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记者论文

论法拉奇采访风格的不可模仿性
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蒲祥梅1105070113
摘要
奥里亚娜·法拉奇被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为众多新闻从业人员当做标杆和榜样。

其独特的人生经历炼就了其独特的性格，独特的性格造就了她充满攻击性的独特采访风格。

这样的采访风格具有不可模仿性，一方面对其采访风格形成起决定作用的人生经历是不可复制的。

另一方面，这种情绪化的采访也会导致客观丧失的危机。

除此之外，这种击倒对方的采访心态也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但尽管如此，我们对法拉奇的研究依然有许多现实意义。

关键词：法拉奇采访风格攻击性采访不可模仿性
第一章引言
法拉奇是一位盛名远播的记者，在业界享有相当高的地位。

以犀利、刁钻提问著称的央视主持人王志曾经说过：“如果说法拉奇站在珠穆朗玛峰，我们充其量就是到了拉萨。

她是一代宗师，是不可逾越的高峰”。

足以证明法拉奇在中国记者心目中的地位。

如今，伴随着“法拉奇采访方式今已过时”和“法拉奇是永恒的”两种声音的碰撞，作为一名刚刚入行的女记者，稚嫩的我急需一位可以效仿的标杆，让我学会怎样面对各种采访对象。

作为上世纪末最为成功的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作风是不是应该成为我效仿的典范呢？我开始思考，而思考的结果是：由于种种原因，不只是对于我，对于大部分记者来说，法拉奇的采访风格都是不可模仿的。

第二章法拉奇在新闻界的地位
奥里亚娜·法拉奇，1930年6月29日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虽然写过书，但更多的是作为记者被世人所熟知。

活跃在充满纷乱的20世纪，法拉奇成为充满传奇色彩而又最富盛名的记者之一。

一、法拉奇的国际声誉
1、“世界第一女记者”
法拉奇以其独特的采访风格，在当代新闻史上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被人们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

她十六岁进入新闻界，之后便活跃在战火中、周旋在无数个影响世界的风云人物之间。

曾在越南战争、海湾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南非动乱的战火中穿梭，尖锐犀利的提问曾让基辛格、霍梅尼、阿拉法特、卡扎菲等众多世界风云人物难以招架。

法拉奇也因此被当作西方新闻界精英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成了记者们崇拜和效仿的对象，被世人公认为是“世界第一女记者”。

在新闻界，法拉奇一度成为新闻从业者们的标杆和偶像。

她因采访政坛风云人物而名扬天下，其足迹遍及世界各个角落，成为了20世纪中后期世界历史发展重要进程的记录者。

2、“世界政治采访之母”
法拉奇最大的成就在于政治采访，对重要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的采访报道成就了法拉奇的国际声誉，被世人称为“世界政治采访之母”。

她采访过30多位世界政坛首脑和驰骋国际风云的巨擘。

在她的采访名单中，有中国的邓小平、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约旦国王侯赛因、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巴基斯坦人民联盟领袖拉赫曼、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沙特石油大臣亚马尼、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等重量级人物。

浓厚的新闻和文学功底，加上提问尖锐、言辞泼辣，使许多圆滑老练的政坛人物难以招架。

在她的笔下，一个个置身于台前幕后的政治家们露出了真实的面貌，或运筹帷幄，大智大勇；或狭隘暴躁，势利浮华。

3、著名女作家
除了记者的身份外，法拉奇还作为作家被人们所熟知。

她的《风云人物采访录》、《一个真正的人》、《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等著作被翻译成多种版本传播，法拉奇也因此被看作是知识女性中的杰出典范。

《一个真正的人》是法拉奇写作生涯的开始。

尽管法拉奇称这本书是一部小说，但它讲述的却是法拉奇爱人帕纳古利斯38年短暂一生的真实故事。

1976年，帕纳古利斯在一次意外的车祸中丧生，带给法拉奇巨大的悲痛。

他死后几个月，
法拉奇开始写书，1979年，《一个真正的人》出版。

《风云人物采访录》记录了法拉奇对当时影响世界的风云人物采访，这本书被当时很多新闻从业者和高校新闻采访课奉为经典，称它是“20世纪后期世界历史的见证”。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是法拉奇写给自己没出生的孩子的一本书，曾感动了不少人。

法拉奇写书是为了讲有意义的故事，“我永远不会为钱写作。

”她坦承自己的写作动机是强烈的情感，心理上的、政治上甚或知识上的强烈情感，而不是任何别的。

法拉奇先后出版的《愤怒与骄傲》和《理性的力量》曾引起轩然大波，为她招来种族歧视的罪名的同时，她的书也受到热捧。

《愤怒与骄傲》一书出版后，在意大利就售出100万册，在欧洲也拥有大量读者。

4、对抗权利的女战士
法拉奇的每一篇报道都能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她也一直被人们视为反专制、反集权、反暴政的象征。

这样的影响源自于法拉奇从小对权力的敌视，她的一生都在扮演着一个对抗权力的女战士。

“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法拉奇是20世纪勇敢地向政治和权力挑战的最有激情和力量的声音之一。

”（注：出至程晓鸿的文章《独一无二采访技巧职业勇气法拉奇造就记者传奇》）法拉奇并不否认自己对权力的敌视，她曾经在自己书中明确地表达过自己对权力的憎恨，也正是这种憎恨造就了她面对当权者的那种“无礼”的态度。

虽然身为矮小瘦弱的女性，但她的采访风格却相当硬朗，甚至咄咄逼人，让许多重权在握的大人物在她们面前败下阵来。

也因为这种对权力的仇视和无畏，让法拉奇受到了更多的崇拜和敬仰，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

二、法拉奇对中国记者的影响
法拉奇被大多数中国人熟知是在1980年采访邓小平之后。

两次采访、4个小时的对话备受关注，涉及到对毛泽东的历史作用评价等话题，中国人民在佩服这位睿智的领导人的同时，也对这个犀利的外国女记者产生了由衷的敬佩。

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这本书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

中国各界人士也纷纷为法拉奇著书立传，包括《世界第一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法拉奇向世界投不信任票》等在内的书籍和各类评述文章在国内各种报刊杂志上涌现出来。

2006年9月14日，法拉奇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逝世后，中国媒体以罕见的巨大信息量，浓墨重彩地报道描述法拉奇波澜壮阔的一生。

很多国内新闻界的金英人物为她写悼念文章，字里行间都是对这位传奇的记者的敬仰和怀念。

法拉奇独特的采访风格和生平更是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辩论。

由此可见，法拉奇在中国新闻界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第三章法拉奇生平对其采访风格的影响
一、法拉奇不平凡的生平
世界第一女记者性格和外貌的巨大反差让人惊讶。

法拉奇个子娇小，相貌美丽，垂顺的中分直发，灰蓝色的大眼睛充满忧郁，俨然一副需要保护的弱女子形象。

越战期间的照片上看来，她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单薄和弱小。

可就是这样一个弱小的她散发出的那份勇敢和尖锐让很多看是强大的权利者败下阵来。

这样的无惧、尖锐、犀利的作风到底是从何而来？我们可以从法拉奇的生平中找到些蛛丝马迹。

1、不平凡的童年
法拉奇，1929年6月29日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在三姐妹中排行老大。

她的父亲是一位木匠，也是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正义与自由”的成员，因反抗墨索里尼暴政而多次被捕。

母亲托斯卡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法拉奇10岁起就“参加了革命”，给抵抗运动放风、传递情报，还曾把逃出法西斯魔掌的盟军士兵领到安全地带。

这种勇敢的性格为她日后成为“名记”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3年9月盟军轰炸佛罗伦萨时，法拉奇随父母躲在教堂里，轰炸开始后，14岁的她吓得哭了起来，这时父亲走过来，照她脸上就是一记重重的耳光，还紧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训斥：“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许哭！”从此，法拉奇与眼泪彻底绝缘。

法拉奇的父亲热爱政治，也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更重要的是父亲这种政治上的喜好偏向影响了法拉奇在很多范畴中对政治领域的明显偏好，使得“战争”在法拉奇的生命中，成为了和“文学”一样重要的关键词。

在童年时代的佛罗伦萨，她参与了父亲领导的抵抗法西斯地下运动。

用瘦弱的手指学习使用手榴弹给她留下了终身的印记。

“作为一个女人，你
得更激烈地战斗。

也就是更多地观察，更多地思考和创造。

同样，如果你生来贫穷。

生存是你最大的动力。

”
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教育对于长大后的法拉奇的性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她的勇敢和挑衅的采访风格也能从其童年经历中找到源头。

2、不平凡的爱情
在很多人看来，生活上的法拉奇是“怪异”的，她早年就发誓，一生既不结婚也不生孩子，她也的确这样做了。

而这个“怪异”的女人也经历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也在以后的日子为失去孩子而后悔一生。

法拉奇爱情的男主角是一个34岁、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男人。

与众不同的是，这是一个“散步都会背着炸弹的男人”。

1973年，法拉奇去采访了希腊抵抗运动的英雄阿莱科斯。

这个“既是天才又是疯子”男人深深吸引了法拉奇，在她心目中，这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

可在大多数人看来，阿莱科斯绝对是个糟透了的情人，他甚至在法拉奇怀孕后要求和她分摊堕胎费用。

虽然失去这个孩子，让法拉奇的下半生在后悔中度过，但她却依然没有怨过阿莱科斯，阿莱科斯死去后，她依然怀念着这个他深爱的男人，一部以他为原型的长篇纪实作品《一个真正的男人》问世。

在法拉奇的笔下，阿莱科斯又一次有血有肉地诞生，并像丰碑一样永不毁灭。

发誓不结婚的她却为这样的一个危险的男人沦陷，这样的择偶观也是法拉奇“怪异”性格的一个折射。

3、对权力的异常憎恨
法拉奇童年的经历让她对权利充满了仇视，而且这种对权利的憎恨贯穿其一生。

在她看来“政治的本质是邪恶”，她曾在她的著作中这样写过：“不管是专制政府（领导人）还是民选总统，无论是杀人如麻的将军还是深受爱戴的领袖，在我眼中，权力都是一种不人道、值得憎恨的现象……我总是对权力采取反抗的态度。

”在她眼中，掌权者大多是“自我吹嘘者”，正式因为这些“自我吹嘘者”掌控着权利，左右着世界，才让世界存在这么多的纷争和骚乱。

“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聪明，有远见，有韧力，他们只不过更能钻营，更有野心而已。

”法拉奇一直坚持着这样的信念俯视一切权力。

法拉奇对权利的憎恨遗传自她的父母。

母亲托斯卡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父亲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被捕、遭受折磨。

从小就加入到对抗权利的战争中，法拉奇对权利的憎恨深入骨髓。

曾专门为法拉奇著书的圣·阿里科说：“法拉奇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质朴但又最复杂的人之一，即使是在她与风云变幻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她也不失那份神秘感。

她对人世始终抱有某种对抗的态度，始终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

”
二、不凡生平造就独特作风
不平凡的生平造就了法拉奇，“精力充沛”、“任性”、“充满激情”、“爱出风头”、“勇敢”和“固执”的性格。

这样的性格在法拉奇的采访中被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法拉奇专访过包括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威利·勃朗特、巴基斯坦已故总理布托，以及中国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等世界政治的几乎所有权力者。

她尖锐犀利的提问总会让权力者望而生畏，也正是她这种刺激性甚至无礼的采访方式让她成为了新闻界的一支奇葩。

但是同时，也给她招来了“刺头儿”、“愤青”之类的名号。

1972年，她采访了阿拉法特，曾因出言不逊把阿拉法特惹火，两人当场吵了起来。

而她就在后来在文章中把这位巴解领导人丑化了一番：“他小手小脚，长着一双肥腿；鼻子粗笨，臀部巨大，肚皮肿胀。

”1975年她采访英迪拉·甘地总理时，一张嘴就问对方为什么许多人觉得她“冷冰冰”、“不近人情”，把气氛搞得很不愉快。

采访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时，她又讥讽后者的政治宣言“太小，无足轻重，简直可以放进我的粉扑里。

”采访拳王阿里时，阿里当着她的面打了几个嗝，法拉奇就把录音机扔到他身上扬长而去，因为她觉得阿里“无法忍受，像法西斯主义者一样傲慢。

”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法拉奇就因她犀利的提问而闻名新闻界。

1972年，她采访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

从法拉奇对基辛格的采访中，我们可以对法拉奇的采访风格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采访一开始，法拉奇就挑衅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来谈谈战争吧。

你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难道你是吗?”当时基辛格在政坛的影响正是如日中天，法拉奇却故意贬低他，“你完全被尼克松总统的影响盖住了。

”惹得基辛格
自尊心膨胀，称自己是一个“孤独地骑在马上引领着一队马车的牛仔”。

后来还逼得一项老道的基辛格说出了“美国打越战毫无意义”这样的话。

这在美国舆论界引起渲染大波，基辛格与尼克松的关系也因此受到不小的影响。

日后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我与新闻媒体最具灾难性的对话”。

接受法拉奇的采访也成了他后悔一生的事。

再看法拉奇追问的基辛格对阮文绍和黎德寿的态度时的一段舌战：
法拉奇：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选择谁？
基辛格：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法拉奇：如果我替您回答，我想您会更乐意与黎德寿共进晚餐，是吗？
基辛格：不能，我不能……我不愿回答这个问题。

法拉奇：那么您能不能回答另一个问题，您喜欢黎德寿吗？
基辛格：喜欢。

（接着谈了对黎德寿的看法）
法拉奇：跟阮文绍的关系您也作同样的评价吗？
基辛格：我过去与阮文绍的关系也很好。

过去……
法拉奇：对了，过去。

南越人说你们相处时不像朋友。

您想说的正与此相反吗？
基辛格：关于这一点……当然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有自己的观点，也毋需强求一致。

我们说，我和阮文绍像盟友那样互相对待。

这个问题基辛格是不愿意谈的，但她招架不住法拉奇的“死缠烂打”最后还是顺着法拉奇“另一个问题”谈了南越问题。

法拉奇在自己提出的问题遭到基辛格的拒绝时，依然坚持不懈的“逼问”，这才有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骑在马上的牛仔，独自带领着一队人马穿越沙漠。

也可以说是一个西部牛仔，如果大家喜欢这样叫的话。

”这一句让基辛格后悔一生的话。

由此可见，法拉奇的采访风格是充满攻击性的，她常用挑衅的方式扰乱对方阵脚，针对自己想要知道的问题穷追不舍，直到从对方口中听到自己满意的答案方肯罢休。

法拉奇的采访总是充满挑战性，对采访对象进行“有计划的攻击性”。

采访基辛格的同一年，她也采访了约旦前国王侯赛因，当时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陛下，谁在约旦说话算数？在关卡，站着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边界上，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进攻；在村庄里，巴勒斯坦游击队决定一切。

”
在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时，她拒绝戴面纱，而当戴面纱成为允许她采访的条件时，她戴着面纱走进霍梅尼的办公室，然后当着霍梅尼的面掀去面纱。

霍梅尼愤然离去。

而此时，这个“固执”的法拉奇就一直等在那里，不管旁人怎样劝说她就是不肯离去，知道霍梅尼无奈地答应会在第二天接受她的采访她才离去。

通过以上的事实列举，法拉奇的采访风格可见一斑。

《纽约时报》一位书评专栏作家称法拉奇的采访技巧是“小说家的心理透视与一个机灵孩子的粗鲁无礼的产物。

”而《纽约客》的作家对法拉奇的采访手法有一番很好的总结：“法拉奇的采访手法是故意的让人不安。

她接触每一位采访对象都以精心研究的刺激挑战对方。

同时她善于使用欧洲存在主义理念，经常以关于死亡、上帝、同情等话题让采访对象放下警戒。

”比起采访，她的提问更像是调查审问，让受访者情绪紧张。

但在我看来，这样充满挑衅、尖锐犀利的采访手法也许并不单是出于所谓的“故意刺激”或是“采访智慧”之类的刻意而为，相反，更大的可能是“本性使然”。

这种采访风格和法拉奇个性有着很大的关系。

她自信，勇敢，崇尚自由，她敢于对专制和邪恶表达愤怒，不吝对自由和正义表达自豪和羡慕，她对权利和掌权者有一种固有的仇视和敌意，所以法拉奇的采访和其文字如她自己承认的那样，充满了自己的情感因素。

第四章独特采访风格不可复制性
从上面的分析看来，我认为法拉奇的采访风格是我们不能模仿的。

其不可模仿性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决定：
一、独特人生经历无法复制
法拉奇的采访风格是由其性格决定了的，而其性格又是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分不开的。

这都不是生活在不同时代，拥有不同生活经历和成长环境的人想模仿就能模仿的来的。

10岁起就参加抵抗法西斯战斗，给抵抗运动放风、传递情报。

充满战火的成长环境和特殊的家庭环境都是法拉奇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也决定了其日后独一无二的采访风格的形成。

而这些都是不可复制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和生活经历，这些经历对于一个人性格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人的性格会无可避免的体现在其办事风格上。

记者也是如此，一个记者的成长和生活经历对其采访风格有着不可避免的影响。

这就决定了，每一个记者都应该有一套独属于自己的采访风格。

性格相似的记者，采访风格也相似。

如果成长和生活经历迥异，性格大相径庭，那么要模仿彼此的作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所谓的“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由此看来，法拉奇的独特的采访风格来源其个人性格，而其性格又是在其独特的成长和生活经历中形成起来的，具有不可复制性。

二、“情绪化”的采访难以把握客观性
对于法拉奇的采访风格，叫好的有，但同时也有不少批判的声音。

而法拉奇采访风格被攻击的焦点就是难以坚持客观冷静的态度。

法拉奇易暴躁，她随时可能为说明一点而跳起来或大声叫嚷。

她易于愤怒，她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知道，如果我感到愤怒，我是我自己的危险敌人。

如果他们判我入狱三年，我会说一些话，做一些事让他们给我九年。

如果我愤怒，我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这是法拉奇对自己的真实描述，现实中表现出来的行为也证实了法拉奇的确就是这样一个情绪化、易暴怒的女人。

法拉奇攻击性的采访风格与她的情绪化有很大关系。

带着对权利的仇视，她对掌权者总是充满了讽刺，带着这样的情绪去采访，问出的问题往往让当权者难堪，强力的带有攻击性的提问让采访对象难以招架。

这样带着情绪的采访想要保持客观就显得比较难了，把握不好，采访将与冷静客观的职业要求背道而驰。

记者在平时的采访中，如果只是一味模仿法拉奇攻击性的采访风格，效果多半会适得其反。

至少从中国目前的新闻环境看来，法拉奇式的采访是不可能成为常态的。

如果像法拉奇一样，带着对权利的蔑视去采访，以
审问的方式让采访对象难堪，然后刊发让其后悔一生的言辞，那么最现实的结果就是职业生涯的终结。

从法拉奇的生平来看，其充满攻击性的采访风格源于是她对权力的憎恨。

在《风云人物采访记》中，法拉奇也承认自己不能够，也从未做到过对所见所闻仅仅作一个冷静的记录者。

像这样渗透着强烈的主观判断、带着固有成见的采访，很难做到客观。

作为新闻工作者，坚持客观的是我们基本的原则。

公众的立场自然应当维护，但也不能以牺牲掌权者为代价。

关系时间的任何一方都应该有说话的权利，有说出自己最真实的想法的权利。

如果出于对权利的憎恨，在采访掌权者时咄咄逼人，有可能会造成对被采访者精神紧张，说出不理智的言辞，这些言辞或许这是记者千方百计想让对方说出来的，但其是否最真实的反映了被采访者的想法就另当别论了。

这样无疑是对掌权者的不公，有失客观的原则。

记者应该是冷静的记录者，采访时应该尽量避免掺杂过多个人感情。

从《风云人物采访录》看来，法拉奇的采访似乎很难摆脱其个人情绪的控制。

这样的采访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如果不能把握尺度，只是一味模仿的话，很可能会使我们的新闻采访丧失客观，造成无可挽回的负面社会影响。

三、击倒对方不是理想的采访
法拉奇的采访风格攻击性很强，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来说，击倒对方并不是理想的采访。

这一点，法拉奇在自己书中的叙述也有表现。

法拉奇对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采访后来被传为经典，法拉奇攻击性的采访彻底的“击垮”了这个风云人物，让他说出接受法拉奇采访是他“一生中做得最蠢的事”这样的话。

但这并没有让法拉奇收获巨大的成就感，令人吃惊的是，她在后来写《风云人物采访录》时评价这一次采访是她从事新闻工作以来最坏的访问。

相反，她对自己访问邓小平的那次采访评价倒是颇高。

那是法拉奇采访中少有的一次比较和气的对话，虽然法拉奇依然坚持其一贯的作风，问出了许多尖锐而“敏感”的问题，但缺少了一份一贯的敌意。

整个采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