对古代与中古城市的意义

世界上所有城市的一个共通要素厥为：城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个异乡者得聚落。

城市移住者通常维持着部落认同，彼此之间互不通婚，如果不是这样，至少他们也还保持着原先乡里团体与氏族团体的成员身份。（中国的城市居民通常都还是他们祖籍所在乡里团体的成员）

在雅典，只有出身于拥有一个祭祀中心的氏族的成员，才能出人“正当的”官职。

根据罗马的传说，有许多城市是因当地土著与外来部落群居而形成的；并以祭典的方式来巩固这种兄弟行的结合，从而形成一个宗教性的共同体。

5：西方誓约共同体的兄弟盟约，其法律与政治的结果

西方中古的城市是个誓约的“自治体”，在法律上具有“法人团体”的地位。

城市首次呈现出法人团体的特征，是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1272-1307）。

新兴城市的市民团体最初皆被政治权利——城市君主，视为被动的，由城市地主组成的赋役团体，这些地主担负有特别的义务，也享有特权：市场独占权、强制互市权、工商业的特权与禁制权、参加城市法庭以及服兵役与赋税的特殊待遇。城市的法庭也是个国王的法庭，要不就是个领主的法庭。

所谓“全体市民”一名词很快遍及各地——最初是他律性与他治性的，被编入其他政治的或者庄园领主的团体之中。不过，这种情况并没能维持很久。

从一开始，市民的特权地位也是他在面对外来第三者时个人的一种权利。这可说是古代和中古城市皆有的一种以“人”为法律考量重点的结果。（P73）这种法律观点下，团体的成员——基于其身份资格——被认为拥有一种“主观的”权利，即使是服属于一个共通的“客观的”法律，这种权力仍应被列入考量。

拜尔（Beyerle)指出市民这种地位的另一个来源可以追溯到日耳曼司法制度的残余，尤其是“司法集会人团体”（Dinggenosse)的概念。作为此一团体的积极成员，市民以一个自主性法庭的判决发现人的身份，自己创造出一种本身必须服从的客观性的法律。

韦伯认为西方中古城市发展为一市民团体有两个因素十分关键，即：第一，当市民恪于经济利益而不得不向机构化的团体转变时，并没有收到当时普遍存在的巫术性或宗教性制约的阻挠；其次，城市之上的大政治团体，则缺乏一个理性化的行政机构来贯彻并照顾其利益。这些条件只要有一项不存在，那么，就算城市居民具有最强烈的、共同的经济利害关系，所能达到的顶多也不过是一时性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