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在沪爱国民主人士拥护和响应“五一口号”

简述在沪爱国民主人士拥护和响应“五一口号”

作者：李迅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年第08期

[摘; 要]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与“政治飞地、第三地带”的香港和“明朗的天空”下的解放区有所不同，上海仍然处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高压统治和严密监控之下。所以，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拥护和响应“五一口号”不能采用公开声明，登报等方式，只能采取与香港秘密联络或者以实际行动帮助和支持中共地下组织开展反蒋斗争等方式进行，他们同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上海;民主人士;五一口号;新政协运动

[中图分类号]; D251; ;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8-0043-05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这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

“五一口号”发布后，新政协运动在“政治飞地、第三地带”的香港和“明朗的天空”下的解放区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这两个地方的共同特点，就是不受国民党势力控制，可以公开地进行。然而，1948年下半年到l949年上半年，中国的半壁江山仍然属于国统区。在国统区，特别是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还有诸多民主党派，如民建、九三学社等，和诸多著名民主人士，如在上海的就有宋庆龄、张澜、黄炎培、吴耀宗等。这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和严密监控下，虽然不能公开响应“五一口号”和直接参加新政协运动，但他们仍然以各种方式，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投身于反蒋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同样为推翻国民党统治、配合人民解放军军事行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们所进行的民主革命运动，与香港的、解放区的新政协运动互相配合、遥相呼应，也成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民盟主席张澜留在上海，虽然由于白色恐怖，他没有在报刊等公开媒体上对“五一口号”作出表态和拥护，但是他的心是与在港同仁一样激动和迫切。据《张澜年谱新编》记载：“5月2日，先生与在沪的民主同盟领导人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获悉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

‘五一劳动节’口号后，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交换意见。

“5月14日，民主建国会理事盛康年，由香港返抵上海，带来沈钧儒写给先生和黄炎培的信，谈香港民盟总部对召开新政协的态度，介绍了香港各民主党派的活动情况。”

“此后，先生与在沪民盟领导人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史良等商讨，复函沈钧儒及章伯钧，对民盟总部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劳动节，提出的政治号召，表示‘极感欣慰’，认为这是国家当前自救唯一途径，盼中共及民主党派今后更能以简单明了之方式，加强此种号召。”

“5月17日，与中国民主同盟在沪领导人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等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听从香港来沪的张云川介绍香港各民主党派的情况。”

“7月12日，由于张云川即将北上去解放区，先生与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就此进行商谈，加强与中共的联络。”[1]

可见，在这一时期，张澜与民盟留沪同仁活动密切，并积极联络黄炎培等其他民主人士，商议拥护“五一口号”，商讨开展新政协运动的方式和手段。当时张澜的女儿张茂延留在父亲身边照料，她也回忆了张澜在“五一口号”发布前后在沪生活的情况：“78岁的老人在大雪纷飞时独坐窗前，看书写字研究古代哲学。他特别重视‘义’，请人代书自励集语，悬挂床头，首句是‘以义持己，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还写了《四勉一戒》及《墨子·贵义》《论五常》等文，对古代哲学作了很多新的解释，表达了他的內心世界。国外爱好和平的记者来看他，他抱着大无畏的精神侃侃而谈自己的政见，刊登在外文报和上海《申报》上……他们（指在沪盟员）也经常聚集在一起交换意见，并与香港临时总部联系。他们对民主事业是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对他们也是信任的。”

“1949年1月平津解放，准备召开新政协会议，中共邀请在上海的我父亲和黄炎培、罗隆基、史良、叶笃义等参加，事为国民党所阻。上海解放的前一天，我父亲由中共地下党营救脱险。上海解放的第二天陈毅司令员在百忙中亲自来看他。6月父亲离沪去北京。”[2]

上海解放后，面对“五一口号”已经成为现实，这位经历过前清、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八旬老人不禁心潮澎湃。①他亲自撰文写道：“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的人民革命已经取得全国范围的彻底胜利。我们站在各民主党派的立场，谨先向可敬可爱的人民解放军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我们向领导这个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表示热诚的庆贺。”[3]

除了民盟外，总部设在上海的民建等党派也通过秘密活动，拥护和响应“五一口号”。民建在1947年国民党宣布解散民盟后，也转入了地下，全国所有成员分成十几个小组。当1948年5月，香港民主党派联名通电拥护“五一口号”时，民建总部和领导人都不在香港，故联名通电未能列名。后来盛康年秘密从香港返回上海，带来了沈钧儒给张澜、黄炎培等人的信，民建才

了解到香港各民主党派的立场和行动，于5月23日夜秘密地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胡厥文、黄炎培、盛丕华、施复亮、俞寰澄、陈巳生、盛康年、郑太朴等，商讨响应“五一口号”等问题，并一致通过决议，赞成中共筹开新政协的号召，并指定章乃器、孙起孟为民主建国会驻香港代表，与中共及其他各民主党派驻香港负责人联系，向中共代表表明民主建国会响应“五一口号”的立场和态度。这是民建在政治上抛弃中间路线，与国民党反动派正式决裂的开始。[4]

解放战争时期，尽管有部分宗教界人士站到了反共的立场，但也有一部分宗教界人士，如以新中国三自爱国运动领导人吴耀宗先生为代表，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为人民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五一口号”发布前后，他们更是通过发表文章、参加活动、与旧教会决裂等形式积极拥护和响应，在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46年6月，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吴耀宗，与上海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代表一起去南京请愿，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民主，并将他起草的反内战备忘录亲自交给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以示抗议。代表团到达下关车站，遭到特务们的棍棒袭击，吴耀宗也险遭毒打，这就是著名的“下关惨案”。事后，他仍不畏强暴，常去各大学演讲“信仰与生活”“学潮与时局”“基督教对今日社会之使命”等专题，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1947年2月9日，上海发生百货业职工梁仁达惨案。②吴耀宗以目击者的身份，在《天风》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我们的愤怒》，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5]1947年五四青年节，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举行晚会，吴耀宗应邀发表演讲，支持学生的民主斗争，称之为“正义凛然的运动”。此后，学生为了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准备示威游行，并且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闻讯，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将学校团团包围，形势十分紧张。交大学生会电告吴耀宗，要求到校协助解决。吴耀宗立即赶赴交大。经过交涉，国民党市政府答应三日内释放被捕学生，游行暂不举行，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这一时期，吴耀宗还应浙江大学学生的邀请，为全体学生作了两次演讲。[6]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反攻的形势下，他在1948年4月《天风》杂志复活节号发表了著名的《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指出，一个世界性的革命，正在我们面前展开着，资本主义已经不能适应我们的时代，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有史以来的最大转变，如果我们的思想、路线是和现在基督教的思想路线一样的，我们的确是无形中，变成了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的工具，时代是要进展的，如果我們的宗教是迷信的，落后的，违反人民利益的，那么我们的一切都将遭受历史的无情审判与清算。[7]文章发表后，某些外国传教士大为不满，对他严厉指责。恰逢此时，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5月19日，他辞去了天风出版社社长职务，与旧教会反动势力进一步决裂。[8]

1948年下半年后，吴耀宗在“五一口号”的感召下，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为此他还被反动派列入黑名单，有时不得不避居于友人家中。是年12月，吴耀宗和江文汉等，应邀出席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亚洲领袖会议。之后，他回上海参加基督教全国协会的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应付时局问题，会后即飞回香港。北平解放后，中共中央邀请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