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的文化意义

“乡土”的文化意义

“乡土”是一个母题，是文化传统中具有传承性的文化因子，是文学作品中最小的叙事单位和意义单位，它是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人类基本行为、精神现象和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能够在文化传统中完整并存并在后世不断延续和复制。“乡土”是20年代出现的名词，对于这一类，人们称之为“乡土文学”阶段，它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20年代，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比较接近农村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创作较多受到鲁迅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乡土”，这个话题，具有经典性，其基本内核或固有属性，流传至今仍未发生改变。

“乡土”的出现最早是由侨寓他乡、游历型和土著型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笔写出他们回忆中的故乡，采用多样的表达方式描述具有地域色彩的地方，抒写创作主体浓重的乡愁。其中大多数作品淡化丑恶、极少批判，具有一定的理性深度，但也有例外。

如鲁迅的小说。在末庄、土谷祠、乌蓬船、咸亨酒店构成的乡土环境中，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揭示着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残酷。在他的乡土小说世界里，乡土环境，绝对不是寄予着某种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杀民族生命力的所在。鲁镇和末庄几乎可以等同于鲁迅所说的“铁屋子”。大概只有在回忆童年的叙述中，鲁迅才对故乡表现出些许的温情。而他对乡土环境的严峻态度，实际上为现代的许多进步作家所接受，所追随。在乡土生活和风习画面中寄予重大的社会命题，显示社会的变迁和变迁社会中的人物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一种乡土文学的叙事模式。

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许杰、彭家煌、沙汀、艾芜等一批现代乡土作家，以朴实细密的写实风格书写老中国儿女在各自的乡土上发生的种种悲剧性故事：宗法制的农村中的世态炎凉和无产者的不幸，封建等级制度延伸出的生活逻辑和社会心理对贱者、弱者不动声色的毁灭，封闭的边远乡村中原始野蛮习俗对人民的播弄和控制，等等。在这些乡土文学中，被台静农称为“地之子”的现代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们，承受着巨大的苦难，而小说叙述者所营造出的愚昧与冷漠、悲哀与阴郁交织着的乡村氛围，表现出这批乡土作家对当时中国最低层社会的强烈使命感。当然，这批乡土作家同时还是农村痼疾的解剖家，如沙汀，以尖锐的讽刺的笔法，写出了“半人半兽”“土著”人物把持的乡镇中的黑暗和无常。

“乡土”能够演绎和表达一个时代要义。对乡土世界中政治、经济、阶级斗争问题的关注，乃是现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的相当重要的一个叙事潮流。从早期具有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创作开始，延续到抗战期间的赵树理、孙犁，形成了“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乡土小说流派。在赵树理、孙犁的乡土小说中，政治斗争故事和战争故事已经成为主宰。不过，在关于政治和战争的叙述中，这些作家通常以普通农民为视角，所以，他们的叙述和思维依然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特别是孙犁，他的乡土小说，塑造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乡村普通百姓的乐观、无私和勇敢，具有一种鼓舞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诗意向上的力量。而这种以革命为脉络的乡土文学，发展到合作化题材阶段，事实上其叙述者都转变为具有敏锐政治意识的全知者，他们以乡土小说为输出革命和继续革命理念的所在，并十分注意塑造乡土世界中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农村“革命新人”，这些作家，以柳青和浩然为主要代表[1]。

“乡土”横向意义：是人类最初始情感与最深刻理性集合成的一种文化形态。从原始意义上看，“乡土”是众多作家们的物质家园，其中表现的对土地、村庄、故乡的怀念，又转化为一种对物质家园的精神追求。因此“乡土”也成了文明发源地。从宗教意义上看，是神造乐土，“乡土”成为了感情寄托的地方。从现代意义上看，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乡土”所表现的，就是作家们对“回家”的向往，以固守既定文化信念对抗恶心境遇或荒原世界。

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边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并不只是单纯讲美好的爱情，而是通过里面的人物翠翠、翠翠的祖父、大老、二老、顺顺的描写，让我们看到，里面的人都是很好的人，美、善良、勤劳、敏感，翠翠、老船夫、二老尤其具

有这种诗的气质，但最后却出现这样的爱情不成功，你的确不能够套到“性格即命运”这样的古希腊悲剧的典范里面去，也没有办法用外界力量的强大的压迫来解释……这样的“好人的悲剧”可能本身能说明一些人的存在的东西。借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理解《边城》：“…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记录。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沉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沉痛的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2]。”沈从文把自己的记忆、经验、想象、情感构成丰富自足的美的文本。他在描写自然风景时很有表现力，在描写人物的性格、处境、心理时也很有分寸。在《边城》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世界似乎遗世独立，处于“边缘”地位，不大受现代文明的影响，但里面的人也过得很好，人们生活在单纯中有一种丰富自足和自在，其中的人具有美和善的品质，与自然的美融为一体。我们看小说的背景是川湘边境的一座小山城和临近的一个小渡口。“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侗’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3]。”一开始就渲染了这座“边城”远离尘嚣的气氛。“一切极有秩序，人民莫不安分乐生”，无论贫富，一律淳朴善良。撑渡老人的孙女翠翠与船主的两个儿子之间产生了曲折的爱情纠葛，但那只是偶然间的误会所致，全篇充满着一种牧歌情调，人物是诗意化的。作者希望凭借美丽的想象，来达到人与美、与爱的高度融合。

“乡土”的纵向意义：在静态农业文明时代，主要指苦难、野蛮、粗粝以及牧歌等等一类文化领悟。在工业文明时代，往往被用来表达某种固守与对抗，被赋予的是贫穷、愚昧、落后、敦厚、淳朴及精神家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界限逐渐模糊，城乡二元化价值对立也将不复存在。

乡土文学是代表现代文化的城市和代表传统文化的农村之间的二元对立在文学上的体现。贾平凹的乡土小说是对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继承和发展，农民出身和童年的深刻记忆使他自觉地将目光投向了生他养他的商州大地，他无时无刻不在那里关注着乡亲们的生活和未来。在贾平凹的小说中，乡土情结呈现出多种形态：一，通过对美丽故乡山水和勤劳、质朴的故乡人民的赞美和咏唱，对故乡农民身上的“垢甲”和生活陋习的揭露，有对故乡土地上发生的可喜变革的歌颂,，进行着他的乡土守望。二，贾平凹以“乡下人”的姿态斜睨，排斥着现代都市文明，描绘城市的种种弊端和城市人的病态生活，揭示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下的矛盾冲突，表现出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乡村的深深忧虑和焦灼，执着地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4]。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

[2]邵华强：《沈从文研究资料》花城出版社1991年。

[3]凌宇：《沈从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4]黄志刚：《论贾平凹小说乡土情结的发生与发展》，《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