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的女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第40卷第5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V ol.40 No.5 2019年5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y.2019

基于Citespace的女书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夏三鳌

（湖南科技学院传媒学院，湖南永州 425199）

摘要：文章以1987-2018年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数据库女书研究论文为研究数据基础，Citespace信息可视软件为研究手段，对女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绘制出女书研究的发文时间分布、关键词聚类共现、研究机构聚类共现等知识图谱以及其研究趋势。通过知识图谱研究，发现女书发文时间大致可分平稳期、快速增长期、缓慢下降期三个阶段；关键词共现频率出现最高的是“女书”；1987-2018年女书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女书研究趋势可分三个阶段，分别是1987-1995年女书书的起源、族属等研究；2000－2005年女书民俗文化等研究，2012年以后女书的研究多元化。

关键词：女书；知识图谱；citespace

中图分类号：G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9）05-0086-02

1引言

女书是永州江永当地妇女专用文字，也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性别文字，女书习俗由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构成。女书记载的语言是与众不同的地方土话，女书文字呈长菱形，笔画纤细均匀，似蚊似蚁，民间叫它作长脚蚁字或蚂蚁字，因其专为妇女所用，学术界便将其称为“女书”[1]。女书成为重点收藏的文献遗产，并于2002年入选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3年作为世界仅存的性别文字入选“吉尼斯大全”，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原生态的女书传播“养在深闺人未识”，仅限于女性小群体内的传播，女书文献收集整理，传播与传承已迫在眉睫[2]。

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

2018年3月31日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数据库中，检索条件：(主题=女书或者题名=女书)(模糊匹配),专辑导航：全部;数据库：学术期刊，单库检索，共检索到文献964篇，通过对检索文献反复整理，剔除无关或关系不密切文献及非学术型文献，得到有效样本文献589篇。

2.2研究方法

CiteSpace是一款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由美国德雷赛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陈超美博士与大连理工大学WISE实验室联合开发的能够显示一个学科或知识域在一定时期发展的趋势与动向，形成若干研究前沿领域的演进历程收稿日期：2018－03－26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8YBA18 2）；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9JJ0094）。

作者简介：夏三鳌(1972－)，男，湖南益阳人，湖南科技学院教授，从事文化遗产数字化与数字媒体技术研究。科学文献分析工具。是用来分析和可视共被引网络的Jave 程序、通用方法。给信息科学中“研究前沿”和“知识基础”间的时间对偶概念，并实现“聚焦视图”与“时区视图”两个互补的视图。文章主要是借助Citespace软件，将CNKI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数据进行格式化转换、绘制关键词聚类共现知识图谱、研究机构聚类共现图谱、研究趋势分析图、研究作者聚类共现分析图谱等知识图谱，然后通过其节点大小、网络连度等要素，直观地认清女书研究热点与发展前沿。

3结果与分析

3.1发文时间分布分析

女书研究1987－2018年度发表论文分布如图1所示，2018年为预测发表论文量为32篇。1983年宫哲兵首次发表论文对女书进行研究，但直至1987年谢志民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发表《江永“女书”概述》与宫哲兵在上海大学学报发表《一种奇特的文字—女书》相关论文2篇，说明女书当时被发现，但没有受到学者重视，直至1987年中南民族大学相关学者进一步研究，以及当地政府的重视，女书才走进人们的视野。从女书研究发表论文走势图中可看出大致可分平稳期、快速增长期、缓慢下降期三个阶段。1987-2000年平稳期，每年发文量为个位数，上世期80年末，女书开始受到中南民族大学以及本地的学者关注；2001－2011年快速增长期，由2001年13篇增加到2011年57篇，2002年，女书入选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成为重点收藏的文献遗产，2006年女书习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女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得视；2012-2018年缓慢下降期，每年发文量有所下降，但很平缓。

DOI:10.16336/43-1459/z.2019.05.033

86

87

图1.1987－2018年女书研究年度发表论文分布图 3.2关键词聚类共现知识图谱

从关键词聚类共现知识图谱分析结果看（如图2所示），关键词共现频率出现最高的是“女书”，其次是“江永”、“女书文化”、“女书文字”、“女性”、“女红”等。

图2.女书研究关键词聚类共现知识图谱

论文的关键词是一篇论文的核心与精髓，是从论文中抽取并能概括其主题的核心词汇，其引用频次的多少是确定该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在citespace 中选择时间区为1987-2018年，网络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每一个时间阈值选取关键词排名前50的，算法为精筒网络的最小生成树，最后得到108条键接线、75个节点的关键词图谱。图中节点越大，关键词的字体越粗，这也说明该关键词出现频率越高。图中年份较早的用蓝色表示，年份较晚的用红色表示，年轮厚度与该年的关键词词频成正比。图中紫色外圈表示该关键词有较大中心度，如“女书”、“女书文化”等。关键词之间的连线表示两个关键词在同一篇论文经常出现，连线越粗，其出现频次越高。 3.3研究机构聚类共现图谱

从研究机构聚类共现知识图谱分析结果看（如图3所示），1987-2018年女书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发文机构频次在10以上的机构有6个，其中湖南科技学院发文量最多，为84篇，其次是中南民族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女子大学等。

图3.女书研究机构聚类共现图谱

在Citespace 中选择时间区间为1987-2018年，网络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每一个时间阈值选取关键词排名前50的，算法为精筒网络的最小生成树，最后得到108条键接线、75个节点的关键词图谱。图中节点越大，关键词的字体越粗，这也说明该关键词出现频率越高。图中年份较早的用蓝色表示，年份较晚的用红色表示，年轮厚度与该年的关键词词频成正比。

在citespace 中选择时间区间为1987-2018年，网络节点类型选择“机构”，每一个时间阈值选取关键词排名前50的，算法为精筒网络的最小生成树，最后得到节点有31条，3条链接线的研究机构图谱。节点为年轮状，节点越大，研

究机构字体越大，说明该机构总体频次越高。图中年份较早的用蓝色表示，年份较晚的用红色表示，年轮的厚度与该年的机构词频成正比。有的年轮有紫色的外圈，代表研究机构有较大中心度。机构之间的连线代表两个机构有合作，连线越粗，共现频次越高。

4 研究趋势

从研究趋势分析图可以看出（如图4所示），女书研究可分三个阶段，1987-1995年研究主要集中在女书的起源研究、女书族属等研究，2000－2005年研究主要集中在女书民俗文化研究，2012年以后女书的研究多元化。

图4.女书研究趋势

女书以及相关的文化，具有多学科价值，其社会功能，至今为现代文明所运用；周余姣就女书文献的散佚及原因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建议[3]；骆晓戈等实地调查发现女书的流传范围在急剧缩小，挽救与保存面临巨大的挑战[4]

；何湘桂分析女书文献的现状并试图探究问题存在的原因[5]

；谢志民揭示20年来女书研究中存在的假女书、伪女字以及讹伪女书注释资料等严重影响女书文化研究的混乱现象[6]；科学的抢救整理女书方法，反对造假传本、乱写自创女书字[7]。数字技术不仅为女书保存提供了多样化方式，也为女书应用提供了层出不穷的创新形式，为女书传播提供了多元化平台[8]，仇壮丽、刘歌宁建立女书档案联合目录的基础上，开展女书档案的数字化工作，为各领域学者的研究提供共享信息并阐述了建立综合性女书数据库的必要性[9]。

参考文献

[1]宫哲兵.女书时代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5):59-63.

[2]谢志民.“女书”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孑遗和演变[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6):59-64+73. [3]周余姣.江永女书文献散佚初探[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 (1):98-100.

[4]骆晓戈,等.江永女书的实地调查与新媒体传播的研究报告[J].船山学刊,2013,(2):82-85.

[5]何湘桂.中国女书文献现状浅述[J].大众文艺,2015,(21): 272-273.

[6]谢志民.女书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4):90-92.

[7]赵丽明.女书研究：失真比失传更可怕[N].社会科学报(4), 2007-06-14.

[8]祝翔.数字化时代中国女书的保护与传承[J].当代传播, 2014,(4):87-89.

[9]仇壮丽,刘歌宁.“女书档案”的征集、保护与开发研究[J].档案学研究,2008,(5):16-18. （责任编校：宫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