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与乡土农民心态

农业合作化与乡土农民心态

历史1班赵珮君201203010550

摘要：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继土地改革后农村又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的完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农民心态便是它的一个重要要素, 中国小农随历史发展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社会心态，经过土改的冲击，农民心态于特点的领域发生了转变，并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程中展现了复杂各异的表现与变幻。而作为运动主体，农民的意识心态对于运动的发展走向以及之后的农村改造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与意义。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农民社会心态

一、遥话当年合作化

农业合作化运动指1951年至1959年期间我国农业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初目的是将土改后形成的普遍分散的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的农业个体经济转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1955年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激进情绪，运动得到急速发展，到1956年底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将列宁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付诸中国农业改造实践，打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烙印，实现了广大农村地区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变革。这场以农民为参与主体及农业改造为基本内容的运动，彻底革新了社会主义土地产权与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大农村地区追求其政治理想的结果。

1950年以来，农业合作化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之一。1981年党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评价给这一领域的研究指明了方向；1996年以纪念“三大改造”完成40周年为契机，研究又掀起新的高潮。1990年代以来这一课题已被纳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更加全面、生动，更呈现出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曲折性和丰富性。1990-2001年的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形式表现，囊括有直接论述农业合作化历史、对中国共产党农业合作化思想进行论述和其中具体问题的研究。不过专著却极少。近年来一些人物传记、年谱、思想史和回忆录的相继出版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近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一些具体问题，特点表现在不同角度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各种问题认识和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等问题的影响，使研究者在思想上受到一定的禁锢，难以做到真正的解放，研究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很难全面体现。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考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作为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也是社会存在决定的，是对现实中理论指导、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其他社会存在关系的自发反映形式。在这场运动中农民阶级及中共高层领导对当时中国的认识以及建立在此基础的感情、情绪以及倾向等,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影响作用。

学界对合作化运动时期农民社会心态的研究己取得了一些成果，并对农民参与合作化运动的心理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和探讨。但问题在对入社后农民的心态变化考察较少；对政府和农民的关系互动考察较缺乏；忽视农民在心理因素的支配

下所产生的行动对政府政策的调整起到的作用；缺少对政府针对表民思想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的分析与探讨。国外和港台地区对中国人心理研究的着重点在现代中国人的心理特点上，但是对中国人从传统社会心理向现代化的变迁缺乏论述。研究重点仍在中共高层决策过程，专注研究毛泽东、刘少奇、邓子恢等人的活动，却对于合作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一一基层农民的活动与心理过程的论述很缺乏；忽视基层对中央合作化政策的实施和执行实际情况的探讨；主要运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对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结合稍显不足。

二、宗法情结缘古深

马克思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完全自然的家庭扩大成为氏族，又由“氏族间的冲突与融合”形成各种更大的共同体。就中国古代无疑是指农民群体。我国的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中国文化实质上是农民文化，我国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农民社会改造工程，这不仅局限于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心态与人格。中国共产党是重视农民的，正是由于重视农民力量、了解农民疾苦、发动农民革命才取得天下。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党难以科学地认识农民，常常不自觉地用精英的眼光观察大众，以共同体的立场来“改造”具体农民。

在宗法农民社会的价值体系中其作为宗法共同体成员的属性与作为力图挣脱共同体束缚的有个性的私有者的属性是对立统一的。农民有人的依赖性与物的孤立性，也有奴性与散漫。作为宗法共同体，在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情况下，农民的“民主主义”中也不免具有宗法式“民主”观的成分，与近代民主观念的价值论基础存在明显的距离。这种民主观出于“共同体心态”而形成对“公意”即共同体意志的崇拜，这使它可以牺牲个人权利、个人尊严和个人人格以追求把“公意”或“多数意志”看成民主的价值。

固有的社会属性使宗法农民具有许多心态特性：1、农民的平均主义意识根植于小农经济，土地是他们的生产资料、谋生的基础,对土地占有量的平均分配是他们的理想。这从历次农民起义纷纷把“均贫富”“等贵贱”等作为纲领和口号以赢得支持和响应中也可见一斑,太平天国运动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就明确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平均分配所有土地,从而建立一种“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勾,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2、中国农民具有务实性,作为小生产者的他们自身具有局限性：谋生手段单一,社会地位低,在权力和自然灾难面前经常感到无能为力，因而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了诸如“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务实心理。3、自身生产方式的限制使中国的农民具有某种保守性,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考虑的是温饱,而对其他方面很少有想法和要求,加之受教育程度有限,对外面的世界缺乏了解,往往产生悲观保守,因循守旧的心理。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不为富先”。因而合作化初期大部分农民对加入合作社釆取的随大流的态度。正因此,只要不是活不下去,农民对变革、改革一类的政治事情从不感冒。4、但是,相对而言，这种保守性使一旦有非常事件或某种助推的动力出现时，农民身上则开始表现出激进的特点,采用非常规的方法来应对。这也就可以解释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现象。不过，农民的这种激进的出现是有特定条件的，一类是如饥饿、灾荒使得民不聊生将农民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还有一类是农民行为的背后有某种权力或者特权的支持、没有后顾之忧，而敢于采取这种非正常的方式。

中华文明有几千年的发展史, 宗法共同体的束缚、封闭、僵化、保守、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