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论文2014.6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本科生课程论文

题目：美国外交中的宗教因素研究

姓名：乔梓文

学号：1307714027

专业：旅游管理

年级：2013级

班级：13715班

任课教师：李强

2014 年 6 月

美国外交中的宗教因素的研究

宗教以及宗教团体向来对美国政治具有较大影响,这种影响自然会延伸到美国外交策领域。

冷战结束、尤其是“9·11”事件以来,宗教因素在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中越来越明显,在海外倡导和实际推进所谓宗教自由、或推行所谓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似已成为民主、共和两党新的外交政策共识。宗教对当前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凸显,也带热了对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并引起了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和教会(尤其是福音派教会)领袖的关注。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美国外交政策和中美关系中的宗教因素也有不少讨论。本文在这些研究和讨论的基础上,试图对宗教在美国对外政策上已经呈现的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趋势,以及宗教对当前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的影响,作一些简要的探讨。

一、“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

尽管对海外所谓宗教问题的关注一直是美国的民族偏好,但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并不特别强调宗教。除个别例外(如针对苏联犹太人的1973年“杰克逊一瓦尼克法”),冷战期间美国历届政府所强调的是一般地支持宗教自由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直接和单边的干预行动,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当时的外交战略是以地缘政治为核心。

然而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复兴,美国国内宗教右翼势力的崛起并与政治右翼合流,`,9·11”事件后国际关系中宗教因素的凸显,以及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非地缘政治化,均增加了宗教在美国国际战略考量中的地位。“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是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标志性法案,在全球推进所谓宗教自由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因素”(克林顿语)。而美国目前处理国外宗教问题时,也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具体、直接和单边的干预行动,这在美国对华宗教政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目前宗教在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中出现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等四大趋势。

立法化或国会化主要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及主要由宗教团体

推动的立法倡议如“2002年苏丹和平法”等,其中“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是美国历史上最全面的人权立法之一,建立了宗教因素直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全新框架。美国国会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问题上的主导作用也增强了该法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机构化主要是指“1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规定设立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跨党派半官方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总统特别助理,以及涉及所谓宗教自由问题的美国政府和国会机构如国会与行政部门对华委员会C(ECC)等,对所谓宗教自由的关注已直接影响到美国的传统外交文化。

国际化主要是指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人权国际制度或国际“人权联合体(humanrightseomplex)”的形成。宗教人权国际制度是由关于宗教人权的各种国际和地区性的公约/条约、各种旨在促进所谓宗教人权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各国(主要是西方国

家)的国际宗教和人权政策等组成的庞大国际机制或网络。目前美国在所谓宗教自由问题上对中国就是采取单边、双边和多边相结合的施压手段。

草根化即指以争取所谓宗教自由为宗旨的新人权运动的广泛群众基础。与主要倡导所谓政治权利的旧的人权运动或传统人权建制不同,新人权运动是发自基层的“草根运动”,背后是所谓“宗教美国”(仅基督教福音派便号称有8000万信徒),政治动员走国会路线;而以往的人权运动则主要是精英运动,政治游说基本上走传统外交路线。据“为受迫害教会国际祈祷日”活动的组织者称,全美参与该活动的教会从19%年约5000个增加到2002年的约10万个,“新人权运动”的草根动员力可见一斑。

一般认为基督教福音派卷人外交事务始于冷战反共运动和以色列国的诞生,冷战期间与上述两个问题有关的苏联犹太人移民问题一度是其政治动员的焦点。福音派卷人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埃塞俄比亚饥荒期间,而反对苏联共产主义政权、促进所谓人权和宗教自由以及保卫以色列则是福音派当时对国际事务的三大关注点。虽然极端的穆斯林运动一直是基督教福音派外交政策议题的首要目标,但其政治动员矛头也指向所谓压制宗教自由的共产党国家。这在冷战结束以来尤为

明显。目前除了反共亲犹外,所谓与人权有关的问题,如宗教自由、政治自由、国际卖淫和拐卖人口、种族灭绝等,是刺激基督教福

音派政治行动的主要外交政策议题。

目前美国朝野对宗教问题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中的地位的看法渐趋一致。关注国际宗教自由似已成为两党新的外交政策“共识”,而时下热炒的“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昔日“传教士外交”以及晚近“人权外交”的最新版本。就美国而言,“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大致上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解释是传统外交要认真看待宗教,强调宗教价值观的非传统外交可与传统外交相互补充。如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强权与万能之主:关于美国、上帝与世界事务的反思》一书中,认为宗教无论在一国之内或之外均举足轻重,呼吁美国外交决策层尤其是民主党人改变对宗教的冷漠和傲慢态度,加大对宗教问题的关注,鼓吹今后美国在世界上无论反恐还是推进民主均要重视宗教的作用。狭义的解释是指与世俗外交不同的以宗教价值观为核心、或以宗教团体为主体的外交。这就比较接近所谓宗教外交,即由不同宗教传统信奉者所进行的以促进宗教理解为核心内容的外交。简言之,“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可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社会政策化(即关注公共或社会政策议题)与反映宗教团体和信徒大规模介人外交领域特征的所谓“国民外交”的某种结合。

“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的基本理念之一脱胎于“民主和平论”的“宗教自由和平论”,认为“尊重宗教自由的国家极少对邻国构成安全威胁”。宗教自由”被视为对宗教极端主义的解药和宗教反恐的利器。“宗教自由和平论”的另一翻版是“宗教自由安全论”,即认为只有实行宗教自由的国家方可维持其国内稳定和安全。美国朝野尤其是外交和安全权力机制目前已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宗教问题,不仅把宗教自由看成是人权问题,而且视之为“国家安全的一个界定因素”实际上已将宗教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等量齐观。目前在美国,宗教自由问题已与人权问题脱钩而成为独立的外交政策议题,而倡导所谓宗教自由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圈子的标准话语。

近年来,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已成为美国宗教保守派政治动员的重大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