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消费_投资在总需求构成中的比例失衡分析

2008年9月
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Sep ,2008
第5期(总第135期)
Journal of Shandong Y outh Adm inistrative Cadres C ollege N o.5Sep.N o.135
收稿日期:2008-06-30
作者简介:郭强(1972-),河南安阳人,安阳工学院经济学讲师,研究方向:经济学。

对消费、投资在总需求构成中的比例失衡分析
郭　强
(安阳工学院,河南安阳455000)
摘要:自2004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投资需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取代了消费需求的主导地位,消费、投资的比例关系失衡,过高的投资率让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固定资产的投资,这种结构性矛盾,加剧了经济大幅度波动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适时转变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是当前的工作重点。

关键词: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调整;比例;失衡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05(2008)05-0095-04
Abstract :S ince 2004,remarkable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growth.The demand for investment has replaced the demand for consum ption as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The imbalance between consum ption and investment ,and the higher investment rate ,have rendered our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dependent on the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has sharpened the risk of large -scale economic fluctuation.In this case ,it is urgent to reas onably adjust the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ment and consum ption and change the focus of macro adjustment and control of policies.
key w ords :demand for consum ption ;demand for investment ;adjustment ;proportion ;imbalance
投资与消费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

目
前,我国投资率(投资在G DP 增长中所占的比重)居高不下,而消费率(消费在G DP 增长中所占的比重)却持续走低。

2004年我国的投资率为42.3%左右,消费率为53.6%,而2004年世界平均投资率不超过30%,消费率约为80%。

面对医疗、住房、就业、教
育等严峻的现实问题,老百姓消费乏力,储蓄率上升。

2007年居民银行储蓄存款突破17万亿元。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幅缓慢。

从长远看,宏观经济结构中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内需,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一、总需求构成中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失衡在传统的需求理论中,总需求的构成有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等四部分组成,其中消费的比重
占到总需求构成的三分之二左右,而投资需求往往只占到百分之十几,并且消费的需求比较稳定,而投资需求波动大。

[1](P305-307)
但在我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
中,G DP 中消费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高,并且这种现象不是因为消费的增长下降了,而是由于投资增长过快,使投资在G DP 当中的比例扩大,把消费的比重挤小了,而且这种现象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

1.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表现的特征
面对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出现的投资和消费关系
的失衡(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的这种状况,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金融政策)必须作出调整和选择。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主要依靠金融体系。

因此,由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而引发的我国经济内部失衡与金融体系自身的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

目前,在金融总量方面,较为突出的矛盾表现为长期持续的银行业存款增速快于贷款增速,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经济总量失衡即储蓄率大
于投资率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也是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直接融资比重过小、整个社会的投融资活动过于依赖银行信贷的反映。

据估计,我国目前的消费率仅为55%,而同为外向型经济的日本和韩国,其消费率最低时也达60%-70%。

我国消费率之所以会过低,虽有社会保障体系滞后、房价上涨失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投资增长太快。

事实上,这些年来我国的消费需求也在平稳增长,但我国的消费增长依然远远落后于投资的扩张,在2005年时,我国投资消费比则已高达77%,且呈上升趋势。

根据日韩的经验,外向型经济体的脆弱性使得这么高的比例是不可持续的。

表1　固定资产投资与G DP 的比值
年份G DP (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I I/G DP
年份
G DP (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I
I/G DP
19804517.8910.920%199446759.417042.136.4%19814862.496119.8%199558478.120119.334.2%19825294.71230.423.2%199669884.622913.533.8%19835934.51430.124.1%199774462.624941.133.4%19847171.01832.925.6%199878345.228406.236.3%19858964.42543.228.4%199982067.529854.736.4%198610202.23120.630.5%200089468.132917.736.8%198711962.53971.731.6%200197314.837213.538.2%198814928.34573.830.6%2002104790.643499.941.5%198916909.24410.426.1%20031166945511847.2%199018547.94517.024.3%20041365157007351.3%199121617.85594.525.6%20051838688860448.2%199226638.1
8080.1
30.3%200621087110987052.1%1993
34634.413072.3
37.7%
2007
246619
137239
55.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图1　固定资产投资与G DP 之比2.投资增长过快,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1980年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 DP 的比
重如表1所示。

[2]
为了更为直观地看出固定资产投资与G DP 之
间对应的关系,我们把表格中的数据绘成图形,如图
1所示。

从以上表格中的数据以及绘成的图形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固定资产投资在G DP 的比重基本在25%左右浮动,但到了90年代以后,这个比重发生了显著而且快速的上升。

尤其是2004-2007这几年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要达到50%,特别是2007年已高达55.6%。

由此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经济中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不容乐观的趋势,出现了经济结构的内部失衡,突出的表现就是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投资需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取代消费需求而占据主导地位。

二、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失衡原因分析
分析影响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主要因素,对于解释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变化的成因,判断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从现阶段看,影响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主要因素有:
1.工业化进程导致投资比例提高。

各国工业化进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会依次出现上升、下降和稳定的趋势。

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 DP 中的比重就会上升,由于工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其投资强度要远大于第一和第三产业,由此必然引起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由工业品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 DP 中的比重就会提高,并引起消费率上升和投资率下降。

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趋于稳定。

我国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目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或重化工业阶段。

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过程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是必要的。

2.刺激投资比刺激消费更容易。

就内需而言,如果不考虑政府支出,重要的在于消费和投资。

消费函数理论说明了消费的稳定性,它告诉我们,要刺激消费是困难的。

近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我国需求结构逐渐失衡,投资需求增长逐步加快,消费需求增长却日显趋弱。

2004
年,我国消费率已下降至53.6%,创建国以来的最
低水平,同比在上年下降的基础上又回落了1.9个百分点。

2004年的消费率与1978年相比,已下降了8.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31个百分点。

目
前,我国的消费率与美国已相差20个百分点。

[3]
我
国近几年虽然连续采取了一系列刺激居民消费的政策,但效果却不明显。

截止到2005年4月底,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经接近14万亿,达到13.79万亿,到2007年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17万亿元,在当前实际利率为负利率的情况下,我国的储蓄率仍居高不下。

[4]
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形对于政府来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难题,因为拿让自己花钱和让别人花钱两者来比较,让自己花钱是最容易的事。

消费者花不花钱,怎样花钱那是纯粹微观经济学的事了,这不是政府说了算的。

3.市场化的投资机制仍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体制的变化主要是在融资方式上,由过去的单一政府财政融资转变到了信贷和所谓自筹资金为主的多元化方式。

但是,在投资项目的选择和投资决策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投资收益率的问题上,却始终没有进行彻底的改革。

中国的投资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而在改革以来,投资的决策机制更加行政分散了,它几乎完全建立在地方政府的自主增长目标的基础上,资本的配置和工业化进程建立在相互分割的、而不是一体化的“古典竞争”的环境中。

不仅在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决策上,而且在“私人领域”的投资决策的几乎所有阶段上,政府的偏好和影响都直接决定着投资项目的选择。

局部化的投资选择和决策典型地造成大量的投资没有真正产生收益,重复建设、相似的生产能力被不断累积和闲置、建筑物空置等,所有这些后果在中国的媒体上经常被曝光,已众所周知。

[5]
从国内的资本分配来看,银行大量的金融资源被说服给了有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背景或者受政府支持的国有部门的投资项目,这些项目或者是对大型重点企业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或者是新建大中型项目等,或者用于其它的非赢利项目。

私人企业部门始终难以获得金融的支持。

在这个从体制上歧视私人部门的发展的格局下,资本的分配结构严重偏斜在政府主办的和国有企业部门,资本投资创造就业的能力就无法提高,因而投资的效率不断恶化的趋势也难以扭转。

其结果是在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中,真正的“私人”投资(外资与个体经济投资之和)所占份额并不是太高。

尽管私人投资、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份额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当中,公共投资(其中国有部门的投资和受到政府直接干预的集体部门的投资占了更大的比重)占G DP的比重仍然占绝对主导地位。

三、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投资需求的主导化趋势加大我国经济波动的风险。

根据长期消费资料的分析,在长期中消费函数是相当稳定的。

[1]在短期中,决定宏观经济状况的是总需求,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讲总需求中占三分之二的消费的稳定性保证了其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性,即使经济发生了波动也会保证其具有一定的限度和一定的连续性。

但对于我国现阶段来讲,消费在G DP中所占的比重相比于投资来讲并不占优势,其对于经济的增长的稳定并不能起主导作用。

这样来讲,当投资需求发生较大的变化时,由于经济乘数的作用,必将引起宏观经济的较大的波动。

而事实上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历次大的经济波动都因投资波动而产生。

在1988、1989年以及1998、1999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都处在很低的水平,恰恰在这两个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处于历史的低谷。

[2]这种由投资的不稳定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我国每年的国民经济增长表现为较大的差异,连续两年的G DP增长速度最高可以相差7个百分点。

不但在不同的年份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出现较大不同,即使在同一年,这种现象同样明显。

罗斯基在他的评论中则从投资波动的视角更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波动:“中国经济表现出大幅度的季节波动的寻常模式。

季节波动在中国远远比在周边的东亚经济更剧烈。

中国的G DP经常在第1季度下降25%以上而又在每年的最后3个月猛涨20%。

熟悉计划经济的人都知道,这个行为模式在市场体系里并不会出现:例如,追溯到1875年,数字显示,美国经济的季度G DP波动幅度仅在上下9%。

在中国,与改革前的计划体制一样,季节性的产出摆动主要是投资支出的波动造成的。

”[6]随着投资需求在G DP中所占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其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会更加明显和直接,一旦将来固定资产投资发生了大的变化必将会引起整个国民经济的更大幅度的波动。

2.进一步增强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能力,同时也削弱市场机制的作用。

在经济学理论上投资比消费更容易受到影响和控制,政府往往通过改变投资需求达到干预经济运行的目的,这不但在绝大多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得到验证,而且在我国也已经得到更好的执行。

现阶段由于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加上我国较为特殊的投资体制,这样就使政府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上更加
得心应手,从这一轮对钢铁、房地产等行业的调控中,政府更多地运用了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手段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政府没有采用利率等较为重要的市场手段就很好地控制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在增强,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政府的计划性在提高,而不是市场机制的作用。

但恰恰是这很强的计划性,削弱了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

在经济的增长中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市场,应该是企业和消费者,而不是政府。

当政府的力量加强时,必然会削弱市场机制的作用,影响市场机制本身的运行。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是经济发展的服务者,而不是经济运行的决策者。

但如今在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上以及在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上政府似乎仍然是主要的发言者,而市场在很多时候并不具备发言权,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主导经济的行业里面。

这与政府最初的改革背道而驰了。

在2005年9月召开的“21世纪论坛”上,吴敬琏代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专题讨论组做总结发言时指出: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待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加快转变以保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而实现可持续增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在发言中也表示,中央从1995年就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久转而无根本效果”,根源之一就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3.投资率虽然很高,但投资的效率很低。

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现行的政绩考核体制驱动着商业银行将大量信贷资源投向资本密集型、高能耗、高产值的产业和政府形象工程项目,以致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发生率较高。

在国际上,有一个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 OR)”,该指标的含义是指每增加一元钱的国内生产总值,需要投资几元钱。

研究表明,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等国每增加1亿元的G DP需要投资1亿～2亿元,而我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这一指标为5亿元。

也就是说,国外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是1～2,而我国的这一指标值为5。

此外,如果根据国际可比数据测算,最近3～5年,我国的IC OR估计在5～7之间。

4.根据宏观经济理论,投资直接影响到生产要素的分配。

如果资本要素的比重较高,而劳动要素的比重偏低,那么劳动收入部分对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就会降低。

因此,过高的投资率会造成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分配结构扭曲,即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并导致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实际上政府目前已经处于低固定资产投资和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两难选择中了。

政府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应该是保持较低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同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这个目标现阶段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太现实的。

事实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过低的固定资产投资不能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只有保持较高水平的固定资产投资才能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

种种情况已经表明,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会过低也不能过低(7%或许是个底线),如果过低的话,将会很快引发下一轮的通货紧缩,同时会诱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政府会努力保持固定资产投资在一个适当的规模,一旦投资低迷,会很快刺激其回升以带动经济的增长。

也就是说在将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将会在一个相对的高位运行,同时国民经济的增长也将会保持在一个较高的速度。

在现有的投资效率下,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必然会导致投资率的进一步上升,也就是说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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