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筑文化看上海城市精神_黄浦江畔的建筑对话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作者单位：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收稿时间：２００３年６月从建筑文化看上海城市精神＊

—黄浦江畔的建筑对话

常青

提要／本文从建筑文化“基因”的角度，分析了黄浦江两岸新旧建

筑群在性格上的内在关联，以及在上海城市精神中的反映。

关键词／建筑性格城市精神外滩小陆家嘴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From the angle of cultural gene of architecture, this paper

makes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c onnection on architectural character b e-

tween the new and old building groups beside the Huangpu R iver and

Shanghai urban ethos expressed by t hese b uildings.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Architectural character, Urban ethos, Huangpu Bund,

Pudong

上海进入近代以来，已有１６０年的历史，　但迄今标志上海高速发展，深刻改变城市轮廓线，　体现城市精神最强烈者，　其实也就是两个１５年，即上世纪２０年代初至３０年代中和８０年代末至今；从标志性建筑上看，最有代表性者，当首推外滩历史建筑风景线和隔江相望的小陆家嘴当代建筑群。上海建筑的风格与性格城市精神是一种历史范畴，可记忆、可遗传，有延续、有变异。建筑全息反映城市精神。但不同历史背景，建筑风格迥异的外滩浦江两岸建筑群，又是如何反映上海城市精神的呢？答案可能隐藏在“风格”的背后，与我们称之为“性格”的概念有关。相同的建筑性格可能在不同的建筑风格中显露出来，是城市精神最直观的表达。建筑文化是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风俗、时尚及技术条件在建筑上的反映，往往被首先看作是某种建筑风格。建筑风格有着两层含义：建筑样式和建筑性格。建筑样式犹如人的穿着打扮，诉诸于外在的形象，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建筑性格却像人的性格，是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取决于一个地方所特有的环境特征、文化“基因”以及价值取向。因此建筑性格其实也内在于人的心灵，是集体无意识中被认同的，属于精神领域的东西。确实，不同的建筑空间会使人产生诸如拘束、放松，优越、卑微，肃然、轻快，脱俗、平庸等截然不同的自我感受。建筑性格关联于文化的性格，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阶层的人须得各循其所，而这正是建筑之于人的性格所在。可见建筑性格具有明显的场景性质。如今，传统意义上的建筑“样式”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因为视觉上的审美尺度或审美愉悦早已多元化、多样化了。然而，对于今日的都市人来说，一座建筑或一组建筑景观是否具有吸引力，是何样式虽不再重要，但对建筑空间的感受与看法仍与内在的建筑性格有关，也即对适合自我表现的空间场景的追求，仍是建筑性格表达的首要依据。比如上海“新天地”，将传统和时尚碰撞在一起，既满足了外籍人士和观光者对上海石库门的好奇心和泡吧的习俗需求，又为上海白领和文化人提供了怀旧与赏新的场景。无论是一种自觉的表露，还是一种附庸风雅的“表演”，这样一个阶层、这样一群文化消费者的文化认同和空间感受，正是“新天地”的建筑性格所在。这是由来已久的、上海所特有的性格。其他地方要再造“新天地”，就得先问问这与那里人们的传统习俗、空间感受和文化消费需求有关联吗？换言之，能够形成被某一社会阶层所认同的建筑性格吗？显然，在“搭置”场景前，需要先考察一下有无“表演者”或“观赏者”。理性的文化“基因”长期以来，几乎所有关于上海文化的评论都可归之为“实用、实惠、实效”和“求新、求变”这１０个字。回顾世界近代史，似乎可以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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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公众传布新教文化的理念；广学会大楼里是上海最早的西文报馆和出版机构；亚洲文会拥有深受西方学术影响的东方学图书馆；真光大楼里的沪江商学院走出了２０世纪初中国土地上培养出的商界白领和企业家。从商业文化的角度看，“外滩源”地段也可以说是上海的城市精神之源。

总之，这一外来的理性文化“基因”，通过社会运作与交往，潜移默化并深入骨髓地影响了上海特有的社会文化心理并迁延至今：既追求实惠实效的品质，又极重精制、雅观的“卖相”。这种看似矛盾的文化特质，确能说明上海城市精神的形成脉络并涉及到了上海的建筑性格。譬如里弄石库门住宅是公认的上海居住文化象征，一方面引入了西方城市房地产的高效开发方式，使ＴＯＷＮＨＯＵＳＥ与沪上三合院完美结合；一方面创造了一种中西合璧的雅致外观。因而西味浓郁的上海石库门绝不是以盲目抄搬外来建筑形式为目的，而是追求实用、实效的城市生长进程的结果。这种因果关系可以说明上海建筑性格的理性本质，也是当时城市精神的一种体现。至于上海标志性的商业建筑，如外滩历史建筑群及对岸的小陆家嘴当代建筑群，在品质和品位上又是如何表现上海城市精神的呢？这就先要从外滩建筑风格说起。

外滩“款式”的由来

外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华尔街”，这条风景线及其周边地带集中了一批当时上海最重要的商业、金融建筑。这些建筑大多是高层。要了解外滩的建筑风格及其内在的性格，先得弄清楚这些建筑的样式或曰“款式”来自何方？

在１９世纪的欧美，尽管以铁、玻璃和混凝土为代表的新建筑材料和新结构已先后问世，资本主义仍是以复古主义风格作为建筑的躯壳，包括古典复兴、浪漫主义、折衷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到了２０世纪初，在欧洲探索新建筑的运动之外，深受新教文化影响的美国仍以复古主义作为主要的建筑风格。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这一时期，尽管新的功能需求不断产生，建筑技术日新月异，但美国上层社会对于纪念碑般的历史建筑形式依然倚重，表现了强烈的保守主义态度，这种状况直到二战后才发生了大的变化。不过，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种建筑风格却在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的美国高层建筑中出尽风头，并迅即折射到了太平洋彼岸的上海。

除去功能和技术因素，欧美高层建筑形式在２０世纪前半期受到了浪漫主义的重要影响。１９世纪的浪漫主义发展到后期主要表现为“哥特复兴”，以新教国家的英国建筑为代表（如英国国会大厦）。所谓“哥特复兴”，即从外观上模仿中世纪后期以尖券、骨架拱和飞扶壁为特征的教堂建筑风格。这种向上升腾的动势，于神秘莫测中充满了浪漫的想象，不仅可以表达中世纪对天国上帝的向往，同样也可以象征资本主义对人间财富的崇拜。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哥特式建筑的拱券结构赞赏有加，认为其代表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创造精神。建于１９１３年，高度超过２４０ｍ的纽约沃尔华斯大厦，是一座著名的哥特复兴风格摩天大楼，其钢结构的骨架和上部收分的形体，浪漫中带着理性，有利于高层建筑之间的日照和通风，成为了有关市政法规出台的起因（图１）。１９２５年后，这种竖向划分并向上收分的高层形体，与一种不排斥几何化装饰的现代简洁造型（装饰艺术风格）相结合，形成了风靡美国东西海岸的装饰艺术风格的高层“摩登建筑”时尚（图２），建于３０年代高达３８０ｍ的纽约帝国州大厦就是其中的巅峰之作（“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后，重新成为纽约的城市制高点，图３）。由于其与哥特复兴多少有些形和意上的关联，而且构成了当时的都市“摩登”生活场景，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装饰艺术风格称为“浪漫的摩登”风格。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求新求变的上海也为自己的商业空间找到了两款“外衣”，其一是“折衷的复古”，不拘于照搬某一种旧形式，而是在多种历史元素中选取，进行精到的叠合与创造，如外滩的汇丰银行、海关大楼等，可称之为“新古典主义”或“商业古典主义”（图１２）；其二即是“浪漫的摩登”。在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的上海，就如当时的电影对好莱坞的模仿一样，一大批高层建筑都采用了从美国引入的装饰艺术风格（图４），如外滩的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中国银行大楼、上海大厦等（图５）。其中沙逊大厦还戴着浪漫主义的绿色铜皮的金字塔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外滩源”地段上的圆明园路一线，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片装饰艺术风格的街区建筑，如亚洲文会大楼与中国银行大楼出自同一家设计洋行（公和洋行，图６），真光大楼和广学大楼出自著名匈籍建筑师邬达克之手，带着他设计哥特复兴式摩尔堂（沐恩堂）的某些元素（图７），随后他还设计了同样风格的国际饭店大楼和大光明电影院等（图８）。

此时，中国的建筑师也参与了装饰艺术风格建筑的设计，如圆明园路上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大楼，采用了中国古典宫廷的图案装饰（图９）；中国银行大楼用了中国传统的四坡攒尖顶和檐下的斗拱装饰。这两款

“外衣”之下，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铁框架、钢框架，甚至轻钢框架结构。无论是哪一款，都表露出了外滩建筑对浪漫和典雅的理解和再创造，以及对技术水准和文化象征双重作用的完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