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与官督商办

轮船招商局与“官督商办”公司
2012年08月14日
南方都市报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经营内河及远洋航运业务。

图为上海总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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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经营内河及远洋航运业务。

图为上海总办事处。

百年货殖传
李玉
中国现代实业自晚清开始蹒跚起步，在蛮荒中艰难生长。

考察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商海风华，能为我们提供观察这一时期社会的重要视角。

本报推出“百年货殖传”系列，意在用通俗的方式叙述近代以来的商业往事，呈现历史细节，借此一窥近世中国的一个侧面。

1872年11月，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创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家现代化的航运企业，也是第一家公司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的发起人为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等人。

创办招商局，除技术引进之外，李鸿章还有制度创新，这就是他办主推行的“官督商办”公司制。

“仿西国公司之例”
经李鸿章批准，轮船招商局的创办章程第一条赫然写道：“（中国）轮船之有商局，犹外国之有公司也”。

李鸿章明确指出：“轮船招商局本仿西国公司之意”。

另外两位著名官员刘坤一和盛宣怀也分别指出，招商局“系仿泰西各国设立公司办法”“系众商公司”。

《申报》在招商局创办的第二年发表社论称：“今日中国所设立之轮船招商局，公司也，此局为中国公司创始之举”。

还有人称李鸿章设立轮船招商之局，“虽不曰轮船公司，其实则与轮船公司无异矣”（《皇朝新政文编》卷21）；轮船招商局“实系已成之公司，从前称公局者，即系公司之谓也”（《盛宣怀实业函电稿》，第122页）。

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不乏规模巨大的产业组织，但多为官办性质的各类工场，例如清代云南铜矿业以及苏州、杭州、南京等地的织造工场。

在民间社会，虽然合伙经营源远流长，而且出现过集资较多的组织，但是传统合伙一般以“人合”为前提，合伙人必须彼此熟识，其出资与经营不相分离且负无限责任，对外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因而生产、经营效果有限。

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孕育出公司经营机制，这也是中国经济、社会逐步落伍于西方的制度因素之一。

李鸿章等人急于仿行西方公司制度，还有一个重要动因，即抵制西方公司对于中国民间资本的大肆吸纳。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洋行开始在中国通商口岸发行股票，吸收华股。

在洋商的一再劝诱和洋行丰厚利润的吸引下，通商口岸渐兴华商认购洋股之风。

据汪敬虞先生考证：“华商附股外国洋行经营航运事业，至迟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

至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华商对洋行股票的认购渐趋踊跃。

有的洋行股票因供不应求，以致市价溢出原价好几倍。

个别洋行鉴于要求认股的华商为数太多，不得不制定了限制条件。

不断高涨的华商附股洋行热潮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大量中国资本流入外国公司，成为外国公司开拓中国市场、侵攘中国利权的重要资本支柱。

这种华商资本在中西商战中“非但不能御敌”，反而“倒戈相向”的状况，逐渐引起了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的忧虑，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将华商资本从洋行中吸附过来。

创办自己的公司，就是首选办法之一。

招商局创办艰难
轮船招商局意在“招商”办公司，但最初招募商股时困难重重。

即使联络了胡雪岩、李振玉等大商人，亦无多大作用，乃至“招股年余，无人过问”（郑观应语）。

在创始经费中，李鸿章从官款中批拨的二十万串制钱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鸿章还带头认股5万两。

1873年，李鸿章委派广东香山籍买办巨商唐廷枢、徐润分别担任招商局总办与会办，后又将另一名香山买办商人郑观应招纳入局。

从此，招商局业务日隆，附股者日多。

招商局股票最初市价仅为票面价值的四五折，随着机构的改组、业务的拓展和收益的增加，股票市价渐涨。

至1882年6月9日，招商局原价100两的股票，市场价已涨至247.5两，至同年10月12日更涨
至267两。

招商局的成功，带动了民众对于其他公司股票的认购兴趣。

当时的媒体载：“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招商轮船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华商因见招商局股票市价逐渐飞涨，“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借资购股，趋之若鹜”。

说明，轮船招商局对于中国近代早期股市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轮船招商局毕竟不是一家普通公司，其名曰“局”，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商权与官权在企业中的对抗从未间断，且愈演愈烈。

至1904年清政府颁布《公司律》之后，招商局股东有了同官权做斗争的合法依据，开始谋求去除“官督”，实行“商办”。

但清政府邮传部从中作梗，企图保持对该局的“官督”特权。

商局股东依法力争，邮传部不得不于1911年8月批准《商办轮船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同意该局“实行公司商办主义”。

“官督商办”与“保商”
在轮船招商局的带动和示范之下，此后相继成立了其他企业，例如开平煤矿、云南矿务招商局、上海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顺德铜矿、山东峄县煤矿、登州铅矿、湖北荆门煤矿等，这些企业也都采用“”官督商办“”的公司制。

“官督商办”性质给这些企业提供了诸多业务便利和特权，也极大地支配和制约了企业的经营与发展。

“官督商办”其实是由“官”、“商”两个主体和两种机制组成，最初设计之时，考虑的主要是两者各自优势的结合，即官有“权”而商有“钱”。

对此，即便后来对“官督商办”大加挞伐的郑观应，起初亦表赞成。

他指出：创办企业若全恃官力，则费巨难筹；招集商资，易收众擎易举之功。

但如果企业全归商办，则地痞土棍难免阻挠，且一般吏役又会敲诈勒索；只有实行官督商办，则各有责成，“上下相维，二弊俱去”。

“官督”的优势从根本上讲，在于可得到官方支持。

除了行政保护之外，企业还可得到官方政策与资金的扶持。

就政策而言，“官督商办”企业可获得官方特许的专项经营权。

例如轮船招商局创办之初，李鸿章奏准每年将苏、浙等省漕粮分出四五成拨归该局承运，不得短少，该局轮船还获准独享到未开放口岸装运官货的特权。

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伊始就获得了为期十年的垄断经营权。

上海电报局享有专营官商电报业务的特权。

汉阳铁厂招商承办时，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明朝廷通令各省督抚，嗣后凡有官用钢铁料件一律向该厂订购。

开平煤矿由官方允准，在方圆十里之内不准别人开矿，以防竞争。

这些企业还普遍获得了官方减免税负的优待。

例如开平煤矿创办时期，土煤的一般税率约合每吨六钱七分二厘，而开平煤每吨仅缴纳税银一钱，还不足土煤的六分之一。

汉阳铁厂招商承办时，总理衙门和户部允准其产品免税五年，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届满后，朝廷又多次批准延展。

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之际，清政府批准其产品如在上海本地零星销售，则免纳税厘，“以示体恤”。

在资金方面，这些企业大都得到了官款不同程度的扶助。

例如轮船招商局“资本虽系商股集成，实赖官帑之倡率”。

该局创办之初，李鸿章一方面设法为其筹拨官款，另一方面又积极动员有关官员将各属关局之“闲款”发存该局，以求“于公有益，于众商有裨”。

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李鸿章于1877年奏准官款缓息三年。

1885年，朝廷复准招商局应还官款本息均缓，嗣后又为该局免除了利息，使该局终于在1890年全部清还了官款。

而津沪电报局、汉阳铁厂、萍乡煤矿等企业则都是先由官款创建，然后招商承办的。

汉阳铁厂等企业的官款一度远远超乎商款之上，乃至有人称该厂虽然招商承办，但实系“官本商办之局”，“徒有官督商办之名”。

清政府在各方面的扶持，对企业的业务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时人称，招商局“所以能自立者，实赖官为护持”。

该局轮船的运漕价格“较外轮约高出一倍”，官方的运价津贴，有力地支撑了该局同洋轮公司在其他业务方面的竞争，受到洋商妒忌，他们不得不承认，招商局轮船“享有特权，占有优势，其他轮船望尘莫及”。

“官督”走向“剥商”
在企业中，“官督”的实际体现就是企业的最高管理层由政府指派，企业的人事权、管理权等基本由官派高管掌控，广大商股除了领取由高管决定的股息与红利之外，很少有机会参与企业决策与监督事宜，其股东身份逐步异化为债权人。

这对那些大股东而言，当然不乐意，即使中小股东也心有不甘。

“官督”导致官场陋习侵入企业，使之成为各级官府与官员随意宰割的“肥肉”。

除了定期不定期的向朝廷“报销”之外，各企业还得承担官员的个人需索与安排。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每年遇运载漕粮之际，各上司暨官亲幕友以及同僚故旧纷纷荐人，函牍盈尺，平时亦复络绎不绝”。

其它企业同样存在这种情况，时人记述：对这些企业而言，“某督抚偶荐一人，虽人浮于事，而不容有所推阻，某大僚复荐一人，虽才无可取，而不敢显为拒绝”。

除了强行安插私人，某些官员还在企业挂名领薪，名曰“干修”，企业“碍于情面，未免意存迁就”。

当时的外国人这样记述在中国企业中观察到的情况：“每部门都有一些衣服华丽而懒惰的士绅，各处偃息，或专心钻研经书。

……他们是主管官吏们的朋友，虽然对于工作一无所知……但是他们都领薪水，当监督、稽察与上司，并有相称的好听名衔”。

各级官员的亲朋戚属都是企业养活的冗员，时人称“中国各公司中，其大者或养冗人数百，小者亦不下数十”。

这些由官场输送的“寄居蟹”们不断啃食着企业，各企业均无力反抗。

凡遇达官过境，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便多方酬应，献媚取怜，有的企业甚至成了接待官员、迎来送往的公所。

官权在洋务民用企业的泛滥，使股商利权遭到侵害，企业形象大受影响，极大地挫伤了民众的投资热情。

例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之洞主持修筑苏沪铁路，实行官商合办。

但招集商股的通告发布许久之后，上海商界没有响应，广东商人也不愿投资。

经过深入察访，方知华商普遍认为官商颇难合作，故各怀观望之心。

同期，芦汉铁路招股创办，华商也因为其实行“官督”，所以犹豫不前。

负责筹办此事的张之洞深感不解：“商得官维持扶助乃其所愿，何至观望？”倒是盛宣怀深有体会，一语道破：“商人最怕（与）官场共事”。

“官督商办”机制越来越成为中国公司制发展的窒碍，时人批评之声不绝。

有人直截了当地说道：“中国人非不乐公司股分也，不乐其为官办也”。

还有人明确提出，中国企业“商之可以办，官之必不可以督”了。

此语不啻为中国公司制度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李玉，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