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旗帜下的不同言说—试论李健吾和沈从文文学批评比较

“人性”旗帜下的不同言说一试论李健吾和沈从

文文学批评比较

论文摘要:李健吾和沈从文是现代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学批评，既有共同的特征，又有各异的风采.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二者在“人性”的旗帜下的对于文学批评有不同的言说:都强调“人性”，但内涵不同;表达方式不同;批评原则不同;语言的使用不同，从中可以看出“京派”■^受平的料:占

论文关键i ：人性内涵;表达方式;批评原则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活跃着一批强调人性、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谈创作与批评的作家和批评家，他们大多是一些自由主义者，如周作人、梁实秋、沈从文、李健吾等，虽然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使得他们和现代主流文学阵营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甚至因此而受到主流文学阵营的批判。但是，他们的文学理论主张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形成了一股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尤其02世纪03至04年代，李健吾与沈从文两位都以作家的身份介入到文艺批评中，他们的批评活动共同显示出当时“京派”作家致力于文艺批评的实绩。但同样是自由主义者，同样是强调人性，他们又是有差别的。本文试从李健吾和沈从文文学批评的比较中，揭示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出的不同历史面貌。

作为作家，沈从文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和散文;李健吾则除小说、散文之外，戏剧方面尤有成就。作为批评家，她们的文学批评在接受西方现代批评理论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传统，并把二者同当时的中国社会文化大背景结合起来，试图整合成一套具有时代与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商品化，支持文学的独立品格，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走向自觉的审美批评。兼具作家与批评家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的文学批评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在“人性”的旗帜下，又有着不同的言说。

首先，他们都强调文学批评中应重视“人性”的表现。李健吾主张文学应该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他说：“一切是工具，人生是目的，世态是理想化的人

生。”他认为，“人性”就是“人生”的具体表现。只有抓住了人性，表现了人性，才算是抓住了人生，表现了人生。所以，在他的文学批评中，就把是否

表现了“人性”作为评价作品的一个标准。作为“京派”一员的沈从文也反复

强调“一切作品皆应植根在‘人事’上面。一切伟大的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生”。尽管他们都强调“人性”，然而他们对“人性”内涵的理解则是有区别的。

李健吾对于人性基本上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理解。他赞同卢梭、孟子的看法，认为人具有一种“普遍的人性”，即心灵的本善，罪恶是由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伦理道德束缚人性的结果，人类的良善和社会的美好和谐最终又取决于个性的张扬。借助丁•人本主义哲学，李健吾更多的是从审美的维度对人性进行透视，在批评对象的选择上，他更多偏向于营造“美”的作品，力图从人性中发掘“美”和“善气而对于揭露人性的“丑”、“恶”的作品，他只是敬佩，在审美趣味上，并不一味苟同。另外，在李健吾的“以人论文”的批评准则中，作品只是批评的出发点，批评家并不关心作品本身，在批评实践中往往表现为从作品的某一点延展开去，从其他地方娓妮道来，这就是所谓的“游离的工夫”。批评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作品的解读去发现作家的人性人格，力图从作品中触及作家的灵魂，凸现作家的个性。

批评家从作品出发，推及作家的人格与修养所依凭的是人性。批评家与作家的灵魂沟通是借助人性这条通道实现的，但是，批评家作为读者，他所能接触的只是作品，即使批评家能从作品外了解到作家的品格个性，这也要受到时代、地域等等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另外，在他看来，“人作为万物的灵长，

作为生命活动的主体，绝不是一种凝固静止的存在物，他的本质属性只有在不断的变化和流动中才能深刻完整地显现的把握”，生命过程永恒的流动和变化构成了繁富多彩、五彩缤纷的人生，人文科学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探讨人生、人性的多样性。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观是建立在对人性在文学活动中重要地位的深刻认识之上的。

而沈从文文学批评观的形成主要受到了梁启超、蔡元培及“五四”“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影响。基丁•此，沈从文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功利观，而且主张以“小说代经典”、“美育代宗教”，来实现人生观的再造及民族道德的重建，进而介入民族的建设。在沈从文看来文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文学的美悦作用实现人的道德完善，进而达到生命的明悟。

由此沈从文的文学功利观最终指向的是生命的明悟和人类的进步。沈从文心目中的“道德”不同于文明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伦理道德”。沈从文所认可的道德是一种不违背人的自然天性的，类似道教中“法乎自然”的“道德”，

沈从文梦想在中国建立一种集儒家的“刚勇有为”，墨家的“朴实热忱”与道家“超脱潇洒”为一体的新道家主义，憎恶与批判建立在封建伦理或资本主义金钱关系之上的虚伪“道德’因此，沈从文鼓励作家要有向“人类庄严道德原则追求的兴趣或勇气”，要在作品中“表现出他对旧制度习惯的反抗，向未来社会伦理道德的努力”。

正是因为沈从文持有上述文学功利观，他才会在文学创作中致力于营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在文艺批评中则提出以“人性”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批评标准。沈从文讲：“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需以‘人性’作为准则。”“恰当”是达到“人性”的必要手段，而“人性”则是“恰当”的最终目的。然而沈从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人性论”者，他虽然认为人性“共通处多差别少”，但是认为人性仍存在一定的差别，而且可以改变。同时，沈从文肯定人的感性欲求与人的自然权利，主张反抗违背人自然天性的道德习俗与社会制度，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

其次，他们的文学批评在表达方式上不同。同样是从欣赏作品出发，传达

印象鉴赏，侧重点并不一样，李健吾的批评重视• “自我的表现”，在其文章

中我们随时发现的是作者那个充满激情的“自我”；沈从文的批评则重在给作品“一个说明，一种解释”，批评家引领读者注意的始终是作家与作品，同时批

评家还常拿出他的“第三只眼”，密切关注着广大的读者群。李健吾把批评家

的职责界定为一种自由的个人表现：“这样一个有自尊心的批评家，不把批评当作一种世俗的职业，把批评当作一种自我表现的工具，藉以完成他来在人世间

所向往的更高的企止。”同时，李健吾更为关注的是批评的灵魂参与性，即他

所谓的“灵魂的冒险”，他认为批评家“不仅仅是印象的，因为他解释的根据，是用自我的存在印证别人一个更深更大的存在……”。

李健吾对自己的批评理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他的批评文本中自我主

体的凸现，即言说“他者”时“我”的出场，成为了“李健吾文学批评”的一种极为闪亮的标志。许多情况下直接出现在文章的开头，如：“我不大相信批评是一种判断。”（《边城》）“我不明白内容和形式怎样分开。”（《九十九度中》）“我先得承认我是个乡下孩子……”》(《画廊集)。而在《画廊集》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