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企业框架下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_一个文献综述_陈勇兵

异质企业框架下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
一个文献综述
陈勇兵赵羊汪婷
摘要：探寻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是国际贸易学科的核心问题。

本文基于异质企业框架，对现有理论和经验文献进行归纳与梳理，全面细致地总结了企业进口投入品、企业间和企业内的资源再配置以及降低价格成本加成这三个方面所带来的福利效应，并试图从已有相关文献中发现不足并发掘未来的研究方向。

对这个问题的总结有利于厘清贸易自由化福利效应的来源渠道且为福利增进型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微观基础。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进口种类；资源再配置；成本加成
DOI:10.13510/ki.jit.2016.03.003
引言
探寻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是国际贸易学科古老且核心的问题。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将产业作为研究单位，强调产业间的资源再配置，指出贸易的福利效应源自分工与交换；新贸易理论则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产品差异化探讨产业内贸易，归纳出贸易的福利效应源于规模经济和消费者偏好多样性；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将分析视角进一步细化到微观企业层面，指出企业生产率收益即为异质企业框架下的福利效应。

随着微观数据的可获得性不断增强以及建模技术的日臻完善，对贸易自由化福利效应问题的探索已不再是国际贸易学科神秘的“黑匣子”。

异质企业框架下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主要源自三个方面：第一，整体而言，进口的投入品质量更优，加之进口国企业对中间品种类的偏爱，企业能通过进口中间品以提升其生产率（River-Batiz and Romer，1990）；第二，国外企业在最终产品市场上的竞争会导致本国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高效率企业得以扩张其市场份额，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会促进整个行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此外，多产品企业内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通过企业内的资源再配置同样会影响企业福利水平；第三，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573278）、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四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基础性研究课题（14108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203239）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培育”项目（2015YS1002）的资助，特此致谢。

陈勇兵：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430073电子信箱：yongbingchen@；赵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汪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制定福利增进型的贸易政策提供了微观基础。

鉴于此，本文基于异质企业框架对现有关于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的理论和经验文献进行归纳与梳理，全面细致地总结了企业进口投入品、企业间和企业内的资源再配置以及降低价格成本加成这三个方面的福利效应，并试图从中发掘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进口投入品的福利效应
探究贸易所带来的福利效应，大多文献从消费者角度证实进口更多差异化的产品是消费者福利提升的重要源泉①。

然而，贸易自由化同样可为企业带来更多差异化的中间投入品。

Halpern et al.（2005）假设进口投入品丰富了企业中间投入品的种类且可能具备更高质量水平，从而影响企业福利水平。

Kasaharaand Lapham（2013）构建了包含进出口的动态贸易模型，假定企业进口面临随机的进口固定成本，进口可通过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影响企业生产率。

Gibson and Graciano（2011）则采用静态非随机的竞争模型，基于一般均衡框架的小国情形，假定企业内生选择进口中间品，根据进口所带来的收益与进口固定成本的高低决定是否进口，进口中间品作为一种新技术的采纳，通过技术升级机制提高企业效率。

上述文献为我们理解进口投入品对企业福利内涵的促进机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遗憾的是，基于进口中间品的更多种类和更高质量机制阐述福利效应忽略了企业内部进口产品转换行为。

企业通过增加或减少进口品种类以实现最优的“精瘦”产品组合。

Dan et al.（2013）拓展了Halpern et al.（2009）的模型，假定企业内生地选择进口品组合，只有当新的进口品的产能水平高于零利润产能水平门槛时，企业才会进行产品转换，企业进口产品转换行为可增加企业福利水平，且生产率高的企业获益更大。

进一步，当面临进口冲击时，企业会减少产品转换行为，进口产品转换所带来的收益也会随之减少。

大量经验文献讨论了企业进口投入品的福利效应，主要表现为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一类文献未具体区分进口投入品的多种类和高质量等机制，只关注企业进口投
①陈勇兵等（2014）对垄断竞争框架下的贸易利得问题做了一个详细的总结。

入品对TFP的总体影响。

Schor（2004）和Amiti and Konings（2007）分别对巴西、印度尼西亚进行研究，均发现进口投入品关税降低促进了生产率的提升。

Kasahara and Lapham（2013）利用反设事实方法研究智利制造业企业进口对出口的影响，发现贸易自由化不仅增加了14%-34%的生产率水平，且提高了3%-7%的收入水平，由于进口与出口具有互补性，进口中间品抑制了最终品的出口，使之平均降低了25%。

另一类经验文献则更为细致地区分了企业进口投入品的多种类和高质量机制对福利水平的影响。

Halpern et al.（2009）证实进口中间品份额从0%增加至100%会引致匈牙利企业生产率水平平均提升14%；关税削减下，小企业倾向于通过进口更多新产品种类以提高生产率，而大企业则倾向增加既有进口品种类。

事实上，进口中间品能否促进企业生产率还取决于企业进口吸收能力。

Augier et al.（2013）评估西班牙企业进口吸收能力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技术型工人占比越高，生产率提升越大。

Peluffo and Zaclicever（2013）对乌拉圭制造业企业进口与生产率的研究中，同样证实了企业进口吸收能力的重要性。

国内学者也考察了企业进口中间品的福利效应。

Ge et al.（2011）证实中国进口关税削减有利于进口企业增加进口投入品和资本品的数量，而且会扩大产品边际和来源国边际。

陈勇兵等（2012）研究发现企业从非进口状态转为进口状态能使TFP提高7.49个百分点。

Ling et al.（2012）利用中国加入WTO后的关税削减作为工具变量，发现企业从OECD国家进口较从非OECD国家进口更能促进企业的出口。

二、资源再配置的福利效应
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是经济学学科本源且核心的问题。

在异质企业框架下，出口企业的资源再配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间自我选择机制导致的企业间资源再分配，其会带来整个行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二是在多产品企业框架下，企业通过出口产品转换促进了企业内的资源再配置，由此提高了生产效率。

Melitz（2003）假定企业因生产率不同而具备异质性，通过拓展的垄断竞争模型，发现贸易自由化会提高产业部门工资水平，这驱使生产率最低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而生产率最高的企业能够承担海外营销的固定成本并开始出口，生产率居中的企业将继续在本国市场生产，企业间的资源再分配效应也会促进整个行业生产率进步。

Falvey et al.（2003）指出Melitz（2003）的模型假设各个国家具有相同的规模和生产率分布不符合现实，作者考察了非对称国家的贸易利得，结果发现开放经济下的贸易模式取决于国家间的规模大小和生产率高低，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各国企业自我选择的临界点，引致资源再分配效应在生产率水平更高的国家表现得更为强烈，由此带来的福利水平也更为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模型均假设企业的异质性是外生的，即企业的生产率由某一概率分布随机决定。

Yeaple（2005）则将企业异质性的根源归结为企业内生选择不同的竞争性技术以及雇佣不同技术水平的工人，拓展了Melitz（2003）只将生产率的差异作为企业异质性根源的论断。

模型假定国际贸易的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冰山运输成本两种，只有使用低成本技术并且产量高的企业才能选择出口。

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企业会扩大贸易流并寻求更先进
的技术，由此增加了高技术工人的工资并降低了低技术工人的工资。

企业间资源再分配效应，尤其是异质性技术工人的再分配将带来总体生产率的提高。

Bernard et al.（2009）采用一般均衡方法将Melitz（2003）等异质企业贸易模型扩展至多产品多目的国的情形，在固定替代弹性的垄断竞争框架下，企业出口需支付一定的沉没成本，企业的收益率取决于企业自身能力、产品特征以及目的国特征。

生产率高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并向该市场出口更多的产品种类；生产率居中的企业仅在本国市场生产；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退出市场。

贸易自由化削减了贸易成本，使得多产品企业舍弃边缘产品从而专注核心产品生产，最终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以及行业的生产率。

Song and zhu（2011）同样基于垄断竞争框架，利用行业间的关联性建立两国家、两行业、两要素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假定两国的要素禀赋和企业生产率存在差异。

企业需支付一定的沉没成本进入本国市场，需支付额外成本进入国外市场。

区别于Bernard et al.（2009），模型假定企业若在两个行业内生产，仅需要支付一次的进入成本。

贸易自由化使得多产品企业调整其产品组合，在本国市场生产相对优势产品并出口其相对劣势产品。

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通过数量机制、种类互补等机制影响生产率。

Eckel and Neary（2010）则认为Song and zhu（2011）等基于垄断竞争模型无法衡量利润侵蚀效应，作者在寡头垄断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包含需求和供给联动机制的一般均衡模型，企业通过利润侵蚀效应和弹性制造技术②对内部资源进行再配置。

企业内自选择效应的发挥使企业专注核心产品生产，舍弃边际成本较高的产品，从而提高了生产率。

Ｍayer et al.（2014）考察在多目的国、多贸易壁垒情形下企业的出口范围和出口产品转换，从而突破了Eckel and Neary（2010）假定的单一全球化的非贸易壁垒情形。

使用嵌套的CES需求函数排除利润侵蚀效应，发现出口市场的竞争加剧降低了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引致企业对不同产品的出口额出现扭曲，企业内资源再配置表现为企业集中出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缩减了出口范围且最终提高了生产率。

大量经验文献讨论了企业间资源再配置效应。

Lileeva（2008）将加拿大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从高到低排列，发现关税削减进一步增加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并引致低生产率企业退出，企业间资源再分配提高了整个行业的生产率。

但不同于Melitz（2003）阐述的资源再分配发生在所有企业间的情形，加拿大企业间的资源再分配效应仅发生在生产率水平位于前50%的企业。

Bernard and Jensen（2004）对美国制造业企业TFP的增长率进行详尽分解，发现42%的TFP增加归结于企业间资源再分配，鲜有证据表明出口促进了生产率的提升，出口大多发生在生产率高的企业。

Pär and Nan（2004）发现瑞士相同行业的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拥有更高的生产率且支付更高的工资。

将整个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分解成组内效应和组间效应，结果发现组间效应大多发生在高生产率企业之间。

②利润侵蚀效应是指新产品生产或出口对既有产品种类需求规模的影响机制。

弹性制造技术是指企业在某一种特定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核心竞争力，企业偏离自身核心竞争力而生产“边缘产品”时，会导致该产品的生产成本高于“核心产品”的生产成本。

另一类文献检验了企业内的资源再配置效应。

Adalet（2009）
品出口企业较单一产品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企业规模以及人均工资。

企业减少出口品种类与企业销售额、人均工资等负相关，而增加出口品种类与其正相关。

Bernard et al.（2009）以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为考察背景，发现加拿大单边关税削减引致美国的出口企业舍弃不具竞争力的产品，集中核心产品出口；美国企业可变贸易成本的降低主要通过扩展边际推动出口贸易扩张，具体表现为出口企业数量和出口产品范围的同时增加。

Masso and Vahter（2014）证实爱沙尼亚大型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十分显著，且大型企业集中核心产品出口显著提高了生产率，小企业并无明显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但小型企业多样化出口产品亦能提高生产率。

具体而言，企业只增加以及同增同减出口产品种类可提高生产率，只减少出口品种类降低了生产率。

Álvarez and Zahler（2014）比较了智利大型企业和中等规模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发现中等规模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可显著提高生产率，而大型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仅提高了企业雇佣人数和销售额。

Ma et al.（2014）研究的是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要素密集度、出口产品转换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企业出口后，将资源从资本密集型产品转移向劳动密集型产品，提高了生产率，且中国出口企业新增出口产品种类的资本密集度低于持续出口产品。

三、价格成本加成与配置效率
Krugman（1979）的垄断竞争模型中假定成本加成内生，那么均衡时的零利润和成本加成的减少暗含着企业通过促竞争效应发挥的规模经济优势降低了平均成本。

但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仍未有一个简易可解析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模型能很好地解释成本加成的作用机制。

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CES需求体系暗含固定成本加成，不允许促竞争效应发生，因此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研究仅通过增加产品种类；二是CES模型下的均衡选择通常是次优的，即市场仅通过进口种类的增加带来规模经济，不存在效率的提高（Behrens and Murata，2012）。

因此，在理论建模上主要是沿着垄断竞争框架和伯川德寡头竞争框架进行拓展。

其中，一类文献基于垄断竞争框架考察企业价格成本加成的变化。

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采用拟线性偏好（quasi-linear preferences）函数引入可变成本加成，市场规模越大则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深，企业的价格成本加成就越低，因此生产率水平也越高。

在双边贸易自由化下，潜在的促竞争效应可降低企业的需求弹性，压低市场价格和企业平均成本加成，从而提高配置效率。

Behrens and Murata（2012）则采用一种简单的可变替代弹性模型（VES）捕捉促竞争效应，发现促竞争效应引致低效率企业退出也伴随着既有企业平均产出增加，继而推动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在促竞争效应和限制竞争的共同作用下，通过缩小均衡效用和最优效用之间的差距将显著提高部门间的配置效率。

Feenstra and Weinstein（2010）同样基于垄断竞争框架，利用超越对数偏好函数（translog preference）引入可变价格成本加成。

当一国贸易壁垒降低时，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促竞争效应引致企业成本加成减少，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但贸易开放也使得进口竞争加剧，本地市场退出效应会导致企业数
量缩减，从而抵消了一部分因成本加成减少带来的贸易利得。

另一类文献则基于
川德竞争或寡头竞争框架阐述企业价格成本加成。

Feenstra（2014）指出以往文献考察生产函数时，使用无界的帕累托分布并未考虑促竞争效应和产品种类的影响，贸易利得仅来源于企业的选择效应。

与此同时，成本加成由于CES偏好的假定而固定。

鉴于此，文章采用有界的帕累托生产率分布函数并借鉴Diewert（1976）的r 阶二次平均支出函数引入可变成本加成，证实有界的帕累托分布模型中，贸易的福利源自产品种类增加、企业自选择以及成本加成的减少。

Edmond et al.（2013）在寡头竞争框架下阐述价格成本加成与配置效率，假定价格成本加成内生且依赖于企业的销售份额，当经济体满足在初始状态就已存在资源错配和各国的初始比较优势较小这两个前提假定时，开放贸易通过促竞争效应减少了企业间成本加成的分散度，从而带来配置效率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理论文献并不支持成本加成减少可提高福利水平。

Ar-kolakis et al.（2012）指出贸易福利的测度仅仅依赖于两个充分统计量：国内产品的支出份额和可变贸易成本的进口弹性。

当满足4个初始假定③和3个宏观层面上的限定④时，那么无论是基于Eaton and Kortum（2002）模型、Krugman（1980）垄断竞争模型抑或是Melitz（2003）异质企业模型，进口福利效用的测算结果均保持一致。

Melitz and Redding（2013）对此提出异议，认为Arkolakis et al.（2012）基于宏观层面将所有模型的国内产品的支出份额和可变贸易成本的进口弹性标准化为相同数值时，其他参数如产品替代弹性、贸易成本便会出现差异，因此，福利的比较便失去了相同的基准。

作者构建了一个同质和一个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假定两模型除企业生产率分布存在差异外，其他参数均一致，从微观角度纳入企业异质性，国内产品的支出份额便不再是衡量贸易福利的适当指标。

在同质企业贸易模型中，所有企业均出口或均不出口，企业总体生产率是外生的，不随贸易成本发生变化，而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则相反，企业通过资源再配置带来的总体福利将明显高于同质企业贸易模型。

基于成本加成变动测算福利效应的经验研究进展缓慢，究其原因则在于如何准确测度企业的成本加成。

Feenstra and Weinstein（2010）发现美国1992-2005年进口份额增加且成本加成减少，期间所获得的总体福利水平与Broda and Weinstein （2004）基于固定成本加成所测算的福利水平相近，其中三分之一的福利源自促竞争效应的发挥。

De Loecker et al.（2011）在多产品企业框架下，考察印度贸易自由化是如何影响企业定价、成本加成和边际成本的。

采用细分的产品价格和数量信息来估计价格成本加成，企业在贸易自由化时期因提高价格成本加成将会部分抵消中间投入品关税削减带来的收益，但最终品的进口通过促竞争效应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企业价格成本加成的增加，尤其在贸易自由化前便具有较高成本加成的企业尤为突出。

③4个初始假定为：D-S偏好；每种产品只含一种要素；线性成本函数；完全或垄断竞争。

④3个宏观层面的限定为：贸易是平衡的；所有企业的总收益是该国总利润的固定份额；满足CES进口需求体系。

四、未来的研究方向
随着异质企业理论建模技术的日益完善以及微观数据的可获得性不断增强，现有研究已阔步推进了异质企业框架下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的测度。

本文主要从企业进口投入品、企业间和企业内的资源再配置以及降低价格成本加成三个方面所带来的福利效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从中发掘未来研究方向。

（一）理论菜单的扩展
尽管贸易自由化可以降低价格成本加成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然而迄今为止仍未有一个简易可解析的一般均衡模型能完全解释成本加成下降的理论机制，尤其是基于多产品异质企业贸易框架下的讨论更是乏善可陈；二是探究进口层面的福利效应，大多理论文献主要集中讨论中间品进口，缺乏从进口吸收或进口产品转换机制角度的研究，而进口吸收和进口产品转换对于一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三是多产品出口企业模型的构建，已有模型大多基于垄断竞争框架，缺乏对企业间战略互动的阐述，而寡头垄断模型则可以克服该缺陷，能进一步解释多产品出口企业之间的战略互动，这为理解多产品企业的微观异质性力量提供了新思路。

（二）经验证据的补充
第一，多产品异质企业框架下的经验文献大多基于出口层面，忽视对进口的研究，由于中国促进进口战略亟待完善，如何发挥进口贸易对改善经济增长潜在条件的积极作用，便成为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阶段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裴长洪，2013）。

对于企业进口投入品的福利效应测算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企业进口吸收的作用，二是进口中间品转换的作用；第二，国内针对价格成本加成与配置效率的经验研究仍进展缓慢，而价格成本加成的测度仍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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