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 诗人的罪状

论《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诗（人）的罪状

笔者手中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一书是由柏拉图编著、朱光潜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印刷的2008年版书，原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进入新世纪后对其进行调整和充实，对文中个别有误的字句加以修改，尽量还原其历史面貌，并将选收作品的下限移至二十世纪末。

[1]另有王太庆翻译的《柏拉图对话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前部分是他翻译的正文，计有对话十二篇，其中两篇未译完，一篇是节译。另有附录两篇，一篇是翻译古希腊文献记载的有关传记，另一篇是翻译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哲学的批评；后一部分是作者对柏拉图研究的论著。[2]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以对话体形式展开了对以美学、伦理教育以及诗歌灵感的来源、诗人的罪状为主的几个问题的探讨，以8个独立的篇章构成了一个整体，各个独立篇章都分别或共同体现了柏拉图的文艺思想。《伊安篇》讨论的主题是诗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神，神将灵感赐予诗人，诗人在迷狂的状态下创作出诗歌。《理想国》（卷二至卷三）讨论的主题是理想国的制度和理想公民的性格，规定城邦的保卫者们的教育课程，主张音乐和文学是教育的起点，要求文学含有健康的道德教训，对青年人有益，并以单纯叙述的文学形式来抒写；音乐可以分为歌词（文学）、乐调、节奏三部分，乐调和节奏应迁就歌词，表现出勇敢、节制、清醒的一面。《理想国》（卷十）提出了对诗人的控诉，对他们下逐客令，并从诗的摹仿本质和政治道德的实际功用两个主要方面来挖掘诗（人）的罪证。《斐德若篇》以三篇爱情故事为讨论中心，阐述了柏拉图对修辞学的看法。《大希庇阿斯篇》谈论的是美的问题，以苏格拉底和希庇阿斯关于美的辩论，引出美真正的定义，推翻一些错误的关于美的看法。《会饮篇》探讨的是关于爱美与哲学修养的启示。《斐利布斯篇》讨论的主题是美感。

柏拉图认为诗（人）的罪状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诗歌的本质是摹仿，这里的摹仿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与“创新”相对立、对于前人的摹仿，而是对“理式”这一本质的摹仿，是“理式”的影子；其二是对诗歌的社会功用的不满，认为诗歌败坏德行，不利于城邦的统治。

形式与内容：

柏拉图在诗的形式与内容和社会功用方面来论证诗（人）的罪状，从而对诗人下逐客令。在形式上柏拉图主张音乐和节奏配合语言组成诗歌，并使用直抒胸臆的表述方式；在内容上柏拉图主张诗歌的题材应该是赞颂神和英雄。在理想国篇（卷十），柏拉图通过形象生动的比喻，借助工匠和画家作为跳板，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深入分析，详细地举证了诗人的罪状。在柏拉图看来，事物存在有三种，即理式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理式世界是由神创造的最本质的东西，是宇宙中普遍永恒的原理大法。以“床”为喻，最本质的床是床的理式，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木匠依据这个床的理式从而制作出个别的床，画家则摹仿理式中的床和工匠制作的个别的床。于此，只有神创造的床的理式才是真实的，木匠制造的作品也不全然是真实的，木匠是个床的“制造者”，而画家，既不是床的“创造者”，也不是床的“制造者”，是神和木匠的“摹仿者”，摹仿床的外形，与自然隔着三层。诗人就好比画家，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会抓住真理。[2]

摹仿诗人对他们摹仿的题材的美丑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正确的见解，以普通无知群众所以为的美为摹仿对象，借助文字并伴以美妙的韵律、节奏和乐调来欺哄、迷惑无知的听众。

社会功用：

柏拉图认为摹仿诗人在作品中没有描绘出诸神和英雄的真正本性，把伟大的神描写得丑

陋不堪，或者将神当作一个普通人来写，浑身都是各种坏毛病，给城邦青年树立错误的榜样，带坏城邦中的青年。在某些诗中还存在着许多普通人咒骂统治者的鲁莽话，这一类对神和英雄不敬、误导年青人、不利于统治安定的故事都不应该被叙述，而是要发扬坚韧不屈的事迹，使之广为见闻。然而，诗人为了讨好观众，摹仿人性中非理性的，最容易激动情感和容易变动的性格，培养发育人性中最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餍足人们的感伤，使人们丧失理性，变得软弱，缺乏坚毅，放纵情欲之类本不应该得到滋养的感情，破坏正义理性情感的锻造，这样的诗既不利于培养正义的统治者，也不利于建立有序的等级秩序，更加不利于哲学家在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建立配套的形而上学，因为哲学显然不能同时承认神是至善至美的和无恶不作的。[4]

亚里士多德激烈地批判柏拉图的文艺思想，某种程度上，《诗学》是亚氏为了回应柏拉图对诗(人)的批判而作的辩护，他逐一为柏拉图的错误观点加以指正和修改。其一，在文艺的实际功用上，

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把情感归为人性的一部分，但是，他不同意柏拉图主张的对某些情感——像感伤和哀怜——采取绝对压制的办法，从而得出驱逐诗人的结论。[5]

而是通过悲剧等手段使感情宣泄出去以达到生理平衡，这是人的情感的内在需求，肯定了人情难免的生理特征。其二，亚氏强调哲学与文学应该处于同一个地位，“认为诗与哲学一样是一种知识与理解的东西，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肯定了艺术的虚构性，这一思想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其三，在性质上，亚氏认为诗歌的性质是理性的，摹仿是出于人的天性，一般的说，诗的起源好像有两个原因，都本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就有模拟的本能，人所以异于禽兽，就因为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模拟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也总是出于天性的感到愉快。[6]

并将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来看待，强调技艺对诗歌的指导作用与评价标准。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柏拉图的文艺理论高于亚氏，原因在于“柏拉图以这原理为武器揭穿了艺术的贫乏、脆弱、无用、渺小。”[7]其中，“这原理”指的是摹仿说，在他看来，“柏拉图所以反对艺术，是因为艺术于人无益”，[7]这种观点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影响的产物，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总结：

柏拉图出生于雅典一个门第显赫的贵族家庭，他受到良好的教育，主张贵族政治，当时的雅典正在处于由盛转衰，战乱频仍的局面，统治阶级内部奴隶主民主派与贵族派争夺政权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且奴隶主民主派占据上风，这对于维护贵族政治的柏拉图而言不啻为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他把奴隶主贵族中的上层人物比作哲学家，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国王。他将艺术当作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工具，贬低艺术和艺术家的地位，抬高哲学家的地位，将诗人和其他摹仿艺术家置于第六等，将哲学家放在第一等，意在声明艺术是培养保卫者的工具，服务于政治，并以政治标准来衡量艺术的好坏，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摹仿艺术要被驱逐出理想国。同时，苏格拉底被赐死一事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使他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公正和谐的城邦，由于政局的不稳定与人心的散乱，他想到了用理性的哲学来制约不和谐因素以实现他的政治蓝图。

柏拉图高举理性的旗帜，继承前人”灵感神授”的思想，强调诗歌诗的产生及运作过程不受理性的轨导和制约，诗人的活动完全听凭于神力的驱使，[8]没有神的赐予，诗人就无法创作出美妙的诗章。这种否定诗人具有技艺的说法是错误的，诗人创作诗的技艺就如同医生治病救人、工匠制作工艺品、渔夫出海打渔的技艺，都是专门性的，所不同的就在于这项技能的属性是什么，它对人、对社会将会产生怎么样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诗人不具备某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