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认知具体语境与规约性语境(1).

文学认知:具体语境与规约性语境(1)

内容摘要:文学认知研究者一般探讨作品中的语言提示和其唤起的规约性认知草案或认知框架的作用,但我们从“语境决定的反讽”可以看到,在有的情况下,对主题意义的正确阐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文本提示对规约性认知框架和认知期待的激发,而是具体文本中的特定语境因素。本文通过对肖邦“一小时的故事”中“语境决定的反讽”的分析,来说明这一观点。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有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具体文本语境所呼唤的特定认知框架,这种认知框架与文本提示本身所激发的规约性认知框架形成对照,并起颠覆作

用。关键词:文学认知语境决定的反讽具体语境规约性语境对照与颠覆文学认知研究者十分关注文本提示和这种提示所唤起的规约性认知草案或认知框架的作用,近来有的研究者也较为关注语境对认知的影响。认知叙事学家戴维,赫尔曼在《故事逻辑》的第九章中,就以“语境化定位”(contextual-dnchoring)为题,探讨了第二人称叙述中“你”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作用。赫尔曼系统区分了第二人称叙述中五种不同的“你”:一是具有普遍性的非人格化的“你”(如谚语、格言中的“你”);二是虚构指涉(指涉第二人称叙述者/主人公/叙述接受者——在第二人称叙述中,这三者往往同为一个“你”);三是“横向”虚构称呼(故事内人物之间的称呼);四是“纵向”现实称呼(称呼故事外的读者);五是双重指示性的“你”,同时指涉故事里的人物和故事外的读者(Herman 340-45;Toolan-28 29;Gavins)。在赫尔曼看

来,“叙事理解过程是以文本提示和这些提示引起的推断为基础的(重新)建构故事世界的过程”(Herman6)。赫尔曼所说的文本提示指的是具体语言特征,而他所说的语境也是文类规约性语境(如由谚语和格言所构成的修辞语境,或由第二人称叙述所构成的文类语境),这种语境有别于具体文本的特定语境。后者在文学认知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将聚焦于这种特定语境。本文将首先探讨一种由特定语境所决定的文学现象:“语境决定的反讽”。然后通过分析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一小时的故事”(1894)中的这种反讽,来说明这种反讽涉及的具体语境中的认知框架与规约性认知框架的对照和冲突,揭示文本的深层意义如何呼唤前者对后者的颠覆。语境决定的反讽西方学者通常区分两种最基本的反讽:“文字反讽”和“情景反讽”,前者涉及文字和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的不协调,后者则涉及行动和其结果之间的不协调(Cuddon 335—340;Fowler 101-

112;Booth;Muecke;Colebrook)。本文所说的“语境决定的反讽”与这两种反讽有本质区别:文字与其所表达的意义协调一致,行为本身也不产生反讽意义,但这些文字和行为在特定的语境中则具有反讽性(Shen 115-30)。也许有人会说,反讽都涉及语境,都是语境中的反讽。但我们若仔细考察,则会发现通常的反讽即便跟语境相关,也并非由语境所决定。就“文字反讽”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字的字面意义和说话者意在表达的意义之间的差异(如面对一篇写得很糟糕的文章,有人用“这篇文章真有水平!”来表达对其不满);就“情景反讽”而言,起决定作用的也是一个事件与其自身出乎意料或令人失望的结果之间的差异,譬如在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美好的言论和宏大的想法没有带来任何结果;又如在《李尔王》中,李尔王赶走了最爱自己的女儿,造成悲剧性的情景反讽(Cuddon 337)。让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两个属于情景反讽的例子:

[19]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

版，第 122 页。 [20]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2 ，文集之十三，第75 ～76 页。 [21][23] 邵德门主编：《孙中山政治学说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170 ～171 页, 第174 ～175 页。 [22] 转引自徐立亭：《章太炎》，哈尔滨出版社1996 年版，第175 、118 ～ 119 页。 [24] 谢剑：“中华国族的形成及多元异质性”，《二十一世纪》1993 年4 月号( 总第16 期) ，第36 ～41 页。 [2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集选集》，第7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775 页。 [26] 国家民委：《民族政策讲话》，北京：民族出版社1979 年版，第16 ～ 17 、42 ～43 页。 [27] 《饮冰室合集》，2 ，文集之十三，第73 ～74 页。 [28] 李长久：“增强综合国力维护世界和平”，1999 年6 月30 日《人民日报》。 [29] 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年版。 [30] 《饮冰室合集》，5 ，文集之三十九，第43 ～45 页。 [31] 《饮冰室合集》，4 ，文集之二十八，第46 ～51 页，第76 页。 [32] 转引自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离合”，《学人》第四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年版，第8 页。 [33] 《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第42 ～43 页。 [3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5 ～19 页，第 285 、395 页。 [36] 何家栋：“二十一世纪不能忽视印度”，1998 年8 月7 日《中国引进报》。[37]1999 年1 月8 日《南方周末》，记者刘洲伟文。 [38] 庞中英：“国际关系中的软力量及其它”，《战略与管理》1997 年第2 期；倪峰：“美国“软实力”策略为何得手”，1999 年6 月30 日《中国改革报》。 [39] 王飞凌：“国际政治秩序与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作用的一个思辩”，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 年2 ～5 月( 总第18 ～19 期) ，第295 ～312 页。

[19]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122 页。 [20]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2 ，文集之十三，第75 ～76 页。 [21][23] 邵德门主编：《孙中山政治学说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170 ～171 页, 第174 ～175 页。 [22] 转引自徐立亭：《章太炎》，哈尔滨出版社1996 年版，第175 、118 ～ 119 页。 [24] 谢剑：“中华国族的形成及多元异质性”，《二十一世纪》1993 年4 月号( 总第16 期) ，第36 ～41 页。 [2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集选集》，第7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775 页。 [26] 国家民委：《民族政策讲话》，北京：民族出版社1979 年版，第16 ～ 17 、42 ～43 页。 [27] 《饮冰室合集》，2 ，文集之十三，第73 ～74 页。 [28] 李长久：“增强综合国力维护世界和平”，1999 年6 月30 日《人民日报》。 [29] 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年版。 [30] 《饮冰室合集》，5 ，文集之三十九，第43 ～45 页。 [31] 《饮冰室合集》，4 ，文集之二十八，第46 ～51 页，第76 页。 [32] 转引自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离合”，《学人》第四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年版，第8 页。 [33] 《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第42 ～43 页。 [3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5 ～19 页，第 285 、395 页。 [36] 何家栋：“二十一世纪不能忽视印度”，1998 年8 月7 日《中国引进报》。[37]1999 年1 月8 日《南方周末》，记者刘洲伟文。 [38] 庞中英：“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