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与教育转型——试论民国时期的学生就业困难(1912-1937)

社会问题与教育转型——试论民国时期的学生就业困难（1912-1937）摘要：中国新式学校教育开始于清末，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它随即成为国家主要制度性教育，毕业生逐渐增多，此系中国教育的重大变革。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都遇到了严重的就业困难，表现为毕业生的低就业率和已就业者的职业困境，构成了一个新的教育和社会问题。而这与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教育转型有极大的关系，这种转型是受外部因素影响的急剧变革，该变革使社会的受教育者就业模式快速解体，短时间内天然地导致了学生就业困难。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国的学生就业问题，放在一百年来中国社会改革的过程中来看待，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客观地理解这个问题。

关键词：学生就业困难；低就业率；职业困境；教育转型本文试图讨论1912—1937年中国社会的学生就业困难问题。研究该问题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挖掘历史上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研究民国——这个中国教育模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则显得更有意义；另一方面也具有现实的关照意义，因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仍旧十分严重。

但是对此问题的研究，学术界长期以来没有专门的关注，只是在某些相关主题中涉及而已，近些年才有学者进行一些深入探索。清末学生群体的就业困难问题在桑兵专著《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中有一些涉及。民国学生就业困难比之清末更为严重，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大学生群体失业：武增峰的《20世纪30年代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教育反动》[1]，谭玉秀、范立军的《抗战前大学生

失业问题探悉》[2]，黄佑志的《简论抗战前国民政府救济大学生失业的措施》[3]；学生失业的社会政治影响，主要是陈德军的成果：《南京政府初期“青年问题”：从国民识字率角度的一个分析》[4]和《南京政府初期文科与实科比例失衡的社会政治效应》[5]。

本文将以民国时期的主要教育类报刊为史料来源，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去更具体地阐述1912—1937年中国学生就业困难现象的表现，并且尝试从教育转型的角度来分析此问题更深刻的历史背景，而这也是相同主题的研究较少涉及的。

一、问题的表现

中国新式学校教育开始于清末，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它随即成为国家的主要制度性教育，毕业生逐渐增多，此系中国教育的重大变革。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却在教育救国的“凯歌”下很难就业，从而造成了一个新的教育问题，并引起了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其有两个重要的表现，首先是毕业生就业率低，即“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其次是能就业学生的职业困境，即毕业生通过职业对社会和个人的回报低。

（一）毕业生就业率低

毕业生就业率指的是升学和就业者占毕业生总数的比例。其统计是很烦琐的工作，民国时期无论中央、地方政府还是学校都没有对这个数据的采集有足够的重视，所以没有留下全国性的统计数据或者地方性的更为精密的统计数据。不过热心教育的社会组织、报社和杂志社进行了一些零星年份、地区或者个别学校的统计，为我们了解民国

时期毕业生就业率提供了一些依据。

1914年京津地区某中学的校长称其学校毕业生“谋事而不得事者”占毕业生总数的1/2。”可见该中学的中学生就业率大约50%。江苏省教育会在1915年和1916年进行了两次省内各中学的毕业生就业调查，发现毕业生中的77%（1915年）和61%（1916年）为不能升学者，他们“大都无业，或虽有业而大都非正当者也。”[6]由此可以推知，此时江苏省的中学生就业率至少在50%以下。1916年黄炎培曾在报告中说：“现在中国教育上最可虑之事，莫如学生毕业后之状况，大抵一百分中有二十五分升学，三十分得有相当职业，而其余则皆失业之人。”[7] 黄炎培是江苏省教育会会长，他掌握的情况大抵也是以江苏省为基础，可知此时江苏省中学生就业率为55%左右。以上情况是京津地区和江苏省的中学毕业生就业率，而作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其就业率应该高于全国水平，所以如果乐观的估计，民国前期中国的中学生就业率大概在50%左右。

民国时期关于小学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非常少，仅有江苏省的统计。1917年江苏全省超过75%的小学毕业者需要就业，但是“大都营营逐逐”[6]，也就是不能就业。可见小学生就业率大概只有30%，低于中学毕业生就业率。

同时，作为学生群体少数的大学和专门学校毕业生，其就业相对较好，不过20世纪30年代以后，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凸显，就业率日益降低。1934 年山西全省专科以上毕业生失业者有4 700人，而山西全省三十年来，专科以上毕业生总共不过8 905人。像中央大

学这样的一流院校其20世纪30年代某届“毕业生二百余人，半数未获相当职业。”[8] 可见30年代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就业率为50%，陕西省的就业率应该更低。

更尴尬的是，实业学校其教学宗旨便是直接面向社会生产，可是其毕业生的就业率仍然很低，“十之六七”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6]，也就是说其就业率大约为35%。

虽然以上的统计严密性和精准性十分欠缺，但是作为仅有的一些数据，还是可以作为估算民国时期学生就业率的依据。此时期中国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基本不超过50%，比例极低，可见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不能就业者之多，“毕业即失业现象”之严重。

（二）毕业生的职业困境

学生就业困难的另一大表现是即使毕业生找到工作，其工作性质也很单一，并非社会所实用，甚至产生反作用；而多数学生只是为暂时糊口，非心所愿。从而构成毕业生就业的职业困境——就业后通过职业对社会和个人的回报低。

民国时期，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向“大抵为教员者居多数。其次为各行政机关人员，而为生利之农商者竟无一人。”[7]当时教育界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毕业生多充任学校教员。教育评论家舒新城曾说道：“（大学）文科毕业当教员，理科毕业当教员，商科毕业当教员，你教员，我教员，大多数全是教员。”“一般专门学校及至于中学小学毕业生的出路，都以‘教书’为本位，却是很普遍的现象。”[9]

大学及专门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相对较好，因为人数少，学生素质比较高。不过，其就业路径还是很狭窄，正如胡适曾对大学毕业生所说：“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10]可见，新式学生进入社会，并没有给社会带去活力和创造力，为改造社会各个领域出力，其多数仍然做着传统的知识人职业——政治家、公务员或者教师，就业路径非常狭窄。

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因为生计问题还有很多毕业生铤而走险，干起了很多不正当的职业。“然人是有求生意志的，人又是靠物质来生活的，他们这一批‘职业落第’的人，再不为宋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鬼话所迷了，为一时一刻不可缺少的生存故，自然只好走非常的路：游民、兵、匪、娼妓、强豪者的走狗等等，凡可恃以吃饭的，将无不趋之若鹜。”[11] 这些群体给社会和国家都带来了极大危害。从这个意义上说，毕业生不但没有改造社会，反倒给社会带来了新的危害，成了“高级”的社会破坏者。

而从个人的角度讲，职业对毕业生的个人回报也是相当低的。从时人的一些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面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心理写照，更可以体会学生们临毕业时的困惑和恐慌，及其初次工作的不如意。1935年商务印书馆的一个编辑回忆他20世纪20年代中学毕业时讲道：“我会好几次真地去把这个问题和同级的同学、已毕业的老前辈以及师长们去商量过。但是结果，他们都是和我一样的只会叹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