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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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代人必须承担的重大的文化责任,文化环境的“原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就是我们所要保护的对象的全部?使这些“原生态”文化遗产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传承下去,是否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从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目的来看,似乎并非如此。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说,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质意味着它是处在不断发展、演变和生成的过程中。离开了这个过程,我们看到的就不是什么“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而是僵化、衰朽中的过去文化的遗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不是要固化某些文化现象,而是要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继续生成和发展。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过去的时代里可以演变发展,为什么不可以在当代文化环境中也获得演变发展的空间?
日本东京大学陈志勤:《城市化中的“传统文化”的变化——以水乡绍兴的旅游开发为例》
政府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再生和发展以追求正统化为主,其中的民俗文化利用的基本目的,主要是民俗的观光化和国家化,同时也就会出现忽视民俗文化传承人的倾向。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因为由政府主导的民俗文化的“再生”(创造)作为契机,当地的人们开始觉悟到自己所拥有的大禹祭祀这个民俗文化的价值,以此作为一种自我认同开始自觉的行动。
显然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官方化或商业化。一种民俗经过演变和空间的转换后是否还存在,判断的根据应当是在这种文化赖以产活动的文化性质,不能简单地靠还原化简到原始形态来认定,而需要承认和关注这些文化活动自身的生长性和复杂性,需要在复杂多样和不断演变发展的活动形态、存在环境和社会关系中寻找是否包含着能够把这一切凝聚在一起、从而构成文化传统的内在力量。一种文化活动能不能成为一种精神凝聚力量,形成一个群体的文化特征和传统,关键在于能不能使这个群体的人们找到一种共享的、群体特有的归属感,并由此而形成代代传承的对这种身份归属的记忆、自豪和自尊。这就是特定群体的文化认同感。是真民俗还是伪民俗,最重要的差异就是这种群体认同感。比如起源于山野乡村的民歌,如今在都市里传唱或进入电视节目后还是不是民俗?关键不在于它是否被商业化或政治化了,而在于这种民歌的传唱和接受是否还能够唤起特定族群共享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认同。
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
苏州大学汤哲声:《网络文学:当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视野中的传媒与文学(文艺)联姻》
网络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主要媒体?以前说“媒介即为信息”,现在我可以说“媒介就是我”。因为网络代表大众性,代表真正的草根文化,人们可以在其中尽情地抒发自我的“草根文化”心态,坚定地展现自我的“民间立场”,而这种抒发和展现又充满了个性,充满着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隐蔽自我。既是作者,又是编辑,还可以与不同意见者展开辩论,这样“为我所为”的创作载体怎么能不吸引人呢?中国媒体将来必定要是民间立场。任何用精英文学的立场来批评网络文学,都是不对头的,理论不对,方法也不对。
所以前一阵,讲城市文化建设,每个城市所提出的口号都差不多,都是什么创新求实这一类的话。所以你想,大批人绞尽脑汁想怎么以一句话概括自己城市的时候,说明这些城市没有自己的独特的一种精神存在。
中南大学柏定国:《城市快速发展进程中的民俗积淀与文化力建构》
民俗不仅是“旧”的,也是“新”的;民俗是历时性的积淀,时尚是共时性的民俗;城市民俗就是时尚;新民俗是城市文化力最直观、最人本的体现。任何形态的民俗都有各自的生命周期,有生死大限,方有“活着”之说,拓城不是民俗的终结。
当然,我也提到,并不能因为这种个性消费的存在,就否定过去传统的审美批判的价值和标准。艺术包括文学应有其起码尊严。在过去放逐人性、放逐审美、追逐所谓自然本能属性的行径必然会损伤艺术的尊严,这是当前文艺界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在市民社会的建构当中,一个合理的市民社会,除了法制建构伦理建构,也不能缺少精神自由,一个过度商业化的城市是不是能够对人的全面合理的成长有促进作用,这是值得怀疑的。
中山大学周大鸣:《论珠江三角洲乡村都市化过程中的三大问题》
造成一个地方文化传承消失主要有两种原因:第一点是我们城市规划以政绩为中心,很少考虑普通人的生活。例如在广州建一个很好的歌剧院,考虑的是与政绩相关的事情。
第二点,因为大量的移民,使得一个城市重新构建自己的文化,怎么样在珠江三角洲这个移民很多的地方重新构建自己的文化?比如东莞将近一千万人,外来工占了八百万,在这种移民城市,如深圳、广州,要考虑怎么把地方文化和移民文化结合起来。在深圳,跟人聊天,问“您是哪里人?”没人回答“我是深圳人”,因为一个文化没有自己的特色,人们就不会认同这个城市,就没有归属感,不会把这个城市的事当作自己的事。
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似乎能够看到如大禹祭祀那样的民俗文化的“所有移向国家和政府一方,但实际上在与此有关的民俗空间中,国家和政府的举措,无意识地使当地居民对民俗文化的认识得以提高,进而在新的社会和文化的脉络中,促进了民俗文化自觉的再生和创造。
在民俗所存在的民俗空间中,在各方面的利害关系者互相纠葛、互相缠绕之中,现代化、城市化这种社会现象,孕育了民俗文化的衰退、消失、继承、再生和创造的复杂的运动状态。
《学术研究》编审 陶原珂
都市中自然空wk.baidu.com的想往
在人们对都市空间的怀旧情感中,还隐藏着对自然的想往。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和俞平伯的《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至今仍是在都市生存空间表达自然情怀的名作。在现实中,现代都市人对自然空间的想往,在城市绿化带的设计中已得到广泛的关注和落实,从新式的园林小区到公交线沿线绿化和移居郊外的选择,都有所体现。在几米的绘写本中,森林成了都市童话想象的畅游之所。此外,想往自然的空间想象,还表现在都市人对同一生存空间中自然生灵的关注。
对现代性的怀疑导致了对“存封”经验的再启封。自年代以来,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诗意地栖居”,越来越为人所知。“诗意地栖居”实际上是对现代性社会把个人从乡土和古老的民间文化传统中抽离出来的一种反对,是在现代性的自我认同发生危机之后产生的与大地、诸神和乡土传统重新和解的追求。
新的都市民俗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当代人重新寻找认同和归属感的需要。尽管不再是原生态的乡民文化形态,毕竟它是在重新打开近一个世纪来被存封的心灵经验——悠远神奇的传说、粗朴狂野的乡土、神秘的启示和虔诚的期待……这些把个人与乡土和久远的族群传统维系在一起的神秘经验是“诗意地栖居”的真解,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层内蕴——换句话说,当人们在当代都市的民俗活动中重新体会到自然的神性时,传统就会获得再生和发展的空间。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经历了把民俗民间文化视为“四旧”与“封建迷信”进行的扫除和为了追求“现代化”而对传统文化进行的破坏,自年代以后却出现了向民俗文化认同的一种回归趋势。许多几乎消失殆尽的传统习俗,又以各种形态逐渐重现。这种情形似乎有点令人费解:那些已消失的东西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谈到现代性经验与非现代性经验的关系时,用了一个概念叫 “经验的存封”( )意思是说现代性认同的意识把不符合现代性社会秩序的经验“存封”起来,从意识中清除掉。大多数民俗尤其是民间信仰,就是通过对“封建迷信”和“四旧”的批判而存封起来的。“存封”不同于消灭,因为它只是从人们的注意或意识中隐去了。人们用科学来解释鬼神、灵魂的不存在,这只是证明了鬼神、灵魂不是已知物质属性的经验,并没有消除人们对不可知世界的恐惧和想象。因此鬼神、灵魂并没有被消灭,而是被排除在科学经验之外,即被“存封”。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官方化或商业化
当今的问题是,当文化遗产成为人们获取政绩和商业利益的工具时,它们的发展和演变可能就会脱离原来的文化传统,变成时尚消费品和文化标签。当今许多地方的民间文化遗产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前景:民俗由生活方式变成了商业演出,乡民变成了演员。政府和商业的介入似乎使民俗变了味,成了“伪民俗”。其实,从各种民间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官方和商业的参与是常见的现象。就拿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活动来说,无论遍布全国的关公、观音祭祀还是主要存在于岭南地区的妈祖、龙母崇拜,虽说都是民间信仰,其实都有被朝廷敕封或官府认可的经历。可以说民间信仰绝大多数是官方和老百姓共同参与下构成并发展起来的文化活动。而民间文艺和各种技艺的存在与传承也往往要靠商业化的方式来提供物质条件。戏曲、曲艺、杂技、美术、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大多具有商业性质,否则不大可能存在和延续下去,这是不言而喻的。相比之下,口传文学和山歌之类的民俗活动似乎乡土性和自发性更强,与政府行为、商业利益的关系都不大,好像可以作为拒绝官方和商业的范例。但实际上这类民俗也很早就经常以公众娱乐的形式传播,如说书、赛歌之类,同样可以成为市民社会商业性娱乐活动的一部分。
[各抒己见]:
中山大学教授 高小康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都市民俗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以及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意味着不同地域、族群各自文化精神个性的消失。这是与自然生态的恶化趋势同步发生的文化生态的恶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传统,并且使这些传统在当代乃至未来的世界上仍然能够存在和发展,从而避免世界文化生态的持续恶化。从活态的、发展的意义上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才能明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公约的意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保护过去,而是在保护人类的未来。不是要固化某些文化现象。
吉首大学教授 易小明
和谐: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统一
过去,由于我们不知道如何合理地利用人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协同表现来推动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人的差异性与同一性表现总是自发地通过相互替代的震荡方式来实现。今天,我们既已明白其中的道理,就理应自觉促成二者的协同发展。第一,对于必然通过相互替代实现的方面,要实现自发震荡替代向自觉稳定过度的转化。第二,对于人的差异性与同一性表现能够共存实现的方面,要尽可能促成历时替代型向共时并存型的转化。第三,还要学会把握人的差异性表现和同一性表现的合理限度。
暨南大学中文系 饶凡子
大学与当代城市文化建设
大学作为城市中的高等学府,应对城市文化的健康发展起积极促进的作用。让学生在学时能获得各种的知识,触类旁通,形成全新的观念,大跨度地思考理解问题,以便日后遇到困难时能会通众学,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去面对与解决问题,应是我们大学教育中人的素质教育的核心。
[观点链接]:
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
[话题]: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
[背景]: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是实现族群认同、凝聚民族精神的主要方式。在这个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转型期里,如何传承我们的文化血脉,如何构建和谐的公共空间,如何发扬城市化建设中的宝贵经验,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暨南大学李凤亮:《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建构中的当代文艺生产》
我谈到文艺生产的变化把当代市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联系起来。我看到这种大众消费的积极的一面,因为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私人性的消费是被禁止或者批判的,这种东西的出现是一种文化信号,表明重视私人和个体性的市民社会正向我们走来,但这种社会是否健康,还需讨论。
田野中的草根在都市的混凝土夹缝中生长了出来
自世纪后期以来逐渐引起人们关注和兴趣的种种民间文化事象有一个普遍的新特点,就是在离开传统的文化环境而转入当代都市社会的过程中,逐渐从原来的乡土文化变成了都市文化的新元素。传统民俗正在演变成新的都市民俗。田野中的草根如今在都市的混凝土夹缝中逐渐生长了出来。对于文化研究来说,研究当代都市民俗的发生和成长,意义可能不仅在于鉴别它是真民俗还是伪民俗,更重要的是在于理解当代都市人到底在这类真假难辨的民俗中寻求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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