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宋诗研究

宋诗虽曾在２０世纪初一度走红，但在１９４９年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受冷落的，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环境的改善与学术风气的转变，宋诗研究渐受重视，并出现了一些标志性的变化：一是作家研究的重点从此前的陆（游）、王（安石）转为苏（轼）、黄（庭坚），并与宋诗的整体研究结合起来，二者互相促进，成果丰富；二是出现了大量的宋诗研究专著，此前仅有钱钟书的《宋诗选注》，８０年代开始有了齐治平的《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１９８４年）、张白山的《宋诗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９０年代这方面的论著更是层出不穷，赵齐平、赵仁珪、莫砺锋、韩经太、周裕锴、程杰、张宏生、许总、张福勋等均有宋诗研究专著出版；三是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宋诗史并完成了《全宋诗》的编纂与出版，标志着宋诗研究的基础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四是宋诗研究逐渐摆脱历史上的“唐宋诗之争”的消极影响，转为客观、辩证地探讨其特色、成就，宋诗在这种探讨中获得了更多肯定性的评价。

“

形象思维”的争论与宋诗特色、成就的考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宋诗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

题是对宋诗艺术成败、价值地位的重新评估，而这又是以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１日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在７０年代末公开发表为契机的。信中指出“

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学术界讨论形象思维，一时间多褒唐贬宋，当然也有不同意见的存在。但正反双方大都围绕“形象思维”之有无褒贬宋诗，问题不免有些简单化；而且，时至今日文艺理论界对于“形象思维”的创作思维特征尚难提供明确的描述和适当的界定，科学进展的客观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场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尽管如此，上述讨论毕竟揭开了

８０年代以来宋诗研究的序幕，并直接推动学界对宋

诗特征和成就的进一步关注。对宋诗成就的褒贬是与对它的特点的认识相联系的，宋诗的特点又以“以文为诗”最为引人注目。宋人正是以此变化唐诗而自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宋诗研究

叶帮义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芜湖２４１０００）

摘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学界运用美学、文化学等多种方法对宋诗的特征与地位有了新的把握和评价，对作家的研究则进行了包括文献整理和作品评论、综合研究在内的全方位的探讨，围绕宋诗流派、分期等专题所进行的研究更为深入，有关宋诗史的撰述也有一定的进展，《全宋诗》的编纂与出版为今后的宋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的说来，２０多年来的宋诗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不足，有待学界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改正与突破。

关键词：诗学；宋诗；综述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２６０Ｘ（２００５）０６－００７８－０６

第２２卷第６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Ｖｏｌ．２２Ｎｏ．６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ｖ．２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１０－１１

作者简介：叶帮义（１９７３—），男，安徽太湖人，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成面目，并确立宋诗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８０年代以后，不少学者对此作出了积极评价。不过，这些关于宋诗特色的讨论虽力求摆脱“形象思维”这一理论框框，但又未免如谢宇衡在《宋诗臆说》（《文学遗产》１９８６年第３期）中所说的那样：“用为严羽的论述所充实起来的‘宋诗’概念取代对整个宋诗的具体评价，沿袭严羽的带有历史局限的方法，那当然是不可取的。”有鉴于此，学界遂努力从新的、更广阔的角度揭示宋诗特色，肯定其历史地位。８０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学术界方法热的形成，文化学的研究与美学的研究也被引进宋诗研究领域，宋诗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

宋诗的文化学研究：宋代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文化顶峰，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但此前对宋代文化的高度评价并不意味着对宋诗的高度评价，也没有直接推进宋诗研究。只有到了８０年代后期，随着包括宋代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逐渐受到普遍的重视，也随着包括宋诗在内的宋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推进，宋诗的文化学研究才得以真正兴盛起来。霍松林、邓小军《论宋诗》（《文史哲》１９８９年第２期）是较早进行宋诗文化学研究的论文之一。作者认为宋诗的特质是发挥人文优势，重在通过人文意象的描写与典故的运用，表现富于人文修养的思想情感，而这与宋代群体自觉、注重品节人格的士风密切相关。９０年代以来，学界又着眼于对宋诗与宋代党争、宋代儒学及理学、禅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专题研究，从而使宋诗的文化学研究逐步深入下去。关于宋诗与宋代党争，有庆振轩的《两宋党争与文学》（敦煌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萧庆伟的《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等著作，分别就两宋党争、北宋党争、新旧党争与文学的关系作了较详细的探讨；关于理学对宋诗的影响，有马积高的《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等著作，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包括宋诗在内的宋代文学与宋代理学的关系；关于宋诗与禅宗关系，早在８０年代就有学者接触到了这一课题，９０年代以来这一课题更是成为宋诗研究中一大热点，不仅有专文论述苏、黄等宋诗大家与禅宗的关系，还有学者就宋诗与禅的关系与唐诗进行比较研究。此外，有些论文分题材、主题论述宋诗及其文化内涵，同样深化了人们对宋诗与宋代文化关系的认识，如祝振玉《略论宋代题画诗兴盛的几个原因》（《文学遗产》１９８８年第２期）、陶文鹏《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２期）分别从题画诗、山水诗等题材入手考察宋代诗、画相通的艺术特点及其文化意义，程杰《北宋诗文革新中“乐”主题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４期）勾勒了乐观情调在整个北宋诗文中的发展变化过程，并对其艺术表现、社会基础以及文学史价值作出了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宋诗的美学研究：宋诗不仅具有不同于唐诗的文化内涵，也体现出不同于唐诗的美学特征。周裕锴《中国古代诗歌的三种审美范型》（《学术月刊》１９８９年第７期）是较早地从美学的角度对宋诗进行探讨的专文。文章从创作思维的主客体关系着眼，比较古典诗歌中“选体”、“唐音”、“宋调”三种审美范型。这说明唐宋诗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诗歌美学理想，似不必从中故作轩轾。周来祥、仪平策《论宋代审美文化的双重模态》（《文学遗产》１９９０年第２期）阐发了宋代审美意识道德功用与娱情怡性矛盾统一的时代特征及其社会原因，虽然讨论的是整个审美文化，但对典型体现这一审美文化特点的宋诗研究来说，也不无意义。９０年代以来，有关宋诗的美学论题转入具体，学界对宋诗尚意趣、崇平淡的美学特征展开专题研究，如胡晓明《尚意的诗学与宋代人文精神》（《文学遗产》１９９１年第２期）、秦寰明《宋诗的复雅崇格倾向》、莫砺锋《论宋诗的“以俗为雅”及其文化背景》（均见《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１０月）、韩经太的《论宋诗的谐趣》（《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５期）及《论宋人平淡诗观的特殊指向与内蕴》（《学术月刊》１９９０年第７期）、程杰《宋诗“平淡美”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６期）等文，均不乏这方面的深入论述。中国接受美学的引进与逐渐运用，也使人们对宋诗的美学探讨有了新的认识，如宋诗平淡美学风格的形成与宋诗学陶、杜有关，学界从接受史的角度对此作了精彩的论析。林继中《杜诗与宋人诗歌价值观》（《文学遗产》１９９０年第１期）、程杰《从陶、杜的典范意义看宋诗的审美意识》（《文学评论》１９９０年第２期），从陶、杜诗歌的接受史视野中，展开论述宋人对杜陶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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