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与社会历史的关系

经济、文化与社会历史的关系

社会历史，就是指人类活动进程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人类生活的社会所进行的一切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文化活动，政治活动等等都包含在其中。

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是全面的，包括经济、科技、文化、艺术、政治等。那么什么能够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呢？因素有很多，如生产力，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人民群众，英雄人物。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历史的发展。生产力代表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也就是一个国家能创造的财富。所以说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代表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的发展会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

一、经济基础通过决定政治、文化来决定社会历史。

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出发：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所以，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了其他一切活动。

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哲学、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都是社会各阶级之间斗争的表现；而这一些阶级的产生、存在，及他们之间的冲突，都是由他们的经济发展程度所制约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这些生产关系原本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但此时变为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关系的进步与生产力是不可能同步的，所以束缚关系的产生是必然的，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

所以我们说，社会政治、法律、文化等变革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变革产生的，即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的发展。

二、社会历史与经济学研究存在着重要的相关性。

谈到经济学研究的交叉领域，人们可能会想到政治、哲学和数学等，从经济学的起源来看，这种流行观念是有道理的。但是，历史与经济学研究同样存在重要的相关性。

回顾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凡是对经济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都是在对前人的思想或经济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其理论创新的。例如萨缪尔森曾这样评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是一部具有吸引力的编年史，充满了睿智的见解和生动的历史事实。人们能够读懂，并且确实被广泛阅读。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它，而且，不考虑它的影响，就无法理解议会的立法和公众的意见。”西方伟大的经济理论学家在提出其理论时都严重依赖社会历史知识。在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尔·马克思、索尔斯坦·凡勃伦、克拉克和威斯利·米切尔等理论家的著作中，对历史的这种依赖显而易见，同时在那些精通数学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包括奥古斯汀·古诺、斯坦利·杰文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欧文·费雪等人，亦是如此。

历来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活动，它的运行和绩效是检验经济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而能够被拿来用作检验实例的，只有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即历史。一种经济学理论如果获得了历史的证明，那么它的说服力大大增加就将是毫无疑义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指出：“新经济史”的研究者——其代表人物是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思——通过他们的杰出工作，“证明了经济分析中加入历史因素的需要”。当人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对历史事件进行审视时，历史不仅不再遥远，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它的认知价值。

综上所述，经济基础通过决定政治、文化来决定社会历史，而社会历史与经济学研究又存在着重要的相关性，所以，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历史的进步。

有意识地思考和研究自身的历史，是人类的特点。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人类通过对社会历史的关注，长期创造形成了一种产物，就是

文化，也就是说文化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

人类生活的特点在于通过实践活动创造自己的生存环境。这样的生存环境，不是原来的物理世界，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称谓的“感性世界”。他们认为，“感性世界”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这样的“感性世界”，可以看作是人所创造的文化世界。

所谓历史的产物，并不单纯指以前人类活动的结果，而是指它是人类在世代延续中不断创造的积淀，即文化成果凝聚在物质产品之中。实践的物质产品中凝聚积淀着文化的成果，这是人们所公认的。考古中发现的人类活动的遗物之所以称之为“文物”，就是因为它是一定历史时代人类文化的标志。现实中从服装到建筑，人们不仅仅将它们看作物品，更看作一定文化的表现。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的文化积淀，其中包括了中国历史发展各个时期的文化积累。以儒家伦理文化及其伦理精神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已随着历史的流淌，深深融入到中华儿女的精神血脉之中，慢慢积淀为我们民族的一种传统心理和行为方式，凝结成中国特有的国民性。

人们在有意识地思考社会历史时，首先碰到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是通过什么联结成社会的？一代又一代的人又是通过什么联系成历史的？这样简单的问题，要做出回答却并不简单。

文化本来就是世世代代的人类共同创造的产物，或者说是人类历史创造的载体。文化的这一本质已经表明，其中凝结着历史的联系。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往往是以信息为中介建立起来的。信息又需要依附于一定的物质载体。如果人仅仅以自己的身体器官发出建立联系的信息，那么人们之间的联系就会受到一定时间、空间的严格的限制。超出了现实时空范围，不仅不能建立联系，已经建立的联系也会消失。然而，由于人类能进行文化创造，文化创造使人的创造信息依附于文化作品这种载体中，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通过文化作品标记的信息，它的时空范围大大拓宽了，使人们之间不仅可能建立起广泛的社会联系，而且可能建立起世代相隔的历史联系。

当然，通过文化作品中标记的信息建立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和历史联系也是有条件的。首先，作为信息载体的文化作品要能保存下来。文化作品的自然保存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人为保存则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如果保存不下来，信息也就消失了。其次，其中包含的信息还要能够被理解，只有这样才能起到社会联系和历史联系的作用。以文化为纽带实现历史联系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又是客观存在或人们能够创造的。文化本来就是社会的人所创造的社会文化，文化是社会财富。文化的社会性，使其中所包含的信息能为社会所识别和理解，亦即使其能发射社会联系和历史联系的作用。

壁画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壁画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旧石器时代，石窟画就记载了人类早期的活动。它起源于人类对四壁围和空间的艺术改造，题材多为自然主义风格，反映人类对自然界自发的认识和最早的生产劳动。随着宗教事业的逐日繁荣以及壁画的表现形式与艺术手法的发展，其制作者多为官府画师和民间画工，题材集中反映了宗教、历史和神话等社会主流文化，例如魏晋南北朝的佛教壁画兴起，宋元时期道教壁画的盛行。

壁画艺术总是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技术的变迁，最著名的壁画便是敦煌莫高窟的飞天。敦煌飞天从艺术形象上说，它不是一种文化的艺术形象，而是多种文化的复合体。飞天的故乡虽在印度，但敦煌飞天却使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而成的。它是印度佛教天人和中国道教羽人、西域飞天和中原飞天长期交流、融合为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飞天。敦煌的石窟虽历经千年岁月洗刷，甚至遭到了人为的破坏，但仍有一些石窟保留了原貌，成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艺术博物馆。到了现代，许多科学家都从事对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