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研究进展_海荣 (1)

新中国成立后，在以“预防为主”的方针政策指导下，我国陆续进行了鼠疫流行地区的疫源地调查工作，包括东北地区的达乌尔黄鼠（Citellus daurricus）疫源地、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 himalayana）疫源地以及新疆天山灰旱獭（Marmota baibacina）疫源地等。经过数十年的疫源地调查，初步查清了动物鼠疫的分布范围和侵袭人类的主要途径，确诊了人间鼠疫的感染是来自于不同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同时，随着疫源地调查面积占动物鼠疫流行面积比例的逐渐增加，更多的发现鼠疫活动的线索，进而采取疫源地控制措施，有效降低了人间鼠疫的发病。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国的鼠疫发病由解放前每年数以万计下降到百例以内，并持续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这是我国成功控制传染病流行的一个突出范例。

1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发现与研究

从1947年开始，我国相继在东北3省、内蒙古、青海、甘肃、新疆等省（自治区）开展以自然生态系统、宿主动物、媒介昆虫、鼠疫菌、动物鼠疫流行病学、人类鼠疫流行病学以及防治策略为研究内容的鼠疫自然疫源地调查。调查首先确定了达乌尔黄鼠为鼠疫流行严重的东北和内蒙古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唯一的储存宿主；1954年，发现鼠疫在内蒙古的长爪沙鼠（Meriones unguiculatus）和青海喜马拉雅旱獭中活动；1955年，首次在天山的灰旱獭中发现鼠疫；1956年，又在帕米尔地区的长尾旱獭（Marmota caudata）中检出鼠疫；1963

年，确定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拉善黄鼠（Citellus alaschanicus）中的鼠疫自然疫源地。1970年发现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鼠疫疫源地，1975年，在滇西北山区又发现一片野生啮齿动物中的鼠疫自然疫源地，疫源地调查确定了鼠疫可能侵袭人类的地区。到20世纪

80年代中期，纪树立等根据自然疫源地理论和环境生态等数十项指标将我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分为8种类型，主要包括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疫源地、天山山地灰旱獭疫源地、帕米尔高原长尾旱獭疫源地、松辽平原达乌尔黄鼠疫源地、甘宁黄土高原阿拉善黄鼠疫源地、锡林郭勒高原布氏田鼠（Microtus brandti）疫源地、内蒙古高原长爪沙鼠疫源地、滇西北山地大绒鼠（Eothenomys miletus）疫源地。这项工作历时30余年，获得了我国鼠疫防治的重大突破，提出一种全新的观念：鼠疫自然疫源地是各不相同的，在这些不同的地区，必须有完全不同的鼠疫防制措施，应采取“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控制原则，对鼠疫自然疫源地进行有效控制，降低鼠疫流行的风险。事实上，在随后的疫源地控制过程中收到了实际效果。例如：在东北的达乌尔黄鼠分布地区，随着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等生态环境改造工程的开展，逐步改变和缩小了主要宿主的生存环境和分布面积，降低了鼠疫流行的风险性［1］。

在当时的研究中，并没有把云南省南部的黄胸鼠（Rattus tanezumi）鼠疫流行确定为特定的鼠疫疫源地，主要原因是按照前苏联的自然疫源地理论，家鼠依赖于人类，不能称为“自然”疫源地，也不可能独立存在。1982年，云南省的黄胸鼠鼠疫重新出现暴发流行，动物鼠疫流行从最初的几个县，迅速扩大到云南省数十个县的流行范围，并伴随着每年百例以上的人间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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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研究进展

海荣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2206）

关键词：鼠疫；自然疫源地

中图分类号：R254.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4692（2011）04-0301-03

The research advancement of plague natural foci in China

HAI Rong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Beijing102206,China

作者简介：海荣（1957-），女，研究员，主要从事鼠疫防治研究。

Email:hairong@

发病。在随后的系统调查中，云南省通过对环境、宿主、媒介及鼠疫菌的研究，确定家鼠中的鼠疫疫源地其实与其他自然疫源地没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已经独立存在非常长的时间，也还会继续存在下去［2-3］。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发现，在以黄胸鼠为主要宿主的鼠疫地区，鼠疫通过蚤类的叮咬传播到人，绝大多数的鼠疫患者都在家中感染，在田间劳动中感染的机会极少。这就给了我们一条主动控制鼠疫的途径，只要能够阻止鼠类进入居民的房屋，并消灭居民住房内的蚤类，就能免除鼠疫对大多数人群的威胁，阻断鼠疫向人类的传播过程。1997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在全省

17个地州127个县（市、区）范围内开展鼠害联防，按照所划分的一类和二类地区，分别进行每年春季和秋季的大面积灭鼠工作，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周围的卫生条件和消灭蚤类，并设定目标责任制和考核制度。这项防治策略的实施，有效地控制了动物鼠疫流行和人间鼠疫的发病。

2新技术在鼠疫监测中的应用

1999－2001年，在四川省石渠县青海田鼠（Microtus fuscus）鼠疫自然疫源地和人间鼠疫溯源调查中发现：该疫源地的储存宿主为青海田鼠，传播媒介为细钩黄鼠蚤（Citellophilus sparsilis）和直缘双蚤指名亚种（Amphipsylla tuta tuta），其鼠疫菌具有与国内其他疫源地鼠疫菌明显不同的遗传学特征。在这次疫情调查中与以往所不同的是，对鼠疫菌的鉴定和分型首次应用了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主要包括对鼠疫菌毒力基因的检测、rRNA基因指纹图以及脉冲场凝胶电泳分析等方法，研究结果揭示了1999年的人间鼠疫病例是由于剥染疫猞猁（Felis lynx）的皮毛而导致感染，是一起输入性病例，并非由当地的青海田鼠鼠疫所致［4］。可以说，通过对青海田鼠鼠疫自然疫源地的调查，开启了我国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子流行病学调查的先例。2005－2006年，通过国家“十五”攻关项目的支持，我国在各个鼠疫自然疫源地中系统建立和现场推广使用以PCR检测、胶体金抗原、抗体检测及ELISA检测为主的鼠疫快速诊断方法，通过对数千例样本的现场检测，确定了鼠疫特异性基因加抗原诊断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在15个现场监测点连续2年的实际监测，将动物鼠疫的阳性检出率提高了16.8%，达到对动物鼠疫疫情早发现、早诊断、及时控制的基本目标［5］，这是不经过鼠疫菌分离而早期发现鼠疫的唯一途径。同时，在调查过程中，随着监测地区和样本量的扩大，还发现了一些新的鼠疫自然疫源地。例如，2006年通过对现场大量样本的筛查，发现了云南省玉龙县潜在的鼠疫自然疫源地。由于玉龙县的生态环境、宿主、媒介与剑川县基本相似，直线距离80多公里，因此，最初认为该疫源地是剑川疫源地的延续部分。深入调查后发现，尽管主要宿主和媒介与剑川疫源地相同，但是，玉龙县鼠疫菌的代谢特征却不尽相同，而与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疫源地鼠疫菌保持一致［6-7］。根据这一线索，对玉龙、剑川和青藏高原型鼠疫菌采用全基因组、默认编码数据库、脉冲场凝胶电泳、基因组重排、串联重复序列及单核苷酸位点多态性分析等方法，获得了初步结果。研究显示，玉龙与剑川疫源地的鼠疫菌各自具有独特的遗传学特征，尽管它们与青藏高原型鼠疫菌有一定的相似关系，但是，由于它们固定存在于当地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已经很长时间了，形成了各自独立循环的过程［8-11］。另外，值得引起关注的是，由于在这一疫源地内尚未发现对人类最具威胁的鼠疫传播媒介印鼠客蚤（Xenopsylla cheopis）的存在，这相对降低了对当地高密度人群的风险和旅游产业的冲击。因此，在这些地区应加强监测，及时发现和控制动物间的疫情，就可以有效避免人间鼠疫的发生。云南省玉龙疫源地的发现使我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调查和疫源检索工作真正步入了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和现代应用技术全面结合的新阶段。

3疫源地调查还应继续进行

尽管我国已经在动物鼠疫流行地区开展了系统的鼠疫自然疫源地调查和监测，但是随着近年来鼠疫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活跃，在一些鼠疫已平息多年，或完全无鼠疫记载的地区突然发生了人间鼠疫，例如200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隆林县和贵州省的兴义市，2005年云南省的玉龙县。由于这类地区缺乏防治鼠疫的经验，因此，一旦出现疫情，造成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很大危险性。为避免这种危险，唯一的办法是进行疫源地调查，应该在发生人间鼠疫之前发现动物鼠疫的线索，并建立起针对性的防制措施。

目前，虽然我国大多数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已经基本查明，为鼠疫防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揭示了鼠疫在自然界存在的所有形式。20世纪80年代，全国鼠疫防治单位联合完成“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发现与研究”科研项目，确定了我国存在的8种类型鼠疫自然疫源地。此后，不仅在多处未发现鼠疫存在的地区确定了新疫源地以及原有类型疫源地中相对独立的部分；同时在已经确定的疫源地中，也发现了背离原有鼠疫流行规律的特殊现象，如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在布氏田鼠地区发生沙鼠型的鼠疫流行；内蒙古呼伦贝尔在达乌尔黄鼠中检出鼠疫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