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隋唐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隋朝的《开皇律》
隋朝存在于581—618年，共计39年，历经文、炀二帝，主要法律制度为《开皇律》。

一、隋初的立法思想
（一）以德为主，德刑并用
1、隋文帝颁发诏令宣称：“朕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

”文帝将德治作为自己统治国家的基本方针，希望通过仁德之治来改变当时“君无君德、臣失臣道，夫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妇之义或违，长幼失序，尊卑错乱”（隋书·刑法志）的局面，建立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的伦理有序的法律秩序。

2、在德刑关系上，“刑可助化，不可专行”，也就是说法律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德治思想为指导和目的。

3、在法律内容上，“以轻代重，化死为生”，以“宽简”为原则。

在“宽”的方面，删除死刑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罪1000余条。

在“简”的方面，最终《开皇律》的法律条文共有500条。

这样，不使刑罚过重，不使百姓动辄便可能触犯刑法。

（二）在法律执行上，严格执行，依法办事，不徇私情。

开皇律修成后，文帝下令各地司法审判必须根据法律进行。

583年由在大理寺设立律博士，尚书刑部设明法曹，州县设律生，作为解释法律、辅助司法审判的专门人员。

585年因一县律生陷害无辜，上述官职便全部撤销。

同时，文帝规定官吏断案，除了必须依据法律外，还要将所依据的条文明确写出。

并于586年规定各地官员都要学习法律，并定期近京考核。

（法治的法律思维与政治思维：赵绰，法律与皇权）
二、《开皇律》的内容：
（一）以《新律》（颁行于开皇元年）为基础加以修订：
583年，隋文帝杨坚命苏威、牛弘等人，修订《新律》，形成《开皇律》。

（二）确定法典篇目体例
1、12篇：“名例”；“卫禁”，在北齐律中被称为“禁卫”；“职制”，在北齐律中被称为“职制”；“户婚”，在北齐律中被称为“婚户”；“厩库”，在北齐律中被称为“厩牧”；“擅兴”；“盗贼”；“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
删除了北齐律中的“毁损”，把“捕断”分为“捕亡”和“断狱”，置于后篇，使程序和实体有所区别。

2、确立五刑制度
以宽为纲，降低刑罚残酷性，确立了影响深远的“新五刑”刑罚体系：死、流、徒、杖、笞刑。

死刑只保留斩、绞两种形式；流刑分为1000里、1500里和2000里三等；徒刑分为1年、1年半、2年、2年半、3年五等；杖刑分为60、70、80、90、100五等；笞刑分为10、20、30、40、50五等。

上述新五刑刑罚体系一直沿用到清朝，成为刑罚制度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

奴隶制时期的五刑主要以毁人身体、刻人肌肤为主，带有浓厚的报复主义色彩；战国秦汉开始，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劳动力，劳役刑得到广泛使用。

3、以维护专制权威及相应的伦理纲常为纲，首次确立“十恶”罪名。

（1）“十恶”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2）“十恶”各罪的整体特点为：一方面，不仅对本人施以重刑，还要株连家属，没收财产；另一方面，十恶不赦，即贵族官僚不能因为常赦而免遭处罚。

（3）十恶罪名直到清末才正式废除。

4、贵族、官员法律特权扩大化
（1）以维护贵族官僚特权为纲，制定“议、减、赎、当”制度。

这些制度融汇了魏晋（八议）南北朝（官当、听赎）制度，再加上自己所创设的“例减”之制而成的。

“议”：沿袭前代八议之制，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人犯罪，应根据特别审判程序依法见面处罚；
“减”：创设“例减”特权，凡属上述八议之人及七品以上官吏，犯罪比平常人例减一等。

“当”：列前代“官当”为定制，刑罚为徒、流刑的，可以官品抵罪，即“以官当徒”、“以官当流”。

“赎”：九品以上管理犯罪，除十恶、贪赃枉法等，可以铜赎刑，钱财抵罪。

三、《大业律》：隋炀帝在位时颁布，与《开皇律》比较，并无大的变动，只是在体例上该十二篇为十八篇，该十恶为八恶。

但在实践中，法律的执行则出现了重用重刑的后果。

正如沈家本在评论隋朝法律时所说，“法善而不循法，法亦虚器而已。

”
比如，《开皇律》对盗窃罪的处罚并不重，且无连坐规定。

但在开皇16年，文帝命令“盗边粮者，一升以上死，家口没官。

”随后，盗窃罪处罚不断加重，比如，四人共盗一根房梁，三人同窃一瓜，“事发即时行决。

”
隋文帝后来公开鼓励官吏不依法办事，律外施刑，允许“听于律外斟酌决杖”。

此诏令公布后，朝廷“上下相驱，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

”隋文帝意志取代律法，以至于“无殊罪而死者，不可胜原。

”《开皇律》完全被束之高阁。

第二节唐朝前期的立法成就
一、唐初君臣的儒家政论
1、封建公天下，郡县家天下
孟子似乎赞成封建制度，而想维持世禄及井田之制；法家（李斯、商鞅）则赞成废除封建而设立郡县，毁井田，允许人们进行买卖。

唐朝初期，国家为了处理荒废的土地，增加田赋的收入，虽然不实行井田制，实行公田制度，但一夫百亩，与井田制也比较相似。

唐太宗也想分封子弟功臣，以作屏藩，但这种封建制的想法遭到当时大臣的激烈反对。

李百药就指出了这种做法的危害。

如果天下成为分封诸侯的采地，则几代之后，中央王室的势力势必衰微，中央和封地、封地之间可能成为仇敌。

家不同俗，国不同政，倚强凌弱，以众凌寡。

所以，封建制并不可行。

魏征则从财政方面予以反驳，认为如果实行封建制，则中央收取的税收势必不多。

此时“京师府藏必虚”。

2、君臣关系
孔子正名时说，“君君，臣臣”，即“君使臣以礼”，然后“臣事君以忠”。

可见君臣关系之间只有相对的义务，而反对君有绝对的权力。

孟子更是说，“君之亲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
但是，唐太宗登基后，将上述相对的义务，变为一种绝对的义务。

如此，儒家传统的观念变成了“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唐太宗语）一方面，惩罚隋朝的叛将，并奖励隋朝的忠臣。

另一方面，在刑罚方面，奴告主谋逆，告者也令斩决。

戈直对此分析说，以下叛上，如果让叛上者得其志，便属于以乱易乱。

虽然采取刑罚，但立论本旨仍以仁义为本。

“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必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

”魏征也说，“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

”行“仁政”在当时达成共识。

“仁政”之根本目的并非以人民福利为优，而是为了维护君位的安全。

太宗说，“为君
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犹如割股啖（dan）腹，腹饱而身毙。

”
仁义为治国之本，但并不忘刑赏作为治国工具的关系。

刑赏必须依据功过，而不是凭一己之好恶。

“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

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

”
二、法制指导思想
（一）德本刑用的立法精神，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一方面，德礼和刑罚是治理国家相辅相成的两方面；一方面，德礼是治国的基本方法，刑罚制裁是辅助手段。

（二）以“宽简、划一、稳定”为立法技术要求
1、宽厚仁恕，内容简约，因此，《贞观律》比《开皇律》大为简约。

2、法律条文保持一致，解释统一，在《永徽律》中表现出来。

3、立法审慎，不轻易立法，一旦制定，不能轻易改变和废止。

比如唐初房玄龄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很少更改。

4、以“宽仁、慎刑、严明”为执法指导思想
（1）提倡用轻刑；
（2）用刑须慎重，比如“覆奏”制度
三、立法概况
1、《武德律》，唐高祖命裴寂、刘文静等人所定，在《开皇律》基础上修订。

与《武德律》同时制定的，还有《武德令》13卷、《武德式》14卷。

《武德律》的篇目“一准隋开皇之律”，没有太多的变化。

2、《贞观律》，唐太宗命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所定，并奠定唐律的基础。

同时编制《贞观格》18卷（源于武德以来的诏敕），《贞观令》30卷，（贞观式）20卷。

《贞观律》同12篇，500条，在《武德律》基础上，本着宽仁的精神，进一步慎刑宽简。

慎刑宽简表现在：（1）废除斩趾刑，创设加役流作为减死之刑。

（2）加役流：犯人被流放至目的地后，在流刑强制服劳役一年的基础上，增加服劳役两年，作为宽恕死罪的办法。

（3）缩小族刑连坐的范围。

（4）确立五刑、十恶、八议、请、减、赎、当、免以及化外人有犯、类推、死刑复核登记本制度。

3、《永徽律》和《永徽律疏》（唐律疏议），唐高宗期间制定，并有《永徽令》、《永徽格》、《永徽式》出台。

《永徽律》以《武德律》、《贞观律》为蓝本，进行制定。

与《贞观律》相比，它只是对个别条文与字义进行修改。

而《永徽律疏》则最能代表唐高宗期间的立法成就，由“唐律”和“疏议”两部分组成。

它是对《永徽律》进行的统一而详细的解释，包括其精神、原则和制度的源流演变及立法目的，此外，还包括以问答方式对法律适用中的疑难问题所做的解释，它与律文有同等效力。

后世称之为《唐律疏议》，是唐朝立法的最高成就。

4、《唐六典》，是唐玄宗期间针对国家行政事务所制定的法律，共三十卷，分为理、教、礼、政、刑、事六部分。

内容包括唐朝的国家机构设置、官员编制和职责、选拔、任用、考核、监督等制度和规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行政法规大全，它实现了刑律与礼制上的分离，使刑律和行政法律成为并行。

四、《唐律疏议》的结构与特点
（一）结构
1、《名例》，相当于现代刑法的总则，是关于罪名、刑名和定罪量刑原则的规定，体现了唐律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精神。

具体包括：五刑、十恶、八议、请章、减章、赎章、官当、划分公罪与私罪、犯罪自首的要件、对老幼废疾者犯罪的减免等等。

2、《卫禁》：惩治违反宫廷警卫、关津要塞和边防保卫等犯罪的法律规定，以保护皇帝安全和国家主权为主要内容。

该篇设有阑入宫殿太庙、向宫殿射箭、冲撞皇帝车驾、私度关
津、走私禁物等罪名。

3、《职制》，关于惩治官员设置、选任、官员失职、渎职和贪赃枉法等犯罪的法律规定。

4、《户婚》：关于惩治户籍、田土、赋役、婚姻家庭等犯罪的法律规定。

其中规定了脱漏户口、逃避赋役、盗耕种公私田、违律为婚、立嫡违法等罪名。

5、《厩库》：关于惩治饲养、使用公私牛马、仓库管理、官物出纳等犯罪的法律规定，目的在于加强畜牧生产管理，维护国家财产不受侵犯。

6、《擅兴》：惩治擅权和兴兵、建造犯罪的法律。

比如擅自征调军队、军需供给和兴造工程等犯罪，目的在于确保荒地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并严禁滥用民力。

7、《贼盗》：贼，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和恶性杀人、害人的行为；盗之强盗、窃盗、监守自盗等非法盗取公私财物的犯罪。

目的在于保护皇权、一般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8、《斗讼》：惩治斗殴、杀伤和违反诉讼原则及程序等犯罪的法律规定。

9、《诈伪》，惩治欺诈、假冒和伪造、伪证等犯罪的法律规定。

10、《杂律》：不能纳入上述各篇、又不能单独成篇的犯罪。

11、《捕亡》，关于追捕逃犯、逃兵、逃亡奴婢以及惩治逃亡人犯、追捕官吏的失职与泄密等犯罪的法律规定。

12、《断狱》：惩治各种违法审判、违反监狱管理等犯罪的法律规定。

（二）特点
1、礼法合一：即法律的儒家化。

（1）唐律以儒家之礼为立法的精神和依据，德本刑用，“三纲”则具化为“十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2）定罪量刑的制度和原则都源于礼。

（3）根据儒家经典中的礼义注释法律。

2、用刑持平
3、立法技术高超。

篇与篇之间、条与条之间，既有序又严谨，克服里此前的混杂无序
状态。

同时将律文与疏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新的法典编纂方法。

五、法律形式
律、令、格、式。

律是主要法律形式，令、格、式是律的重要补充。

1、律：是唐代的的基本法典，律的主要作用就是“定罪正刑”，是法律的基本形式，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相对的稳定性。

2、令：是规定国家制度的行政管理法规，规定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官员的设置、品秩、俸禄。

考课，国家祭祀的礼仪，以及户口、田制、赋役等方面，是律的重要补充。

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唐令拾遗》（日本学者仁井田升）来了解唐令的概貌
4、格：是本朝或前朝皇帝临时颁布的针对具体违法、违令行为进行刑事或行政处罚的单项敕令，经有关部门分类整理、加工修改，按尚书省各部门分目，分门别类汇编而成的单行法规，具有刑事特别法或行政特别法的性质，效力往往大于律。

分为“留司格”（仅在尚书省某一部门内适用）和“散颁格”（颁行全国）。

5、式：关于国家各级机关活动的规则，及上下级公文程式的细致规定。

第三节唐朝法律制度的内容
一、行政法律制度
（一）行政管理体制
1、中央行政管理体制：皇帝下属的三省六部制
（1）三省：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

三省的长官集体出任宰相，与皇帝共同决定军国大政方针，决定官吏任免，甚至有权决
定皇位继承的人选。

简言之，实行的是“宰相集体负责制”。

同时，三省权限有所划分，各有侧重，并互相牵制。

中书、门下二省是中枢决策机关，最高长官分别为中书令和侍中：各级机构上报皇帝的奏章、公文，首先经门下省审核，然后送达中书省批答；
而由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令由中书省起草，并送至门下省审阅，门下省此时享有封驳权，对于认为内容有不妥的地方，封还中书省，由其重新拟定。

尚书省则为最高行政执行机关，最高长官为尚书令。

皇帝的旨意以及中书省、门下省议定的事项均由尚书省组织实施，或者由其下发中央各机构及地方各级政府。

（2）六部：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

根据行政事务的性质，尚书省下设六部24司。

吏部主管对全国各级文职官员的管理。

户部主掌全国户婚田土的管理，包括对户口、土地、财政、赋税、钱粮、赈灾等方面的管理。

礼部主掌对全国的礼仪教育的管理（礼仪、祭祀、科举和学校等）。

兵部为全国的最高军事行政管理部门，主观武官的荐选、任免、考核、升降和赏罚及军事。

刑部为全国的司法行政管理部门，掌管全国的司法行政，并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

工部主管全国的农林水利、工程营建及对各类工匠的管理。

2、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1）州：长官为刺史。

（2）县：长官为县令。

（3）乡、里、村。

（二）官吏管理制度
1、选任
（1）科举考试和任用
唐朝通过法律形式将官吏的任用、考课制度化，并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严格管理。

考生通过科举考试，，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尚不能直接得到官职，还必须通过吏部考试。

吏部考试从四方面进行：一是相貌（“身”），二是言辞（“言”），三是书法（“书”），四是文理（“判”）。

通过考试，吏部公布其取得官职，并经尚书、门下两省和皇帝批准后，以皇帝名义发给委任文书，称为“告身”。

（2）科举分贡举和制举（教材P149）
2、考核和奖惩
官吏的考核统一由吏部考功司负责。

时间分为岁课与定课。

“岁课”每年举行一次，在基层机构进行：中央由各司自行主持对本司官员的考核，在地方则由各州县主持对本属官吏的考核。

“定课”则为全国统一考核，由考功司统一组织，对象是全国四品以下的官员，考核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

考核对象被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再分三级，共三等九级，据此给予奖赏处罚。

“二十七最”是根据各官署职掌之不同在才能方面提出的具体标准。

一曰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二曰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三曰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四曰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谐,不失节奏,为乐官之最;六曰断决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七曰部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八曰兵士调集,戎装充备,为督领之最;九曰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十曰雠校精审,明于刊定,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纳明敏,为宣纳之最;十二曰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十三曰赏罚严明,攻战必胜,
为将帅之最;十四曰礼义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十五曰详录典正,词理兼举,为文史之最;十六曰访查精审,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十七曰明于勘覆,稽失无隐,为勾检之最;十八曰职事修理,供承强济,为监掌之最;十九曰功课皆充,丁匠无怨,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时,收获剩课,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谨于盖藏,明于出纳,为仓库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虚,究理精密,为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医卜,效验居多,为方术之最;二十四曰讥察有方,行旅无壅,为关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chan)不扰,奸滥不行,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养肥硕,蕃息孳多,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边境肃清,城隍修理,为镇防之最。

3、致仕
官吏退休，称为致仕，唐朝规定的退休年龄为70岁，但可以继任和早退，根据身体情况决定。

二、刑事法律规范
（一）主要罪名
1、十恶：
（1）谋反：谋害皇帝、危害国家的行为。

首从犯皆斩首。

预谋犯。

（2）谋大逆（皇权象征）：谋毁宗庙（供奉皇帝祖先的家庙）、山陵（埋葬皇帝祖先的陵墓）和宫阙（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宫殿）的犯罪行为。

首从犯皆斩首。

行为犯。

（3）谋叛：背叛本朝、投奔敌国的行为。

预谋者，首犯处斩，从犯处流。

行为者首从皆斩，妻子流2000里。

（4）恶逆：家庭内部或特定亲属间，卑幼殴打或谋杀长辈的行为。

首从犯皆斩。

包括a）殴打及谋杀祖父母、父母、丈夫的祖父母、父母；b）杀伯叔父母、姑、兄姐、外祖父母及丈夫。

（5）不道：用残忍恶劣手段杀人者；以阴邪手段欲杀人者。

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采生造畜蛊毒、厌魅。

厌魅凡人，属于“不道”；如果厌魅父母、祖父母，则入不孝或恶逆。

（6）大不敬：侵犯皇帝中纳言的行为
（7）不孝：对父母、祖父母不孝顺的犯罪：a）告发、咒骂祖父母、父母、丈夫的祖父母、父母；b）祖父母、父母仍然在世，便分财别居或供养有缺；c）在举父母丧之间，嫁婿或娶妇，或者作乐、释服从吉；d）知道祖父母、父母去世后，匿不举哀；e）诈称祖父母、父母死。

后有研究者对“居丧期间嫁娶从吉”提出“亦有不得已之情形”，认为“法重情轻，似应酌拟。

”（王肯尝《律例笺释》，杨简之《明律辑注》）
另外，根据“疏议”，“诅”同“咒”也，如果诅欲令死及疾苦者，则以谋杀论，即归之于“恶逆”罪。

“诅”指求神加祸于别人，只有诅求爱媚，才适用该条。

（8）不睦：亲族内部互相侵犯、不相和睦的行为。

a）谋杀或卖缌麻以上的亲戚；b）殴打或控告丈夫或大功以上的尊长或小功的尊属。

（9）不义：指杀上司、授业恩师或夫丧违礼等行为。

（10）内乱：亲属间的乱伦行为。

2、其他危害国家皇权的犯罪：
“应奏不奏”、“不应奏而奏”、“上书奏事有误”、“写制书误”、“盗制书”、“诈为制书”。

“阑入宫殿”、“冒名守卫”、“登高临宫中”、“向宫殿内射”、“冲突仪仗”等罪名。

通过这些罪名，一方面，保障所有的大政方针都能经过皇帝的首肯，并保障皇权能够得到贯彻行使；另一方面，保护了皇帝的人身安全和尊严。

3、六杀：源于晋朝张斐对杀人罪的解释。

（1）谋杀：预谋杀人，张斐在《律表》中说，“二人对议谓之谋”。

《唐律》将预谋杀人分为
虽有预谋但未实施者（类似于今天的预备犯），未杀但伤者（类似于今天的犯罪未遂之一种情形），已杀者，分别处以徒刑、绞刑和斩刑。

如果谋杀的对象是官员，或卑幼谋杀尊长、以贱谋杀贵者，则属于“十恶”之罪。

（2）故杀：没有预谋、临时起意的故意杀人行为。

（3）斗杀：斗殴中愤怒杀人。

故杀与斗杀不同。

斗杀的主要特征是：“元无杀心，因相斗殴而杀人。

”但是，下列情形属于故杀：双方斗殴结束后，一方去而复来杀死另一方的行为；因斗而用兵刃杀者。

对于后一种情形，唐律疏议解释道，“斗殴者，原无杀心，斗而用刃，即有害心；此外，虽因斗，但绝时而杀伤者，从故杀伤。

此外，白昼抢夺，其人不敢与争而杀之，曰故；与争而杀之，曰斗。

此乃斗杀与故杀的区别。

（1）观点：
A 唐穆宗年间，白居易上言：根据刑部及大理石所断，根据法律，非因争斗，无事而杀人者，名为故杀。

今姚文秀有事而杀者，则非故杀。

B 根据大理石直崔元氏所执，根据法律（唐律疏议），相争为斗，相击为殴，交斗致死，始名斗杀。

今阿王被打狼藉，以至于死，姚文秀检验身上，一无所伤。

则不得名为相击。

阿王当夜身死，何名相争，既非斗争，又蓄怨怒，即是故杀者。

又按疏议云：不因斗争，无事而杀，名为故杀。

此言事者，谓斗争之事，非该他事。

今大理寺所执，以姚文秀怒妻有过，既不是无事，既是有事，因而殴死，则非故杀者。

此则惟用无事两字，不引争斗上文，如此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杀人，杀人了，即曰，我有事而杀，非故杀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岂有无事而杀人者，足以说明事为争斗之事，非他事也。

又言，凡斗殴死者，谓事素非憎嫌，偶相争斗，一殴一击，不意而死，如此则非故杀，以其本原无杀心。

今姚文秀怒妻颇深，挟恨既久，殴打狼藉，当夜便死，查其情状，不是偶然，此非故杀，孰为故杀？若以先因争骂，不是故杀，即如有谋杀人者，先引想骂，便是交争，一争之后，以物欧杀，即曰，我因事而杀，非谋杀也，如此可乎？况阿王既死，无以辨明，姚文秀自云相争，有无凭据。

伏以狱贵查情，法须可久。

若崔元氏所议不用，大理寺所执得行，恐殴死者自此长怨，故杀人者从今得计。

（4）误杀：只在斗杀过程中，杀非欲杀之人
（5）戏杀：无意但因游戏杀人，即在相互嬉戏的过程中造成一方伤亡的行为，主观上没有杀人动机。

（6）过失杀：因疏忽大意的过失或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
（7）区分伤害罪和伤害致死的杀人罪：保辜制度
伤害行为发生后，确定一定的期限，限满之日根据被害人的死伤情况，决定加害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在该期限内，加害人可采取积极措施，挽救被害人的生命，以减轻自己的罪责。

伤害越重，期限越长，但最长不超过50日。

在期限内死亡的，则依杀人罪论处，在限外死亡或在限内因他故而死者，以伤害罪论处。

4、强奸罪
（1）亲属间的强奸行为，贱民强奸良人，奴婢强奸主人，属于十恶重罪。

（2）主人强奸自己的奴婢或其妻女，则不承担刑事责任。

5、“盗”：唐律中沿袭古代传统，称侵犯财产的行为为“盗”。

包括公然而取的“强盗”行为，与潜形隐面而取的“窃盗”行为。

《唐律疏议》将“与人药酒而食、使其狂乱取财”的行为亦作为“强盗”罪而定。

强盗罪最高刑可至死，而窃盗罪最高刑不至死。

（1）强盗：以威胁或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2）窃盗：以隐蔽使人难以发掘的手段将公私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

（3）此外，监临主守盗：直接掌管国家财务的官员、利用职务之便，盗取自己所掌管的财务的行为。

6、官吏职务犯罪：贪赃罪
（1）受财枉法（P152）
（2）受财不枉法
（3）受所监临：官吏不因公事，但利用职权非法收受所辖范围内百姓或下属财物的行为。

（4）坐赃：官吏非因职权之便而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以及在民间财产纠纷中，债权人擅自强取超过债务部分的财物等行为。

上述四罪连同前述两罪，并称“六赃”。

7、破坏家庭秩序罪
（1）十恶重罪中的调整：十恶中的恶逆、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罪名的设定。

（2）此外，“违反教令”、“供养有阙”、“匿丧”、“居丧嫁娶”等犯罪要求子孙服从长辈教令，供养长辈，表示孝心。

职制篇中第7条“闻父母若夫之丧，匿不举哀者，流3000里。

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丧作乐，徒3年。

杂戏徒1年。

遇乐而听及参与吉席者杖100。

”
根据疏议的解释，父母及丈夫去世后丧期27个月，闻丧便要哭泣。

由于嫡孙承祖，因此嫡孙于祖父母丧时，与父母同要服丧。

作乐指金石丝竹、笙歌鼓舞之类。

遇乐而听指逢人奏乐而听。

8、破坏公共秩序罪。

禁止在城内街巷道上及人众中奔驰车马；禁止向城内有人处和官私住宅任意射击、投瓦石；在城市内和人口聚集比较多的地方，禁止散布流言，惊扰民众。

此外，对于水火大患，唐律要求人们必须严加防范，比如制定了“非时烧田野罪”（在庄稼生长和收获季节在田野里烧火）；再比如，还规定了“见火不告不救”罪，要求发现火灾后，附近之人均有救火的义务，否则构成犯罪。

（二）刑罚：五刑
五刑被规定在名例一中，与隋朝的五刑大致相当。

分笞、杖、徒、流、死刑；笞、杖、徒分五等，分别从10至50、60至100、1年至3年。

流刑三等，从2000里到3000里。

死刑分两等，即绞、斩。

五刑在特定条件下，皆可以铜赎刑，比如官僚贵族及其亲属以及以老幼残废等犯罪的特殊情况。

（三）刑罚适用原则
1、十恶重罚原则。

（1）凡预谋者，即构成犯罪，如谋反、谋大逆、谋杀祖父母、父母等。

（2）罪犯本人一律处以重刑。

凡构成前三种罪名的，基本上都不分情节，或死刑（谋反、谋大逆），或流刑。

即使谋反之人“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亦斩。

；甚至“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也要流2000里。

（3）株连亲属和知情不告、知情不追者。

谋反及谋大逆者，父子年16以上者皆绞，15岁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姐妹没官为奴。

只有80岁以上及严重病残的男性和60岁以上及病残的女性可以免除。

叔伯父、兄弟之子无论分家单过与否，皆流3000里。

（4）不可得到宽免，死刑必须立即执行，官员等不适用议、请、减、赎等优待。

2、上述情形外，贵族、官僚减免原则。

（1）八议（始于魏晋）：对八类人做了减免规定。

皇帝的亲戚（议亲）、皇帝的故旧（议故）、德行高尚之人（贤，其言行可以为法则者）、谋略才干之人（能）、为朝庭功勋卓越之人（功）、贵（爵一品及文武职事官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散官为有官名而无实际职事者）、高级官员中勤政之人（勤）、国宾（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