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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所向，所向披靡

慈禧是帝制时代中国少数长期当政的女性，政治手腕堪称聪明干练，尤其擅长操弄亲贵朝臣之间的权力平衡，以维系清廷的绝对权威。

慈禧当权时期，清廷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主权面临来自内部及外国的种种威胁，她从捍卫清帝国权威及其本身权力的立场出发，所作之举措收效虽不尽成功，但放在历史脉络下做持平之论，多数允称合理。为因应自鸦片战争以来，来自欧美列强的挑战，以及镇压太平天国等民间反抗势力，慈禧皇太后重用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重臣，在地方上开办洋务运动，是中国发展近代化工业的开始。在洋务自强运动成果的支持下，清廷得以弭平内部反叛势力，在帝国体制下维系中国相对稳定的局面，并且建设近代化陆海军军备，造就“同治中兴”的气象。

也有人开始认为，慈禧的改革手段其实非常高明，百日维新改革速度过快，根本只是一场闹剧，不可能成功。在庚子年一场大祸之后，慈禧皇太后意识到时局已不容她坚持帝制传统，所谓的“祖宗成法”，乃容许清廷推展多种新政措施。庚子后新政牵涉多端，其中荦荦大者包括：官制改定、代科举以新式教育，甚至立宪准备。社会改革方面，显著者有：禁止妇女缠足等。

总结慈禧执政四十八年中，对于政务掌握相当严格，即使在病中亦然。在她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勉力维系并且牢牢掌控着中央集权帝国的局面，中国因得免于陷入割据乱局。

此外，慈禧太后家人除袭“承恩公”一虚爵外，并无家人能干涉朝政。相对当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歪风，慈禧于这方面尚算公私分明。

其实纵观慈禧的一生，上苍压根就没把她当做女人看待，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一系列多如牛毛的战乱纷争变革贯穿始终。甭说吕后武则天和孝庄皇太后了，就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位帝王后妃也没经历过如此纷飞的战乱和变革。慈禧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格局，治理国家的难度要远超历代的帝王。按这一点来说，武则天也好吕后也罢又或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都是无法与之比尔的。

一直以来，人们把一些原本与慈禧毫不相干的恶行和罪责强加在慈禧身上，更使得她承受了千古的骂名。认为她一味地列强委曲求全、割地赔款、签订诸多的不平等条约；扼杀了戊戌变法这一使大清王朝最后一次得以复兴的政治运动。

编辑本段负面评价

个人的人格方面，从宫廷斗争中夺得政权。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后，甫成为皇太后的叶赫纳拉氏，联合恭亲王奕等皇室近支，

发动政变从以皇室远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为首，实际以能臣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八大臣集团手中夺得政权，并将其中三位（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后为建立及维系其独裁权力，慈禧皇太后对于政敌之整肃绝少留情，即使对亲生儿子同治皇帝，以及继位皇帝光绪皇帝的操控及管制，亦极为高压严峻。从中国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许多人对慈禧皇太后当政的结果做出负面评价。包括1885年在对法战争中赢得镇南关大捷，并成功阻止法军登陆台湾的优势局面下，却以主动求和、签订令清帝国丧失安南宗主权的中法天津条约来结束战争。此外，令中国丧失重大利权的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辛丑和约等之缔结，肇因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战败，以及1900年庚子拳乱之大祸。慈禧皇太后的执政及决策，于此二事件之发生，均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慈禧皇太后虽然政治上非常干练，但其最高目的仍然是维系满清的对中国的统治。以上列举的数次丧权辱国的战争结果，并非一定如此，其中镇南关大捷后的乙酉清法战争以及中日甲午战争都是继续战争比接受议和的耻辱条件要更加有利，但继续战争的结果虽然会在乙酉时击败当时国内一片混乱的法国，或在甲午时拖垮当时国力即将穷尽的日本，使中华民族有个更好的结果，却很可能会让满清中央政府因为持久战乱而失去权威垮台。慈禧皇太后的选择，一直是以妇人之短见议和与接受耻辱，这在体现其政治之干练的同时，也多次恶化了近代中国的前途。此外慈禧个人于早年当政之初尚知节俭与励精图治，但后来即日渐奢靡。举凡重修圆明园(后为恭亲王等大臣所阻)、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与筹办万徇寿诞等均耗费大量银两。上述之事虽非均由慈禧之意而兴，但对于皇帝及臣工等对其进行讨好之作为，慈禧并不加以劝止却反而多有纵容。甚至庚子事变后中国面临辛丑和约的巨额赔款时，其奢靡之风仍未见明显收敛。无形中使晚清已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更加恶化，民生凋闭。

一位從事創作和研究的作家在分析慈禧太后的臨終遺言時，得出這樣的看法：

首先，慈禧認為自己的一生是一個特例，是她超人的個性、智慧，無與倫比的機智果敢造就了一個傳奇式的人生。作為執政者，最得意時候自認為不僅女人做不到她這一步，男人同樣做不到！咸豐在位時他就明顯感覺這位皇帝夫君的能力在她之下，做太后之后，她又能將公認為咸豐兄弟中最有能力的恭親王奕完全掌控。所以，慈禧雖然愛美、會享受生活，但絕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普通女人，她讓光緒稱她為“親爸爸”，說明她雖在生活上做足女人工夫，但在政治上她要當一個男人，比男人還男人的強者。慈禧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女權主義者，她爭的是自己的權力，從未替婦女爭過什麼權力，她隻代表她自己，不代表佔人類二分之一的女性。嚴格來說，她內心看不起女性同類，而且事實上她也發現，沒有哪一個女人能夠像她那樣出類拔萃，絕對沒有人能頂替她的角色。故而臨終諭令“女人不得執政”，就是擔心她愚蠢的同類盲目模仿她，把政治搞得一塌糊涂，最后歸罪於她這個“始作俑者”。

再者，慈禧對中國傳統意識還是頗存敬畏之心的。中國是一個男權社會，尤其政治上絕對是男人的舞台。中國歷代關於反對與防止女人干政的訓令多多，慈禧知之甚詳。從內心來講她也認為這些訓令是有道理的，是不能推翻的。其實早

在她一千多年前的武則天在政治上做得比她更徹底，正式稱帝，但在臨終時，作出的最后詔令是“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

這個有神論者，她怕到了陰間無法面見李唐王朝的列祖列宗，不敢以則天皇帝的身份“駕鶴西行”，臨死重新披上皇后的外衣，留一座無字的碑文。慈禧太明白武則天的心思了，臨死她也要在面見清朝列祖列宗時，有一個比較好的交代。所以嚴令后來的女性效法她。

還有，慈禧晚年尤其是臨終，對自己的一生肯定做了回顧，感覺有很多失誤，作為女性執政有很多力不能及的地方。受女性自身性格的局限、視野的局限以及社會風俗的局限，無法做到像康熙、乾隆那樣與大臣進行直接、自如的交流，可以對宮外的一切獲取直接的印象，甚至親披戰袍出征，而慈禧連正式的上朝都不能進行，隻能坐在帘子后面發表簡單籠統的指令。她內心同樣認為，女性是不適合執政的。她本人只是不得已才在政治上霸得一位，如果不爭不霸隻能死無葬身之地。所以她臨終時否定了女性執政的合理性。

慈禧的臨終遺言，在《清史稿·后妃傳》中沒有記載。最早披露此事並廣泛傳播的人，正是慈禧太后最后的情人伯克豪斯，他在慈禧太后去世2年后的1910年9月，出版了《慈禧外傳》，將慈禧的最后遺言公之於世，引起了極大的轟動。

這真是最為奇特的歷史一幕：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