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对我国城市化过程与特征的认识

浅谈我对我国城市化过程与特征的认识
浅谈我对我国城市化过程与特征的认识
摘要：城市化是所有现代文明国家都要经历的过程，自工业革命使得城市化在世界范围内铺开以来，世界各国都经历着一场城市的变革。

城市化的程度不仅可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科技、文化水平，也可以衡量国家和地区内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被迅速推进，我国城市布局和结构也日趋合理，并显示出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城市化特征。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迅速周期特征经济改革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城市化的程度不仅可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科技、文化水平，也可以衡量国家和地区内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

城市化是所有现代文明国家都要经历的过程，自工业革命使得城市化在世界范围内铺开以来，世界各国都经历着一场城市的变革。

每个国家的每一场城市化变革具有其特有的进程和特点，我国也是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被迅速推进，我国城市布局和结构也日趋合理，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越来越显示着其重要性，城市建设快速更新，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环境也得到了质的改善。

国家统计局2009年9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100万人口以上规模的城市已由建国初期的10个发展到了2008
年的122个，全国地级及以上的城市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62%。

东部沿海地区密集的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

我国城市居住条件较之前大幅度提升，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从建国初期的4.3平米增加到了23平米；全国已有污水处理厂900余座，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标比例为71.6%，城市自然环境得到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得到提升。

迄今为止，国内外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一个最普遍的指标就是城市人口比重，统称为城市化率。

这实际上是一个纯人口学指标，这一指标并不是说对衡量城市化水平没有意义，但是至少并不能全面地体现城市化水平。

虽然城市人口比重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城市化水平高，但是很显然的城市人口比重低，确实也不能表明城市化水平高，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是很低的，城市人口高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或特征。

从这一点上看，城市人口比重又对城市化水平具有一定的指标意义。

因此通常用城市人口比重来划分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城市化阶段：城市人口比重在10%以下，属于城市化史前阶段；10%到20%为城市化起步阶段；20%到50%为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50%到60%为城市化基本实现阶段；60%到80%为城市高度发达阶段；80%以上为城市化自我完善阶段和城乡完全一体化阶段。

但是并不能简单用以上的划分来评价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中国对城市人口的界定与许多国家很不一致，因为中国有着独特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用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来区分城乡人口，这一做法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改变，因此也就影响到人们对当前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和城市化的看法，甚至引起了相当的混乱。

至少目前有不同的城市人口统计口径：城市户籍人口；城市常住人口；城镇人口等等。

现在，国家统计局已经采用城市常住人口比重作为城市化率指标，而城市常住人口指在城市居住生活半年以上的各类人口。

但是，是否所有城市常住人口都具有城市化特征？仅仅用人口指标是否准确反映城市化？而且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间隔距离不等，怎么可以作为城市化阶段的划分标准？
但是只要我们用以上方法简单而粗略地分析一下中国城市化进程，就会看到，中国城市化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前中国还处于城市化史前阶段，到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刚达到10.64%，近90%的中国人口生活居住在农村；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处于城市化起飞阶段，到1979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仅仅达到19.96%，还有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从1980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走出这一阶段，步入更高的阶段。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6年全国城市总数达661个，城镇人口即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5.7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3.9%，低于2000年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47%），比一些发展中国家还低。

与此同时，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另一个现象是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别和不平衡：2006年中国东、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4.6%、40.4%和35.7%；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为88.7%，其次为北京和天津，分别为84.3%和75.7%。

由此看来，东部地区已经进入城市化基本实现阶段，而西部地区则刚刚步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相当于中国1999年的总体水平，与东部地区相差9年的时间；上海、北京和天津等地区已经到了城市化高度发达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确实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

改革之前，特别是从1957年到1978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0.49个百分点，即从1959年的18.41%下降到1978年的17.92%。

从1979年开始中国城市人口比重才逐渐提高。

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年均以0.93个百分点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远超过日本上世纪20年代的速度（年均0.6个百分点），接近苏联1926年到1937年的城市化速度（年均0.95个百分点）。

就1980年以来的二十多年时间来看，中国城市化还有逐渐提速的发展趋势：从1980年到1990年的十年时间内，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净增7.02个百分点，年均0.7个百分点，而从1990年到2000年，净增了9.81个百分点，年均0.98个百分点；从2000年到2006年净增7.68个百分点，超过了80年代的10年增长水平。

城市人口比重增速，只是体现中国城市化步入快速发展的一个方面。

在过去的三十年，特别是最近十年中，中国城市发展扩张之快，前所未见。

1990年末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12856平方公里，2000年末达到22439公里，十年中大了9583公里，是1990年面积的1.75倍， 2006年末扩大到33660平方公里，比1990年扩大了20804平方公里，是1990年的2.6倍，翻了一番多，比2000年扩大了11221平方公里，相当于1990年全国建成区的面积，是2000年的1.5倍。

与此同时，城市实有道路长度大幅增长，从1990年的9.5万公里，到2000年的16万公里，再到2006年的24万公里，在短短的16年时间中城市道路净增1.5倍，翻了一番多，从2000年到2006年的短短6年时间内净增了8万公里，接近1990年全国城市道路总
数。

当然，基础设施的快速改善是以大量投入为前提的，1995年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为56212.4亿元，2000年达到了91641.7亿元，快接近翻番，2006年扩大到299682.1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2.27倍，比1995年增加了4.3倍，翻了两番多。

城市其他方面的变化也确实日新月异，体现了城市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有了质的飞跃。

在中国，不仅单个城市有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城市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联系和交流，已经出现了已初具形态的十大城市群：以上海为龙头，涵盖南京和杭州等几十个城市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和深圳为龙头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厦门和福州为主的海峡西岸城市群；京津塘城市群；以沈阳和大连为核心的辽宁中南部城市群；以青岛和济南为中心的胶东城市群；以郑州为龙头的中原城市群；以武汉、长沙和南昌为中心的中南城市群；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川渝城市群；以西安为龙头的西北城市群。

有学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最高体现形态不是所谓的“逆城市化”，而是大都市区化。

“郊区化和大都市区化并非始于70年代，而是20世纪初城市人口到总人口一半以上时就开始出现的一个规律性现象，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人类社会对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具有必然意义的理性选择，与仅限于70年代的‘逆城市化’有本质区别。

”
显然，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后期，并在孕育着更高阶段的城市化发展，特别是城市群的出现，以及沿海城市化先行发展，突出地昭示了这一点。

当然，要从更开放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城市化，也不应局限于城市自身或某些城市范围去讨论中国城市化。

从宏观上简单地分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后，更有必要从更具体、更微观的层面并多角度地去透视中国城市化实践。

那么我国的城市化在经历了这一系列快速而迅猛的发展阶段后，又有哪些适合我国国情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呢？
以我所见，我国城市化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
一.城市化动力呈现出公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动力结构。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只有单一的公有经济成分。

即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两种经济形式。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非公经济快速崛起，即除公有经济之外其他所有经济形式，包括民营和外资两大类。

经济成分趋向于多元化。

然而，公有经济的步伐却相对放慢了。

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公有经济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

这样，在21世纪之初，民营经济就取代公有经济而上升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

民营经济是指由中国民间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除公有和外资之外所有其他经济形式。

同时，外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外资经济是指由境外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两种形式。

2006年，公有、民营和外资三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分别是23%、56%和21%。

因此可以说，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为：公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三者大体上成鼎立之势。

这样的动力结构，就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条件。

二．城市化模式演变成计划、市场和外向三种模式并存的格局
城市化动力成分和动力结构的发展与变化，自然会带来动力机制和模式的演变。

计划经济时期，在公有经济基础上，城市化形成了计划机制和模式。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民营经济基础上，又出现了市场机制和模式。

同时，随着外向经济的发展，在外资经济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外向机制和模式。

这样，改革开放30年来，与动力结构的演变相适应，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与模式也转变成计划模式为主导、市场模式为基础、外向模式为辅助的格局。

从总体上说，这样的模式结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兼顾了质量和效率，有利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三．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动力结构、机制和模式的优化，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不足500万人。

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步伐显著加快。

20世纪80年代，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人以上，到90年代又增长到1500万人以上。

进21世纪，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接近2000万人，规模进一步扩大。

同时，在90年代（1990～200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每年扩大938平方公里，进入21世纪后（2000～2007年）则平均每年扩大1861平方公里，几乎加快了一倍。

四．城市化质量显著改进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之所以加速推进，主要是由市场经济推动的。

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小企业，甚至是个体户。

由于个体私营企业规模小，素质低，不规范，主要从事些简单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因而，早期的城市化是比较粗放的，存在着大量的半城市化现象，
而且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压力。

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各个城市也几乎成了建设工地。

进21新世纪后，旧城改造接近尾声，过去那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化开始降温，内在素质的提升已成为新型城市化的主要内涵。

尤其是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各地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了科技创新，信息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竞争力增强，城市化质量有了大的飞跃。

五．大城市发展优势明显增强
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府主导的重工业化道路，中国大城市发展较快。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城镇快速崛起，大城市风光不再。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外围起步的，如农村和小城市，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

这样，小城镇和小城市最先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推动，活力展现。

然而，大城市由于受体制的拖累，负担过重，步履维艰。

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大城市的活力开始得以恢复和发展。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增强，大城市、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如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北京等，发展优势更加突出。

六．城市化的地域差异已经形成
中国城市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模式，即从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计划模式；另一类是新兴模式，包括前面提到的市场模式和外向模式两种形式。

传统模式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以政府为主导因素，主要通过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

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这种城市化模式目前仍占主体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模式。

新兴模式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以资本为主导因素，由市场来配置资源，通过发展经济，推动城市化进程。

新兴模式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尤其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七．城市化增长重心开始内移
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新兴城市化进程得以启动，从而使得中国城市化重心逐渐东移。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投资重点开始西移，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增长重心出现了由沿海向内地移动的趋势。

如表4所示，近年来中国东部地区的GDP和进出口额均出现了微弱的相对下降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则有所上升（但东北地区几乎没有变化）。

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中西部地区增长幅度明显提高。

从城市建成区面积来看，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仍然赶不上东部地区，但差距在逐步缩小。

八．农村隐性城市化进展加快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村庄建设步伐加快，村容面貌显著改观。

楼房的出现，突破了传统上平坦的村落格局。

街道路面的硬化，照明设施的建设，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普及或改善，如电视、电话、电力、供水、交通等，显著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

虽然这并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但在内涵上与城市化是一致的。

因而，可将当前的新农村建设称之为隐性城市化。

还有一种形式的城市化，也是隐性的，但却是负效应。

主要存在于中西部边远地区的农村、山区或牧区，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去城镇打工，学生到附近城镇上学，富裕家庭也迁到生活条件较好的城市居住，从而使得农村人口逐渐减少，村庄不断萎缩，直至消失。

在当地，由于农村人口减少，相应的使得城市化水平有所上升。

负效应的农村隐性城市化虽有出现，但并不普遍，更多的是随着新农村建设带来的正效应的隐性城市化为主。

这也应该是中国特色城市化的一种表现。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城市化是挡不住的，即使现行的制度不改革，城市化也会继续快速向前推进，因为作为城市化动力源泉的特殊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仍然相当强劲。

而从上述思路来了解我国城市化，可以看出我国下一步的城市化战略应以大都市区的发展为其主要方向。

目前，中国已经部分地具备发展大都市区的物质、社会和文化条件，关键在于决策者如何看待城市化问题以及如何抉择。

无论如何决策，我相信，依照我国现在的综合国力和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增强，一切都会向着适应我国国情而发展，然后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①柴永强，《当前中国城市化的趋势与特征》，2009年。

②王春光、孙晖，《中国城市化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崔功豪，《中国城镇发展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

④国家统计局，《中国国家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

⑤王颖，《城市社会学》，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