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三调》 书评

歷史的重塑与回响：關於歷史的认知途徑和社會意義的反思
——評柯文（Paul A. Cohen）
《歷史三調：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與書名的直觀印象不同，《歷史三調》並不是一本研究義和團問題的學術專著，其重點落在它長長的定語：“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也即是主標題所指的“歷史三調”。

歷史是有調性（Tonality）的嗎？我們需要回顧“歷史”的內涵以回答這個問題，最淺顯直接的歷史指向“過去的事實”，時間線上過去的總和即是歷史，然而認識這些過去的客觀事實卻依賴人主觀的所思所為，因此，討論歷史的“意義”需要將其視為具有社會屬性（或被社會要素影響的）的被認識客體，如作者在書中所闡述的，歷史具有解釋的功能，歷史作為事件經由歷史學家“敘述”而變異，歷史成為經歷與神話而塑造社會意識。

也由於歷史依賴于敘述而存在，由於歷史客觀性與認識主體主觀性的割裂，認知歷史和敘述歷史（不論作為科學、神話或經歷）實質上分別成為了在自我意識中和在社會語境中重塑歷史的過程，因此，歷史之音調便指向了對於歷史的認知方法（或路徑）和社會意義（或影響）的思考。

作為一本討論、反思歷史學理論的專著，理解其基本的假設，也即“歷史之音調”自然是首要的問題。

對於過去事實的追索自然是不可窮盡的，然而追索的意義與結果是極為重要的。

我們將認識、研究歷史的科學稱為歷史學，然而並非所有人類認知、敘述歷史的過程都是“科學理性”的，歷史學與歷史學家自也有其內部的缺陷；由於時空的差異，不同人群間認識歷史和歷史在不同環境、情況下的歷史作用亦不盡相同。

因此，柯文先生提出了歷史之調（key），也即對歷史的認知路徑、“歷史”之塑造影響社會的方式與結果、乃至研究、認知歷史的方法論與歷史觀等歷史理論與哲學問題的并包概括。

與其說是歷史的音調，不如說是認知、解釋歷史者敘述歷史的音調。

一、作為事件的歷史
作為事件的歷史，或稱歷史學中的歷史，是歷史在學術研究中作為命題和事件而受解釋、敘述而呈現的調性，是由歷史學家書寫的歷史。

“歷史學家的工作是真實和完整地重現過去之事呢，還是捨棄一些確實存在的史實并增添一些未曾發生的事情后形成新的歷史呢?”（頁3）柯文在卷頭重提這一永恆伴隨歷史學的詰問，“不是歷史學家的人們很可能選擇前一種，認為歷史學家應該做的就是準確地恢復過去的本來面目”，然而，“本書所持的立場於此截然相反，無論與人們的直觀感覺多麼不相符合，我都認為……歷史學家重塑的歷史實際上根本不同於人們經歷的歷史。

”“而且，在我看來，即使歷史學家敘事的程序（即對歷史的敘事化處理）與歷史的直接參與者的敘事程序沒有本質的區別”。

柯文在文中多次強調歷史（文本）的敘事化屬性，并認為“敘事法”是歷史學家闡釋真實的過去的基本手段，這一敘事化處理不將作為“經歷”的歷史與歷史學家重塑的歷史相割裂，但至少使“歷史”與人的直接經歷產生了差異。

其原因在於，個人經歷與歷史學家對於過去的整理存在不同的動機與方法，而這些差異，正是“事件”與“經歷”之調的突出特點，反映了其本質问题與意義：
“所有的歷史著作都是對過去的高度簡化和濃縮”（頁5），其原因在於，事實與生活
是凌亂而難以確知的，而歷史學的要務在於歷史重塑的條理與明晰，歷史學家於歷史的或然與偶然之中尋求“重要”歷史的明晰，尋找有意義的歷史範式或“賦予”其意義。

這基於歷史學家對歷史事件的總體掌握和社會學的觀點，重塑歷史的過程以已知的結果為起點，也即“事後認知”與“回推立論”。

雖然這也造成了“歷史意義”與歷史的因果關係成為偽命題并產生普遍、長期的邏輯錯誤的危險，否定了歷史的諸多偶然與或然，有悖科學的精神。

理想狀態下，歷史學家對歷史的重塑，須遵守歷史學的道德倫理，也即遵奉社會公認的準確性與真實性的強制標準。

然而，歷史學家亦受不確定性與時空限制的困擾，這些問題難以避免，諸如歷史文本（文獻）與事實的不可連續，敘述過程中個人思想形態等主觀因素的影響，以及前文所述，由於史觀、個人意願等因素造成的事實與意義的正確性，歷史證據本身的偶然性與真偽性等。

柯文先生在第一章中對歷史學研究中存在的方法、道德倫理乃至歷史哲學問題的反思并不顯得獨特和深刻（雖然其對這些問題的個人觀點和反思顯得持中而經客觀的思考，值得借鑒。

），因其論述的均是歷史學研究中長期存在和收到討論的問題。

也蓋因這些關於歷史學理論與倫理標準等方面的問題由來已久而受到普遍的討論，并最終難以得到解決，柯文在書中三節中對“事件”所著筆墨寥寥，其思想閃光之處多在“經歷”與“神話”兩章之中，應當受到關注。

以“作為事件的歷史”為引，柯文先生也的確為讀者做了有益的啟發和引導，強調了歷史的敘事屬性和敘事過程中的變異，并與後兩節內容作了鮮明有效的對照。

柯文先生在第一章扼要地敘述了義和團運動的起因、發展階段、經歷的國際化，同時有一定地理學、心理學層面的歷史社會分析，但這並不是本書討論的重點。

二、作為經歷的歷史
歷史的直接經歷者在個人生活中不斷複述和改造過去，在這一過程中，塑造了作為經歷的歷史（作為個人經歷的歷史），這一複述與改造的過程與歷史學重塑歷史的過程顯然是有巨大差異的。

如同歷史學為重大歷史事件賦予意義，作為記憶與經歷的歷史，也被每一個體賦予個人層面的意義，這一過程同樣依賴於敘事的過程，柯文形容為“講故事”。

歷史學家的要務在於自“凌亂”的歷史中尋求時代與社會發展變遷的清晰脈絡與時空邏輯，然而，個人的經歷卻並非是混亂無序的，但與歷史學家通過先定的因果賦予歷史以意義與邏輯不同，個人經歷的完整性與連貫性更依賴於個人在生活中對歷史記憶的改造，根據社會環境與個人狀況的變化，以個人的心理預期為訴求，歷史的記憶事實上成為了個人人生經歷中的“神話”，塑造了個人、乃至群體記憶中脫離理性的性格特征。

但不同於作為事件的歷史只在當下被敘述和重塑，作為經歷的歷史塑造于真實的歷史事件之中，這為“經歷”增添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然而，經歷者的直覺並不意味著作為經歷的歷史至少在塑造之初是完全合乎真實的，這來自於個體、社會與時空的局限性：首先，“人們的歷史經歷是以感覺為基礎的”（頁64），然而，“人們有時能夠敏銳地體察到自己的感覺，但有時卻疏忽了自己的感覺”。

同時，“在難以忘懷的經歷中，有一些不值得記住的東西”，“真正的過去包含著許許多多不同的經歷，其中有一部分是重要的、關鍵的、值得記住的，另有一部分是輔助性的”。

與歷史學家“事後認知”的歷史觀察相對應的，歷史的經歷者在時空的漫遊中是有盲目性的，“參與‘歷史事件’的個人事先對整個事件的發展進程並無清晰的預見”（頁66），這一模糊與盲目的時空認知無疑對個人意識的塑造是有決定性影響的。

同時，“對直接參與者而言，整個時態的發展所具有的含義與當時預料不到的未來發展結果所具有的含義不同”。

相似地，來自文化與地理的客觀環境同樣增加了個人經歷的局限程度。

於是，種種來自主觀、客觀的局限性，使個體在看待歷史事件時難免帶有局限性和狹隘性。

由因直接參與者觀照歷
史的方式又帶有不同於所謂“歷史意識”的個人意識，作為經歷的歷史顯然也不等同於真實的歷史。

與第一章相似，作者借用歷史研究材料對作為經歷的義和團作了生動有趣的例證和闡釋。

這一章節中所閃爍的人文關懷的光輝，尤其是對於歷史汪洋中渺小個體的感受、意識的觀照，使讀者意識到，這並不只是一本關於歷史學理論研究的專著，《歷史三調》所引出的宏大命題，並不只在於歷史學本身及與社會的關係，更在於探索、討論歷史或過去，是如何對社會以及社會中的個體產生影響和塑造作用的，現實的社會與個體又如何重塑歷史，對這一關於時空與人類社會的宏大命題的探索成為本書的終極目的，同時，也是作者本人作為歷史學家對自身職業與個人價值實現的一次自問。

如果作為“事件”與“經歷”的義和團兩個章還限於對問題的重要因素的探索和考量，那麼終章“作為‘神話’的義和團”，無疑將這一討論引向了深刻而直白處。

三、作為神話的歷史
在將問題引向深刻而淺顯處前，柯文使用的描述多少是使人迷惑的。

“神話”與“歷史”如同人類對過往記憶的對立兩元，分別代表了人類群體的虛構想象與現實回憶，然而，“神話化”的歷史正是“神話”與“歷史”的作用相混淆的產物。

神話是虛假的，在特定的時期，卻又是極富生命力的，宗教也誕生於神話的蔭蔽之中。

其生命力不來源於虛構的神力，而恰恰來自於神話與現實的密切互動。

神話或任何文本與現實的互動，或稱其對現實中社會、個體造成的思想、意識形態的影響不基於理性的現實同情，而在於思想教化的力量。

而作為神話的歷史所擁有的對社會、個人的思想力量，便不再來源於作為歷史的理性反思，而在敘事中被工具化，并往往成為了思想教化乃至意識形態控制的工具。

這一觀點借用柯文先生的語言闡釋：“從歷史角度看，‘真相’到底是什麼。

關於某件往事的明確結論一旦深深印進人們的腦海里，人們就會相信自己認可的真相，即使這一真相與過去真正發生的事情完全不同。

至少，這樣的結論與人們‘相信’的真相是相符的，因而準能在人們的歷史觀念中佔據最重要的位置。

”（頁230）便清楚明晰地指出了“神話化”的基本範式。

如前文所述，“神話化”的傾向在歷史的敘述中是普遍的，不但在統治者的宣傳機構中出現，也在歷史學家有道德的重塑和歷史經歷者少理性的回憶中發生著。

雖然作者未在文中明確指出，但作為“神話”的歷史顯然不是與“事件”和“經歷”相平行的歷史的敘述與存在方式，而是由於人類個體與社會的固有缺陷而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普遍的現象。

雖然歷史的“神話化”傾向是普遍的，而“神話化”又意味著“工具化”，因神話的作用便是為滿足各種層次的人類的現實需求。

但在這其中，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有廣泛教育、宣傳作用的歷史學作品和統治者的宣傳機構所創造的神話又最受柯文關注，同時也最應受社會工作者的關注。

在它們對神話的強烈訴求中，歷史的真相與意義被大範圍地變易乃至扭曲了，或至少是被過分強調或忽略。

如作者所說：“雖然歷史的任何一個側面都有以神話的形式在現實中繼續存在的潛在可能，但是某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由於與具有廣泛且重要的歷史意義的主題休戚相關，這種潛在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就意圖而言，把過去當作神話與把過去當作歷史是截然不同的……歷史神話製造者的所作所為恰好相反。

他們的出發點誠然是要理解過去……然而，他們的目的不在於擴大或加深這種理解，而是要使之為政治、意識形態、自我修飾和情感等方面的現實需要服務。

”（頁232）
然而，“就實際操作而言，作為敘述過去的互為補充的方式，歷史與神話之間的區別微乎其微。

”誠然，作為歷史研究和個人經歷的歷史，並不存在（或至少沒有意識到）如此之強的神話化的傾向，尤其在歷史學研究中，還有與之相逆的學術道德的約束。

但即使對於歷
史學家，其對問題的思考亦受到其所處時空，學術理念，文化背景，性別，階級，種族，國籍等諸多客觀條件和個人背景因素的影響，而受社會環境和固有觀念的影響，歷史學家同樣不可避免地在重塑歷史的過程中產生神話化的問題，並在賦予其意義和與社會互動時實際產生工具化的作用。

對於經歷歷史的個人，則出於更簡單地滿足個人心理預期等現實需求，在自我說服中進行了個人經歷的神話化。

“神話化”是“工具化”和“符號化”的過程，客觀的過去在個人與社會的處境中成為受社會屬性影響的重塑的歷史并被賦予意義，即使這種意義並不來自真實的過去，而是現世的幻想。

歷史最終成為滿足社會需求的工具，具體的事件成為歷史書本中標記時代變遷的符號，即使這工具是捏造的，符號是虛幻的。

作者不再以義和團本身事件的文本敘述來解釋作為神話的義和團，而將視角轉向後世中義和團作為歷史事件所產生的作用，也即作為神話的歷史的作用，主要聚焦于中國不同階段和時期的革命運動，展現出義和團運動作為歷史的革命“神話”對現實革命的作用與影響。

如果說“經歷”一章將本書引向其中心問題的探討，“神話”便升華、直接展示了作者對這一問題的反思和設問。

面對“何為歷史”的疑問，柯文敢於直面歷史學研究的局限性，也即歷史的不可窮知及其與現實的不連續性的割裂，使歷史學陷入不可確知、虛幻真實的困境。

而其對於歷史和人類社會關係的觀照則更加發人深省，過去塑造了現實，記憶塑造了現世，然而過去與記憶卻可能是虛妄的，現實才是決定過去面貌者，即使這面貌是虛假的。

結語
柯文先生在《歷史三調》一書中所書寫的并不只是義和團的歷史，而試圖以此為例探索、討論人類探尋和重塑歷史的真實方式，嘗試跨越作為歷史學家與社會個體的局限，審視與反省人們對待歷史的態度與方式。

書中滿是作者反思歷史學家責任和體察人類社會與個體的人文關懷精神，試圖以同理心關注歷史中渺小個體的命運與處境，和人類宏大歷史本身的存在方式與現實意義，其思想覺悟的高度和對於現狀與成見的警惕心值得讚賞和敬佩。

柯文坦率直白地指出，人類個體與社會的局限性難以避免，真相難以窮盡，即使這與歷史學家的價值追求與職業操守相悖。

然而，他又提醒眾人，虛妄未必沒有意義或有極大惡果，貼近現實的虛妄有時比遙遠的真實更有意義，而真實的索求也未必是歷史對個人與社會的最大意義。

但他也從未放棄歷史學家的追求與操守，務求以敏銳理性的觸覺與眼光，盡力索求歷史的真相并以社會責任感建立其與現實的聯繫。

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亦務求對歷史文本去偽存真，生動而有邏輯地將史料作為回答問題的基礎。

書中的歷史學理論研究未必深入和有巨大革新性，其對自己所提出問題的反思與回答也未必全面而令人滿意。

但本書最大的意義在於，不僅提醒歷史學家，更提醒社會與大眾，審視和反思歷史與現實的真實互動關係，其驚醒意義才是全書最有價值之處。

在作者的寫作中，值得稱道的還有其處理自身與文本材料關係所拿捏的尺度與距離感，在第一、第三章節中，作者恪守歷史學家之理性，與研究主體保持尺度，作出充分客觀而堅實社會學邏輯為基礎的推論。

而在第二個章節中，則盡力“進入他所描述的人們的感情世界之中”，充分放揚和平衡人文關懷與學術思辨的作用與意義。

作者在書中強調了狹隘的考察視角對於以任何形式存在的歷史所可能產生的弊病，而其自身在書寫過程中也充分考量了問題分析角度和材料選用的多元性、全面性。

“歷史學家的‘局外人’特點也可能是個優點。

它是讓我們不同於歷史的直接經歷者和歷史的神話製造者的因素之一，它使得我們這些歷史學家有能力以直接經歷者和神話製造者做不到的方式讓歷史變得通俗易懂并富有意義。

換言之，除了冒各種出錯的風險試圖重新勾畫歷史的直接參與者和神話製造者的觀念外，我們還力求在他們的世界與當代人的世界之間
搭起一座橋樑，使二者之間實現一定程度的溝通。

”“歷史學家需要以敏銳的感覺、盡可能多的誠實求真精神，堅持不懈地在這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間來回遊走。

這種需要正是我們工作中最終的緊張之源。

”（頁328）作者在卷末如此結束本書，這是其書寫本書的綱領精神，也是其思考本書所提出問題的出發點，同樣，也是本書最為閃光的反思與核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