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与中国人缺失诺贝尔奖的内在关系分析

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课程论文封面

课程名称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教师姓名余良耘

研究生姓名吴昕

研究生学号220110273

研究生专业土地资源管理

所在院系资源学院

类别: A.博士

日期: 2012年05 月27 日

李约瑟难题与中国人缺失诺贝尔奖的内在关系分析

引言

1964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其《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自17世纪伽利略时代以来的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之中产生，而只是在欧洲文明之中发展？”这一问题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对此，李约瑟有一些很著名的观点：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一些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八股文扼杀了学生探索自然的兴致，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

纵观诺贝尔奖一百多年（始于1901年）的历史，共有400多位获奖者，尽管此前有6位华裔科学家位列其中，但中国本土却没有一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奖获得者。有的学者曾经作过统计，一个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科学实力的国家，自革命胜利或独立后的30-40年内，一般会出现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例如，巴基斯坦是29年，印度是30年，前苏联是39年，捷克是41年，波兰是45年，等等[1]。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60年，中国的经济实已跃居世界第二，科技投入和科研实力也得到了极大加强，而我国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获奖人数至今还是零。关于“中国为何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无缘”的问题，也被世人称为“当代的李约瑟难题”。

本文通过文献回顾的研究方法，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的自然观和科学知识内涵、中国的科研学术体制缺乏宽松的创新型研究所需环境和中国应试教育制度阻碍创新人才培养等三个方面，对“李约瑟难题”与中国人缺失诺贝尔奖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中国科研及学术界实现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零的突破提带来一定的启发。

一、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的自然观和科学知识内涵

中国在古代曾经出现过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杰出的科学技术成就，自公元1至15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也一直是走在西方国家的前面，可是近代的科学文明却没有在中国文明中成长，而却诞生在刚刚摆脱中世纪黑暗的欧洲。

近代西方以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为代表的科学家们，将天文学数学化，进而扩大到整个自然科学领域，用数学的方法追索宇宙万物的存在和运动的原因和奥妙。而近代科学正是在数学化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数学的化的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2】

历史的继承性是科学的一个重要特性，近代自然科学革命自爆发以来，科学中心从意大利辗转到英国、法国、德国。科学精神也随之在欧洲各国得到发扬，科学知识在欧洲大陆不断积累和创新。之后的二战期间，随着爱因斯坦、玻尔、费米等一批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移居美国，这种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也随之在美洲大陆茁壮成长【3】。这种科学的历史积累正式使得欧美各国科学家频频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着灿烂的科技文明，古代中国人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和社会实践中发明了以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等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先进技术，并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今天大多数中外学者都认为，在中国古代领先于西方的只是在技术应用的领域，而科学研究则远落后于西方，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科学。

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儒家学派为例，儒家也重视追寻事物背后的原因，但最终追朔到的是理、气和道等价值和伦理的意义，而不是数学特征【2】。在儒家文化中科学技术是不被重视的，往往被贬称为“奇技淫巧”。这种文化影响了中国几年千年，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推开启了中国近现代科学之门。

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从根本上缺乏科学的土壤和精神，没有丰厚科学知识和人才积淀，冲击诺贝尔奖还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

二、中国的科研学术体制缺乏宽松的创新型研究所需环境

统计数字表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经常不是授予发明具有直接应用价值的某种技术或产品的科学家，而是授予了为该项技术或产品的诞生奠定了科学理论或技术基础的科学家，而基础科学研究正是我国科学研究中薄弱的一环，在这一环节缺乏资金和人员的投入现象非常严重【4】。

我国科技体制还存在一些弊端，例如：在项目申请、资源分配、工作考核、成果评估与奖励等方面实用主义观念浓厚，还未营造成适宜于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

以资源分配和考核评估体系为例，首先，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在2O世纪最后十年一直在0.5-0.7%之间徘徊，期中基础研究的投入仅占总研究开发经费的5%左右，为世界最低水平之一。低水平的基础研究投入和实用主义态度，使得科研人员往往选择短、平、快的应用研究课题，而不愿从事高、精、尖的基础研究，以致出现了基础研究的“无人区”【5】。实际上，探索性的基础研究，常常需要几年乃至数十年的潜心积累和大量的资金投入，其间甚至是一无所出的。

另外，我国科技界的工作考核评估体系存在不合理现象：往往只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仅以每年或三至五年内发表多少论文等量化指标来评判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有些科研单位甚至对每个研究人员一年必须完成多少篇论文、发表在哪类刊物等都有很机械的规定，这样的做法与基础研究的性质矛盾。对于一些从事基础研究而可能几年不出论文的科研人员会失去评上职称甚至无法继续工作下去。此种苛刻的做法，导致了一些年轻的科研人员为写论文而搞科研，为评职称而发表论文，这种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

三、中国应试教育制度阻碍创新人才培养

众所周知，科学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素质和创造力，而人的素质和创造力的培养与教育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我国至今无人问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从某种程度上讲应归于应试教育所导致的人的创新能力缺乏【6】。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教师节前夕同北京部分中小学教师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从国内外的比较看，中国培养的学生往往书本知识掌握得很好，但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还比较缺乏。

应试教育就是以应试和升学为最高目的、一切为了考试、一切服从考试、单纯追求升学率的教育模式。应试教育在我国已有千余年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隋炀帝大业二年( 公元606 年) 开始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就是通过科举考试、依据考试成绩来选拔人才的制度,。科举制度将选仕制度、育仕制度与儒学紧密结合，使“学而优则仕”成了教育的唯一目的，读书做官成了读书人的唯一追求，而儒学则成了独尊的教学内容。由于学校教育是以选拔官吏为目的，而不是以培养科技人才、传播科学知识为己任，从而导致科技人才匮乏, 最终阻碍了科学和社会的发展。

令人遗憾的是, 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在我国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以至于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中重新复活而演变为应试教育。现在的教育可以说是“一切为了考试、为了一切考试”，教师为考试而教, 学生为考试而学。教育成了考试的附庸, 学生成了考试的机器, 学校成了考试的工厂。

应试教育重知识的灌输轻视思维启发，扼杀了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应试教育重知识传授轻动手实践, 抑制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应试教育重死记硬背轻独立思考, 销蚀了学生的问题意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