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乎情止乎礼

发乎情止乎礼义
——创作之必然读者之需要
周默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试验班2010300000013 ）
[摘要] 发乎情要不要止乎礼从古至今就是文学批评家们争论的话题。

至今，或许永远都不会有一个恒定的结论，从中国文学长河来看，畅情性似乎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历来，畅情之作传为佳作，但畅情唯有在礼义的规范之下才能合理的抒发而不成为痛快一时的宣泄之作。

本文从阐述畅情之必然和必然作者止乎礼之必然出发，具体从对于读者的影响和读者的自身的接受感受入手，以唐诗和明清小说为例阐释发乎情止乎礼在文学创作中的合理内涵。

[关键字] 毛诗序礼读者作者诗教小说
一．情要发而礼要止
文学作品需要一个礼的尺度来使其得以合理的抒发情感，形成读者所能接受的有价值的作品，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但是止乎礼义，并不代表情感专制，更不是禁思禁欲，发乎情是创作之源泉，有其必然的合理性。

《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踏之也。

这里是说，诗是意志的表达，这种意志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①文学创作本身就是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是来自于人类内心文化思想积淀.饱含情感的文学作品才会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才会引起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发乎情，民之性也。

”创作者心中的无限情感乃是创作的最初最新鲜的动力。

文艺总是要抒情的，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有非常鲜明的抒情特征，不仅是因为作者个人才情性情的共同民族特性所表现，更是经过历史的沉淀和洗刷证明，畅情文学更为读者所接受，更具有反复阅读性。

所以作者的真实情感必须得以表达。

但是，作者创作的畅情之表达必须在“礼”的规范下自由抒发。

《释名》曰：“礼，体也。

言得事之体也。

”②
《礼器》曰：“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

无本不立，无文不行。

”③
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

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

故《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

”礼的中心是社会关系，所有的社会结构都是从礼这里出发衍生出来的。

孔学的礼不是仅指一般的礼仪，礼仪只是遵循礼（社会关系）的一种表达形式而已。

这就是完整清晰的知道了孔学礼教和现代社会学说联系起来了。

礼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礼，礼也是与时俱进的。

所以说无论论把礼当做某一社会时代的道德礼法，还是法律制度，都是片面的。

礼的意义本身是直指其内涵的，即人们普遍认同的道德准则，或者说是一种道德感，是一种做人的规则。

人是有复杂且无限欲望的动物，唯有用理智的道德感来控制自己的欲望，才能使人在自己所形成的社会中和谐生存。

任何事情都是有一定规则的，而止乎礼义可以说是文学创作自由畅情的最根本底线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创作的主
①周振甫：《周振甫讲古代文论》，《文论漫笔二十一则》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198页。

②张少康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第27页
③张少康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体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道德感。

因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独立于社会的人，可以说不排除消极对待社会关系的人，但是说完全独立出去的人是绝对没有的。

礼仪作为真善美的文化习俗其本质是不变的，任何伟大的作家在创作时，都不可能听任情感完全依其自然性质流露于外，而不接受真善美的文化习俗的规范与约束。

所以，发乎情止乎礼并不是要求作者应该止乎礼，而更多强调了诗人在发乎情的同时必然会止乎礼，无论从内心道德感理智感还是外在的文化熏陶，作者发乎情止乎礼实属必然。

二．读者需要止乎礼的文学
首先我们从写作活动的整体过程来看，写作本身具有交流性的特征，写作从本质上来说是包含读者因素和阅读环节在内的一种人类精神交流活动，因此作者与读者不仅都具有写作主体性质，而且是可以彼此转化或融合。

作者的创作有真实地读者，也有隐含的读者，在作者创作时，实际上是对另一方的一种宣泄、表达而同时也是自我阅读的过程。

①作者自己有虚构的阅读群体，或至少作者本身是阅读者，这就说明作者在创作时必须会考虑到读者的感受，而真实读者在在阅读文本时，同时也是自我创造精神的注入，通过自我的学识修养去发现文本价值。

这是实际上是对文本价值范围的扩大，但是无论文本价值扩大到多少，它的基本价值都是基于作者的最初价值，并在作者最初的价值范围上下波动。

所以作者创作作品对于读者的影响是必然的。

从这几点读者在写作中的地位来看，作者在创作时要止乎礼更是必然。

进一步从作品对读者的影响来看，读者自我的理解也是文本再创造的过程，可以说阅读是写作的延续，因此作者的价值观会影响到读者的读者。

而读者阅读本身的目的，是去满足一种需求，阅读可以满足读者的“达性需求”，更是读者人性培养的重要源泉。

“作品无疑总是在取悦读者，高尚的作者取悦高尚的读者。

”——纳博科夫《优秀的作者与优秀的读者》②
拓扑心里学的概念中，勒温指出，个人心里与给予自己同样价值的社会对象倾向大，一
般来说，杜泽对作品的表现的生活和情感内容越熟悉，越理解，他投给作品的热情就越高。

③读者的期待和渴望一定程度上影响的创作的完成，也就是说，成功的文学作品要满足读者
的审美心理需求，那么读者的审美需求是从何而来，必然通过社会普遍道德文化的熏陶而来，这就是为什么读者对于阅读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完美结局而感到欣喜满意，对于悲情而不得善终的结局报以悲愿或愤慨。

即使是超出读者预期的小说结局，往往能博得读者赞扬的不仅仅是它的“意料之外”，更是它的“情理之中”，这正是作者通过富有道德感的表达让读者在文本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从而获得自我满足。

完成自我心中的道德审判。

所以创作要在情理之中，这似乎成为作者与读者在文化社会共存千年来心照不宣的创作契约。

同时，文学作品也是对读者道德感的深化和人性的塑造的重要途径。

也就是所谓“诗教”之用。

作者对于读者的作用是潜移默化不可避免的，读者阅读文本后对文本的理解和再创造都脱离不了作者最初的文本，即使读者对文本的预期探求与文本的主旨大相径庭，但是文本自身所包含的主旨对人仍然是潜移默化的，就如同你为了学习写作的小说技巧去阅读一篇小
①张杰：《大学写作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第十五页。

②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③李建中：《李建中自选集》，《需求与满足——论文学活动中的拓扑心理学》，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九月第一版
说，但是小说曲折动人的情节让你为之动容，你还是会忍不住感叹流泪。

所以，作者在写作时要心怀“礼”，才能达到对读者帮助或者说有助于读者塑造完整的价值观。

所以，伟大的作家与优秀的读者是在相互创造，作者培养在他价值观下生存的读者，而读者的价值认同也延长着作者的艺术生命。

马克思曾提出这样的理论：“生产方不仅生产了商品，同时也生产了消费者。

”①所以高雅的作品塑造高雅的读者，低劣的作品塑造低劣的读者。

略看一下当今流行与手机和网络的低俗小说和电视相亲节目。

他们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欲望，更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社会的价值取向。

但是社会作为一个阅读者群体来讲，这个整体更需要高尚的文艺作品的熏陶，这就需要作者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有意识的培养自己高尚的读者群。

“以上风化下，一下风化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故曰风。

置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

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乎情，民之情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雅者，正也，言网政之所以废兴也。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②
“风”就是指教化的作用统治者就用它来教化百姓，它也有怨怒的声音，来讽刺统治者。

一个国家在上需要百姓之畅情吟咏来警醒统治者，在下统治者也需要运用止乎礼义的言论来维系国家道德准则上的统一统治。

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作者发乎情，情动的根源来源社会对自身影响，而读者从一个群体的角度来讲，就是社会。

关乎社会群体读者的感受才会得到读者的共鸣，也就是说作者要有同命感乃至连带感，就是今日所说的“社会意识”，也就是说作者要有社会责任感，将自己的社会意识灌注于文本，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如鲁迅，巴金，茅盾等人。

他们对国家社会存有无限待望之心，著述的目的下在让百姓了解社会，激发人民的社会责任意识，上在让领导者体察民心。

了解生活在社会深处的人们体验到的现实的疾苦。

而贤明的统治阶级级，由这种作品发生反省以促进政治社会的改革发展。

文学不在于一己私利，而是超越眼前的功利目的，谋求人类全体共通的情感表达。

正如王国维所说：“有裨于人类全体共通之感情的表达。

”③例如杜甫，杜甫被称为“诗吏”他的诗歌相当深刻的反应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针砭时弊，不遗余力。

甚至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露骨”的诗句来讽刺当时社会阶级的尖锐对立。

但是他从未对社会恢复到贞观之治那样的盛世失去信心。

《北征》一文最后写道“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彰显其对唐朝重归光荣之路的信心。

同于杜甫，白居易的诗也直指现实，但他也确实止乎礼义，他作诗的目的无非是“救济任病，裨补时缺.....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

④这是当时当做荐书来写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更是显示出白居易的向国之心。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126页。

②见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63-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③王国维著，黄霖、周兴陆导读：《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④白居易著，谢思炜选注：《白居易诗选》，《寄唐生》，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月1日版。

小说创作中也有类似的情形，而中国的明清小说更是如此，较之《水浒传》、《西游记》，可谓发乎情而止乎自己心中的礼，洋洋洒洒慷慨激昂，同时针砭时事，让闻者足戒。

就《水浒传》而言，这部小说本事是描写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为首的明末清初的民族起义，这是无疑是一部有感于世态混乱奸臣当道的发愤之作，金圣叹先生批到：“发愤作书之故，其号耐庵不虚也。

”①小说中的情节随处可见行侠仗义的正义的伸张：鲁智深为救金翠莲父女三拳打死欺负他们的郑屠夫；武松打死毒死自己哥哥的潘金莲和西门庆一对奸夫淫妇；李逵孤身跳楼劫法场以救宋江等等。

梁山“聚义厅”宋江当上领袖就改为“忠义堂”；后来的《水浒传》加上了“忠义”的头衔不是没有根据的。

但同时，施耐庵用“忠义”之思回归了礼义，在上忠于朝廷，英雄们反贪官但不反朝廷，对国家政权抱有一丝希望，在下体察百姓，为平民伸张正义，“护国安民”、“替天行道”而兄弟之间更是为对方两肋插刀不曾背叛。

而“忠义'在此不仅回归于朝廷也回归了中国传统礼教的教化，”孝义黑三郎“宋江的所作所为，一到“义”与“孝”发生矛盾时，作者笔下就理所当然地重“孝”而轻“义”。

②同时《水浒传》中英雄们的悲剧性结局更是昭示着这一群曾经造反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这也是作者受到正统社会秩序的正确认识的理解基于文本的抒发。

鲁迅几次吟咏明朝人谢肇淛《五杂俎》中的见解：“《西游记》曼衍虚幻,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服,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

③“始之放纵”是发乎情，“归于紧箍一咒”,则是止乎礼义。

《西游记》《西游记》以其天马行空的幻想象干预现实，读过西游记的人无不为孙悟空大闹天空、斩妖除魔的无畏无恃而欣然大快，而吴承恩似乎更愿意让他的英雄不仅神通广大横扫一切妖魔鬼怪，更是一个不越轨的人，所以给他的头上戴了一个紧箍咒。

④再看《金瓶梅》乃至当代日本著名的小说《失乐园》这些淫极艳极的小说，有人说他们显然是不知乎礼的代表作，如果作者止乎礼义，没有那些大篇幅的情色描写，那么他们还会那么有名么，在我看来，《金瓶梅》无疑是止于礼的小说，首先，性爱情节的描写有时是情节发展的必要也是作者畅情的表达之一，同时也是对美好爱情的书写，读者应该正视性欲这种人类的本能，其次，金瓶梅的悲剧结局昭示这人们这种乱淫乱欲的悲惨下场，同时从创作手法来讲，有时作者通过大量情色的描写反而使人们产生恶心的联想，类似反讽的手法让作品产生正面的效果。

《失乐园》中的性爱描写其实让很多人相信爱情本身的力量，但是同时，这对为了爱情而不理会世俗道德约束的情侣却以自杀告终，他们爱的深沉，同时饱受嫁人和社会的诟病，读者仔细想想就可以得出自己心中的结论，这是你们心中想要的自由和爱情么，不是的。

所以，这些文本的流传广泛，决不局限在其大量的淫艳描写上，其必然到来的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和揭露，才是其具有流传性可读性的原因。

而当今的一些网络诗歌文学，情绪化的个人化诗歌，创作大量却没有人文价值，忽视礼的存在，不考虑读者对于礼的要求，缺少精神上的延展性和历史的穿透性，成为快速流水线上的残次品，而读者更不愿做作者个人情绪宣泄的发泄桶，没有社会意义的文学作品必然不会被时代被人们所接受，即使短暂的好奇的接受，也必然会经历时间的检阅来发现其弊端。

纵观文学长河，无论是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还是文本本身，违反礼义的作品不可能被读者反复阅读，更没有反复阅读个价值，也就是说，只有发乎情止乎礼的作品才能为世人所接受，被任何时代所接受。

①张国光：《水浒与金圣叹研究》，郑州：中州书画社，1981年版，第十页。

②吴组缃著，刘勇先编选：《吴组缃文轩》，《谈<水浒>》，北京：北大出版社，2010年十月第一版，第七十页。

③谢肇淛著，傅成注解：《五杂俎》，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

④顾农：《“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大序>的合理内核》，1994-2012 《中国学术期刊年鉴》
【参考文献】
[1] 张少康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八月第二版。

[2]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4]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5]郭豫适：《郭豫适文集》（中国故代小说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第一版。

[6]张少康著：《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

[7]朱自清：《诗言志辨》，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