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需求理论

马克思的需求理论与马斯洛需求理论的联系

与罗素不同，我们认为，在人的需要问题上，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关系起码应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17、18世纪以来近代理性主义、认识论主义(“主智论”)的反叛者。他们都反对把人和历史的本质归结为单纯的理性或知识，都强调人的行为和历史发展不是由单纯的理性动因和知识进步造成的，在自觉的理性背后，存在着“看不见的手”。一句话，就是他们都认为人的需要(而不是单纯的知识或理性)在人的行为和历史发展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①

第二，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之间又存在根本的区别。弗洛伊德把人的需要归结为人的生物学本能特别是性本能，认为人的行为和一切社会(文化)现象都是由这一本能的冲动、分化、压抑和升华造成的，人的需要永远同社会、文明处于对抗之中。而马克思则认为，人的生物学本能(包括食欲、性欲等等在内)只是人的需要的自然前提，人的需要本身是通过实践，在改造自己的自然本性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的需要与社会、文明在实践的基础上辩证统一。

马克思历来十分重视需要的作用。在他尚未成为“马克思”，即尚未完成世界观的彻底转变之前，他把人的需要看作人的本质。他认为，人不仅直接地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一种在生命的自然存在物；而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的特点就在于它有需要。一般的需要(“有需要”——需要的存在)是生命本质的确证，特定的需要则是特定的生物本质的确证。因而，人的需要便是人的本质特点的确证。一方面，需要“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证明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需要作为一种匮乏，表明“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地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证明人“和动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②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以后，尽管马克思不再把需要看作人的本质，强调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历史性和实践性，但他仍然极为重视需要的作用。他把人的需要称为“人的本性”，把人的自然需要叫做“人的一般本性”，把人的社会(性)需要叫做“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本性”。③他强调：人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需要是人作为“生产者的素质”。恩格斯由于更带有自然决定论的色彩，甚至认为承认不承认人的需要是区别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重要依据(认为不承认人的需要是唯心史观的社会认识论根源)。他说，由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被意识到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应译为“观念论”)的世界观”。④需要不仅是人的本性，而且作为人的“内心的意向”，构成了人们活动的原动力和原目的。“在现实生活中，人有各种需要”，“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这种需要的器官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⑤当然，需要本身还不等于活动的动力和目的，但它构成二者的最初基础。如果说欲望是人们“一定的、自己真正体验到了的需要”⑥，动机是正在向活动转化的需要，那么目的则是已经成为活动内在要素的、与客观手段相统一的需要。马克思在分析一般劳动过程的特点时指出：“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绘成它的简单要素来说，是创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以与一定的需要相应的方式占有自然物质的活动”。⑦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的提法本身，就体现了这一精神。他把“具体劳动”又称为“有用劳动”，就是要说明离开了人的需要，劳动(即人的活动本身)就失去了意义。人的具体需要决定了人的各种具体活动和日常行为的具体目的，人生的根本需要则决定了人生的根本目的。人生的目标和追求，是人的各种具体目的的集中和升华；而人生价值，又从根本上依赖于人生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构成了人生价值的最终基础。

最后，正因为需要构成了实践活动的原动力和原目的，所以它通过实践赋予了世界以价值和意义。动物也有需要，但它与环境之间并不构成价值关系；只有基于劳动—实践的需要，

即只有需要上升为活动的目的，这种关系才成为价值关系。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⑧人之外的物与物之间发生关系，只表现为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等等自然属性；只有当物与人的生活需要发生关系时，物的能满足人的需要的那些属性才表现为物的价值。当然，正像需要和目的不是直接同一的一样，需要和价值也不是直接同一的，它们都是以“劳动”或“实践”为中介的。但是，无论如何，需要总是构成了人的世界的价值的基础。离开了人的需要，世界就只是一种“自在的存在”。所谓世界的意义，正是源于“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转化；所谓价值，就是“为我”(或“为人”)意义上的存在。当人们从价值论的角度引用普罗塔哥拉的名句“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赋予它以新的含义，即“人的需要是万物价值的尺度”，而不再仅仅是其原义“人的知觉是万物显现(在古希腊人看来，显现＝存在)的尺度”了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的社会历史性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的自然需要本身受到了社会历史的制约和改造。这些需要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自然需要，而是只能通过社会方式加以满足的、随着历史上一定的文化水平而发生变化的自然需要。“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16)

第二，人在自然需要之上产生了新的历史形成的需要。例如，社会交往的需要，认识的需要，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表现(实现)和发展自己独特个性的需要等等。

第三，无论人的自然需要还是新形成的需要，都受到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的需要总是受其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等等制约的，不存在抽象的“一般人的需要”。马克思在批判瓦格纳泛泛谈论“人的需要”时说：“‘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么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么他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么出发点就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17)

第四，人的需要无论在量和质、横向和纵向方面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这种变化发展呈现出一种不断上升的趋势。从量上说，人们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尽管在一个限度，但它并不“取决于自然的量”，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的扩大。从质上说，“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由于人类自然(应译为“本性”——引者)发展的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

(18)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本性发展的规律”或“需要上升的规律”。

第五，由于上述这一切，需要的尺度也是社会历史的。“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的物品去衡量的。”(19)即使一个人的消费和享受就其绝对量来说是增长了，但是如果这种增长的幅度低于其他个人或阶级、阶层，甚至低于一般社会文明进步水平，那么他仍然会感到匮乏。人们常说的“需求攀比”、“心理消费”，实际上正是这种尺度的具体表现。

马克思可以说是现代提出“人的需要的体系”概念，并对这一体系进行了深入而全面探讨的第一人。他从历史唯物论和人的实践本质出发，揭示了人的需要体系的三个特点。首先，就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来说，人的需要构成了一个“需要的社会体系”。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但是由于这些需要从根本上说又都是社会性的，正是人的社会关系这种“内在联系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