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一代-作家自我流放原因再探

“迷惘的一代”作家自我流放原因再探

“迷惘的一代＂作家自我流放原因再探

虞建华’

内容摘要：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一批美国作家纷纷自我流放到法国巴黎，形成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批评界往往将流放的动机合理化、逻辑化，使这一现象成

为可以做出精确阐释的文化表态。笔者将流行的解释归为“战争幻灭说”和“文化朝圣说”，

并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如法郎贬值、格林尼治村的瓦解和新消费道德的

形成等，共同造成了这一文化现象，其真实理由也许比一般认可的更复杂，但也更实际。

关键词：２０年代迷惘的一代自我流放

流放，或日自我流放，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文学的一大奇观。一批在美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作家和诗人，包括海明威、费茨杰拉德、安德森、多斯·帕索斯、艾略特、庞德、斯泰

因、福克纳、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福特·麦道克斯·福特、理查德·赖特、马尔科姆·考利、埃

德蒙·威尔逊等人，先后出走到法国巴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我流放也为后来的批评家

们所津津乐道。他们用一个统一的标签插在这一批流放作家的头上．称之为“迷惘的一代”。

但是这批文化青年出走的动机是什么？他们自我流放到法国想表达什么意图、达到什么目

的？对这些问题人们给过各种回答。由于２０年代是美国文学史上重要的十年，也由于这批

自我流放的作家经常处于关注的中心，更由于他们自己始终没有给过一个令人信服的“说　

法”，于是，文史学家和批评家们做出种种努力，纷纷替他们“自圆其说”，进行合理化推导，使

流放现象成为一种可以精确阐释的文化表态。但这样做反而歪曲了事情的本来面貌。我们

常看到的各种各样对流放现象的解释，笔者主要归总为“战争幻灭说”和“文化朝圣说”ｏ。这

两条促成自我流放的理由是可以成立的，但笔者认为它们不是主要理由。更不是全部理由。

自我流放是一种连流放者自己也难讲清的冲动和许多现实条件共同促成的，其真实原因要

比逻辑的、理性的、甚至“高尚”的行为动机复杂得多。

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在他的重要著作《流放者的归来》（Ｅｘｉｌｅ’ｓＲｅｔｕｒｎ，１９６４）中，有一句让人听了为之一惊的话：“流放者们刨造了一个‘迷惘的一代’的国际神话”（８５）ｏ其实

考利的意思不是说“迷惘的一代”这一文化现象是子虚乌有的凭空臆造，他所言及的“国际神

话”，指的是他们这批人被一种广泛认可的解读定式虚化了、曲解了、“创造”了。考利认为不存在一种具有清楚的前固后果的解释体系，他们的行为也并不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确切的

阐释意义。他们的生活，尽管确实是一种文化展示，也并不与他们的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态度

形成严丝台缝的匹配。

．虞建华．英国东英格兰走学博士，上海４，１－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近期代表作包括论文《语言战争与语言策略》、《从刘曷斯研究的起起落落看当代美国文学走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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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一—————————————————————————————————————————一

很多美国文学研究者把自我流放同第～次世界大战直接挂起钩来。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联想，因为主要的流放作家都（问接地）参加了一战．而且出走是战后归来不久。毋庸置

疑。一战对卷入战争的欧美国家的任何人都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冲击。大战硝烟散尽后，近五

万美国士兵客死他乡。但比起其他国家来——英国近一百万，德、法、俄、奥匈各超过一百万

的死亡人数，五万人只是个区区小数。战争的巨大影响，包括实际破坏和心理冲击，显然波

及了所有这些国家。但奇怪的是．在美国，２０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战争做出的反应，其激

烈程度甚至超过了直接卷人一战的欧洲各国。部分原因也许应该在战争之外寻找。

这些间接参加过一战的美国青年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作战争受害者。但是，从他们的作品内容来看，我们并没有发现太多对战争的批判和对发动战争的人的谴责。他们

的作品大多描述的是他们在一种失意情绪主导下寻欢作乐的生活。马尔科姆·考利关于“战

争是新一代作家的课堂”的论断，是讨沧“迷惘的一代”时常被引用的话。但他接下来是这么

说的：

但这些课程教给我们些什幺呢？这些课程把我们带到一个外国，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次见到的外国；这些课程教我们谈恋爱，用外国语言姑结巴巴地谈

恋爱。这些课程供给我们吃住，费用由一个与我们毫无干系的政府负担。这些课程健

我们变得比以前是不负责任，因为生活不成问题；我们极少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可以不

必为将来担忧．而觉得将来肯定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奇遇。这些课程教给我们的是勇敢、

浪费、宿命论，这些都是军人的美德；这些课程教我们把节约、谨慎、冷静等老百姓的美　

德看成恶习；这些课程使我们害怕烦闷胜过害怕死亡。所有这些ｉ摹程在军队的任何部

门都可以学到，可是救护车队有它自己的课程：它向我们灌输那种称之为旁观者的态

度。（３２—３３）

考利的字里行间的确流露出一种失落的情绪，但他主要强调的是他们养成了追求刺激和不负责任的散漫习惯，并没有涉及可以导致叛弃美国的对政治、道德方面的认识．也投有

强烈的抵触情绪。Ｒ．ｗ．霍顿和Ｈｗ．埃德华兹谈到当时的参军热时说：“在１９１６—１９１７

年，当兵是个浪漫的职业”（ＨｏｒｔｏｎａｎｄＨｅｒｂｅｒｔ３２５）。ｏ作家多斯－帕索斯在谈到报名去欧洲

参战时说得更加干脆：“我们争先恐后报名参加自愿（救援）队……妈的，我可不想错过这一

场好戏”（Ｍｉｎｔｅｒ６８）。这批人是在美国尚未参战时主动请求去欧洲为别国的战争服务的，

而不是被征的兵役。他们提出的批判和反思，并不针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或帝国主义政治．

或战争动机，或宣传媒体等与战争相关的方面，而针对中产阶级的传统价值观念，即所谓的

“清教主义”。他们做出的是文化反叛的姿势，而不是扮演政治反对派的角色。他们的批判

所向，与战争幻灭说并不一致。而且．如果真是战争幻灭，比如说他们的文学代表人物海明

威，为什么又兴致勃勃地自愿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表达的迷惘、失去

生活方向的主题，在战前战后任何时候的青年作家中都十分普遍，出现在文化转型期的２０

年代就更不奇怪了。流放与战争到底有多少必然的联系仍有待于考证。

也许青年知识分子的战争“幻灭感”有点夸张，有点做作，也许他们聪明地“利用”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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