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翻译思想_三论_王秉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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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第6卷 第5期 （总第31期）

季羡林翻译思想“三论”

王秉钦

南开大学

作者简介：王秉钦，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历任莫斯科大学客座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翻译思想史和对比语言学研究。E-mail:b i n g q i n w a n g @ 。

摘 要： 季羡林翻译思想是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的一部分。他的“三论”是一个既独立

又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其中（1）“文化中心转移论”是其主体，它指明了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研究发展的路径和方向；而（2）“模糊艺术论”和（3）“神韵论”新解为其两翼，从多学科领域和独特的视角揭示翻译思想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主题词： 季羡林；翻译思想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82(2009) 05-0089-04名人逝世，追思者众。

2009年7月11日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驾鹤西归，举国抱痛。季老是一位大师级学者，是人类文化的守护者，他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今天我们缅怀大师，研究他的学术思想，踏着他走过的学术足迹，仿佛大师依然在我们身边。

季羡林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外国文学家、文学翻译家和东方学大师。他通晓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和德、法、英、俄、拉丁语、阿拉伯语等多种现代语言；他在中印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蔗糖史等诸多学术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家，出版的英文、德文、梵文的译著近四百万字。其主要译著有：印度迦梨陀娑《沙恭达罗》（1956）、印度古典名著《五卷书》（1959）、印度迦梨陀娑《优哩婆湿》（1962）、印度蚁蛭的长篇史诗《罗摩衍那》（1980—1984）、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印度黛维夫人的《家庭中的泰戈尔》等。其中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长篇史诗《罗摩衍那》，其篇幅长达两万颂，被译成世界多种语言文字，它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曾获得

印度政府的隆重嘉奖。1999年印度国家研究院授予季羡林名誉院士。2006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德国哥廷根大学校长菲古拉称：“季博士是我们第4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对季羡林先生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的研究，目前在国内尚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以不同的学术眼光，选取特定的视角，对季先生翻译思想中的“三论”进行简要述评，以求教于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

“文化中心转移论”

季羡林先生在晚年，一直关注和研究东西方文化中心的转移问题，他写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引的这两句话，最受人诟病，然而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真理，是诟病不掉的。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季先生的理由是：西方的哲学思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从个别细节上穷极分析，而对这些细节之间的联系则缺乏宏观的概括，认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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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事物都是一清如水，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中国的东方的思维方式从整体着眼，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着眼更合乎辩证法的精神。

西方人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他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必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取代”不是“消灭”，而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这种取代，在21世纪中就可见分晓。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东方文化的优势，早已引起西方有识之士的关注。西方向东方学习，古已有之，不过，于今为烈。随着西方社会走向后工业化时代，西方思潮中发展了一股向东方文化学习的潜流。比如20世纪初的费诺罗萨（Fenollosa ）和庞德（Ezra Pound ）对中国文字和古典文学的兴趣就是最好的例子。有的学者说：“这一支向东方文明寻找生机的学派虽然在20世纪以前已经开始，但在19世纪与20世纪发展成西方文化中一支颇有影响的亚文化。从道家、儒家、印度佛教近年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来讲，就可以看出西方思想家是如何将东方文化作为一种良药来疏浚西方文化血管中物质沉淀的阻塞。”（转引自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文化中心的转移必将促进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使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少一些西方的分析的思维模式，多一些东方的综合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半期，西方结构主义与解构思维都以语言为突破口，对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阐释，最后落实到两类思维模式。结构主义带着浓厚的崇尚科学的客观性的倾向，企图将文字、语言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纳入脱离人性及主观想象力的活动而独立存在的结构符号系统的世界。解构思维则对这种崇尚逻辑分析并以此为中心的智性活动的垄断进行反抗。”（同上）所谓“智性活动”，就是理性地运用强调分析、知性和实证，而忽视悟性，虽然悟性是凌驾于事实之上的一种超越的穿透性。值得注意的是，季羡林先生特别指出，解构思维反对定型的僵化的系统和抽象，因此吸收了东方哲学的“道”、“无常道”、“无名天地之始”、“常无观其妙”、“玄者无形”等强调“无”的思维。这样解构思维就同东方文化挂上了钩。

今天，人类已经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各

种文化的融合已经开始了。但是，怎样融合？在思想界分歧很大，大多数学者认为，东西文化需要对等融合，不分高下，不分主次，像酒和水融合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起平坐，不分彼此。李慎之教授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而季羡林先生的观点却完全不同，他说：“这样的融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倒不是因为我们要争一口气。融合必须是不对等的，必须以东方文化为主。”他一再强调说：“我理解的东西文化融合与慎之理解的大相径庭。我理解的不是对等的融合，而是两个文化发展阶段前后衔接的融合，而是必以一方为主的融合，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吧。”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论点引起了思想界的极大反响和关注。我们希冀大师的预言必将变成现实!

就翻译而言，中国现代翻译研究也必将随着世界文化中心的转移，不断改变以往过多单纯追求分析的道路。比如翻译的语言学派把翻译视为一门精确的科学，以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语言系统的差异、语言形式的转换，如语态转换、词性转换等等词对词、句对句的机械化的研究方法就是一例。而寻求整体的综合的东方文化之路，会使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信其然，不是幻。

“模糊艺术论”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新兴起两门新学科：一门是模糊学，一门是混沌学。先谈模糊学。1965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系统科学家札德（L. A. Zadeh ）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研究事物模糊性的问题，并且制定了“模糊集合”这个概念，由此产生了一门新学科：模糊学。模糊学从模糊数学开始，逐渐出现了模糊逻辑、模糊语言学、模糊语义学、模糊美学等，其影响遍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中包括翻译学。

混沌学开始得稍晚一些，70年代初逐渐进入高潮。格莱克的名著《混沌：开创新科学》脍炙人口，影响巨大。有人称之为“20世纪伟大的理论”，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力学齐名。混沌学是关于系统的整体性质的科学，它揭示了有序与无序的统一，确定性与随机性的统一，是过程的科学而不是状态的科学，是演化的科学而不是存在的科学。它覆盖面之广，几乎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模糊与确切，混沌与具体，感悟与分析，印象与逻辑等概念是既对立又统一。就文化而论，“中国文化是向模糊、朦胧及总体的方向走，而西方的文化是向准确而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