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地药材来源探究整理

道地药材探究
1“道地”一词的起源和演变
“道地药材”指具有有特定种质、产自特定地区、有特定的生产技术和加工方法、经过长期的中医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总结出的质量稳定、疗效确切的中药材，它是传统中医药学中对中药材质量的一项独特的综合判别标准。

中药自产生之日起，便与其生境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在此基础上，经过中医理论和实践的不断的发展，在长期的社会以及文化演变中，逐渐形成了“道地药材”这一理论。

1.1“道地药材”概念的形成
中医药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农业生产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与人所在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

"道地药材体现了中国古代先民适应自然，并在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获取生存所需要的物资，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把人置于大自然循环中的一员的理念，远古时期，人们的生存环境和活动范围受到一定限制，人们从大自然获取食物、水和空气，不可避免受到其中一些物质的侵害，又从大自然中寻找另一种物质加以克制，仍然保持着人与大自然共生共荣、循环发展、天人合一的关系。

《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该书从药物本身出发对部分药材的生境作了描述，如生于山谷、丘陵、田野等，同时指出药要区分产地的产地的观点，即“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首次产地将产地与药材联系起来。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比较全面系统阐述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古典医学著作，它的问世初步确定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

其中有“岁物者，天地之专精好。

非同岁物则气散，质同而异等也。

”从药材产地与质量、疗效的关系方面阐述了特定产地药材在对中医药的意义。

公元200-205年（东汉末年），张仲景在总结数千年中医实践经验基础上著《伤寒杂病
论》，共收录方剂113种，其中诸多道地药材如如代赭石、巴豆、阿胶等得到广泛应用。

《范子·计然》提出黄连以出蜀郡黄肥坚者善，当归出陇西无枯者善等，在明确药材产地的基础上对该地所产地材性状进行了叙述，并阐明优劣。

公元480－498年（梁代）陶弘景在总结医家实践经验基础上对《本经》进行拓展著《本草经集注》，对药材的产地、性状、药效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阐述，指出“诸药所生，皆有境界。

多出近道，气力性理，不及本邦”，书中对40多种常用道地药材采用了“第一”、“最佳”、“最胜”、“为佳”、“为良”、“为胜”等词来描述，使“道地性”成为药材质量优劣的判别标准。

公元657－659年（唐显庆年间），苏敬等编国家药典《新修本草》，其中对药材地道性有更为精辟的论述“窃以动植形生、因方舛性，春秋节变，感气殊功，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对药材“道地性”认识进一步提高。

公元682年（唐永淳二年），孙思邈所著《千金翼方》中首次以当时的全国地理行政区划“道”对药材产区进行明确，并指出“用药必依土地”，为“道地”和药材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宋代医学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对道地药材的认识。

公元1058年，在对全国药用动植物全面普查的基础上，由苏颂编撰《图经本草》，通过“博物坚考”对地道药材与非地道药材运用上提出要求。

1082年，北宋唐慎微所著《证类本草》对“道地药材”进一步丰富，并将产地所产药材冠以产地名称，如“齐州半夏”、“银州柴胡”等。

1116年，寇宗奭编著《本草衍义》明确提出“用药须择州土所宜者”。

表明，此时，“道地药材”在理论和实践的认知日趋成熟。

明朝时，“道地药材”作为专用术语已经见于本草及文学作品，首次出现在1505年成书的官修本草《本草品汇精要》中，书对每种药物项专列“道地”条目，明确道地优劣药材
268种，包括川药32种，广药27种，怀药8种，其他199种。

汤显祖所作《牡丹亭》中也有“好道地药材”一语。

公元1590年（明），李时珍集中医理论和实践之大成著《本草纲目》，书中阐述了道地产区水土、气候、采收加工等因素与地道药材的质量的关系，进一步丰富了“道地药材”的内涵。

至清代，社会经贸往来日益频繁，道地中药材发生变化，如部分药材野生环境变化、由野生向家种发展、非道地产区引种等引起部分药材临床效用渐弱，众多医家开始对“道地药材”与“非道地药材”进行综合比较、鉴别、论述。

如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就有对浙贝、银柴胡、南沙参等品种道地性作详尽阐述。

2“道地药材”的形成和演变
从现在人们对”道地药材“的认知中可以看出：道地药材是优质药材的标准，体现在药材的性状、药效等方面，一味药材或者一个物种要成为“道地药材”是需要由多种因素来推动的，包括种质、生境、生产技术和加工方法、长期的中医理论和实践的传承和发展、资源量以及商贸五方面，对于某一味道地药材而言，各个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小不一，而不同时期不同因素的此消彼涨也导致了道地药材的发展和演变。

不同品种成为道地药材的时间有先后，但大都经历了相似的过程，随着中医实践发展的需求和理论探索水平的提高，道地药材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多。

种质是形成道地药材内在决定性因素。

如胆药材有四种植物基源，其中条叶龙胆质量最佳，历史上作为龙胆药材的主流品种成为道地药材。

药材生长的环境即特定产区对道地药材的形成是多方面。

首先产区所在的区域位置要靠近人口聚居区、采集方便，如桑叶、桑枝、山药等很早就成为道地药材。

其次，产区特定的自然环境对于物种的生长起到决定作用，古代社会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

《本草图经》中载“大黄，今蜀川，河东，陇西州部皆有之，以蜀锦纹者佳，其次秦陇来者，谓之土番大黄。

”至今还公认四川阿坝地区及青海，甘肃武威所产大黄最佳，属地道。

对一部分药材来说，优良的生产技术和加工方法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药效并呈现较好的性状，而对有些药材尤其是加工品而言，生产方法则是其决定性因素，如神曲、、阿胶均是加工品入药，其道地性即主要体现在生产方法上。

许多地道药材都有由野生变家种（家养）的过程，中药材的道地性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继承和提升，如通过如选种、育苗、移栽、嫁接、剪枝不断改善环境和种质，从采收、拣、洗、切片、蒸、煮、烫、发汗、干燥等方面提高加工技术等，如人参采挖、杭白芍加工因其方法独特而富有内涵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白术，挥发油含量2年生者明显高于1年生；青蒿中的青蒿素在生长盛期含量最高。

产地加工在中药材加工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药材采收时间不同，产地加工方法不同，造成药材相当大的质量差异。

如牡丹皮，烘干(80℃，2h)与晒干(48℃，4h)丹皮酚含量差异较大，晒干品含量较低为0.94%，烘干品含量较高为7.023%。

菊花，产地加工有晒干和炕干等不同方法，其挥发油含率，生晒品比炕干品高出一倍以上；黄柏饮片，晒干品中的小檗碱要比阴干或烘干的损失约32%；槟榔片，换水浸泡切片与不换水浸泡切片和淋后闷润切片相比，槟榔碱含率相差达18%以上；苦参片药典规定就有趁鲜切片和浸泡6～7成润透后切片两种方法，但后者的苦参总碱要比前者损失39%左右。

没有中医，当然就没有中药。

中药材的地道性是古人在中医临床实践中通过用进废退，去伪存真，优胜劣汰筛选出来的。

《神农本草经》强调用药区分产地，讲究地道的重要性，《内经》对药材产地与质量、疗效方面的论述，《伤寒论》的方药中运用的大量地道药材，《本草纲目》对地道药材质量与产地、采收加工等关系的论述等，都是中医用药实践的总结。

许多“地道药材”的资源在国外也有分布，但至今仍被当作野草闲花而未成为中药材，就是
因为外国人不具备我们传统的中医理论。

因此，仅有资源，没有中医科学配方的理论为基础，这些资源就很难成为药材，更没有“地道”而言。

道地药材因其疗效确切，在临床用量上用量巨大，很多品种面临资源问题。

有些品种因资源枯竭而消失，有人统计《中国道地药材》中记述的植物药131种，其中目前道地产地可追朔至宋代之前的中药只有17种，明清时期形成的道地药材种类10种，总计为27种，只占总数的20%左右，众多道地品种已经消失。

而有些品种则由野生变家种（家养），资料表明中药栽培已经有2 600多年的历史。

如人参，《名医别录》：“如人形者有神，生上党及辽东”。

苏颂曰：“今河东诸州（辽东）及泰山皆有之。

明代的李时珍在其所撰的《本草纲目》中云：“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皆为辽参”今多以辽参为道地药材。

商贸往来多道地药材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明清以来，如浙八味、四大怀药等带有浓、十大广药等道地药材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都离不开商贸往来的推动。

有些品种如高丽参、贡菊花等品种更是因岁岁纳贡进而为民间广泛接受。

而“四大药都”、“十三帮”的出现更是商贸往来的直接体现。

当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得以利用环境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结合现代工业水平，对地道药材的本草、药理、生药、栽培生态、加工炮制、临床验证、综合开发等进行研究，使道地药材的开发与利用进入一个新阶段。

3“道地药材”的特征和意义
道地药材的特征主要体现为特“地”、特“质”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三个方面。

首先，道地药材与生俱来就有明显的地域性，这也是辨识药材是否道地药材的直接依据。

特定环境下的土壤、温度、水、光、地形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才造就了品质优良的药材，现在中医药行业仍以地域对道地药材进行分类，如川药、广药、怀药等。

特“质”是道地药材的本质特征，道地药材即是同品种中质优者。

在环境、生产加工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下，道地药材具有不同于其他同品的产量、性状、药效等方面特质。

如浙白术“菊花心”性状是其他地区白术所不具备的，黄芪的道地产区在山西，湖北引种的黄芪，植株较高大，根部分枝多质硬，味不甜而微苦，检检结果标明不合微量元素硒。

从以上道地药材的形成和演变中可以看到，道地药材不仅有特“地”和特“质”两项基本属性，还有丰富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内涵。

比如体现在其生产加工技术的农业生产技艺是建立在农业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而历代医家辩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程则是中医药文化的一大亮点，其“天药合一”的认识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认知中“天人合一”的一部分。

在当代社会中，道地药材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和市场地位，具有明显的经济价值。

明确道地的意义在于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精髓、更好地对药材质量进行鉴别和使用以及能够更好地....
4.“道地药材”的发展现状
4.1 道地药材的历史变迁
道地药材是一个地理性概念，仅生产于某一特定产区，但产地具有相对稳定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产地。

纵观历史，药材产地的变迁似乎存在着普遍性。

有人统计《中国道地药材》中记述的植物药131种，其中目前道地产地可追朔至宋代之前的中药只有17种，明清时期形成的道地药材种类10种，总计为27种，只占总数的20%左右。

4.2 传统道地药材产地区域间的变迁
《名医别录》记载泽泻：“生汝南(属河南)池泽”，《本草图经》记载“山东、陕、江、淮亦有之，汉中者为佳”，《植物名实图考》曰：“临川产泽泻，其根圆自如小蒜”。

《唐本草》注：云夸汝南不复采用，惟泾州（甘肃）、华州（陕西）者为善也”，而现代则以福建泽泻为道地药材，茶菊发源于浙江，原产于余杭的白茶菊逐渐北移至桐乡形成现在的杭白菊，原产
于德清的德菊被引入安徽歙县形成贡菊，原产于海宁的茶菊被引入江苏射阳形成射阳菊；药菊发源于河南，原产于焦作的怀菊逐渐南移至安徽亳州形成亳菊，亳菊被引入山东嘉祥形成济菊对著名的“浙八味”的产地考证，其原主产地也并非为浙江。

上世纪初，浙江省笕桥盛产著名的“笕桥十八味”，新时期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发生了重大转变，仅存薄荷等为数不多的药材品种，面积也不大。

4.3 传统道地药材产地向边远产地的变迁
我国东北地区盛产人参、龙胆、防风、五味子、刺五加、细辛、柴胡、黄柏等多种道地药材，产量大，不仅供应全国，而且很多品种出口国外。

但由于历史上该分布区人烟稀少，中医药的发展较为落后，基本是药材产地的盲区。

对该区目前的道地药材本草进行考证，发现除元胡（延胡索）、细辛等极少量药材品种产自辽宁省南部外，其他所有道地药材基本上是由华中和华北产区变迁而来，而后原产地基本不复存在。

如人参古产地为陕西上党，龙胆的古产地为山东的莱州及荷泽、浙江的湖州、湖北的襄樊、河南的开封；防风的古产地为陕西渭南、河北南部、山东、江苏；五味子的古产地为陕西、甘肃、内蒙、浙江、山西、江苏等。

此外，通过新资源开发，在边远地区出现新的药用资源，因此有些药材产地的变迁也涉及基源的改变。

宋代以前及其以后的正品细辛应该是华细辛，仅梁代本草和部分明清本草认为东北产细辛亦为质优的细辛[17]；古代五加生山东省荷泽、江淮、汉中及其所处的秦巴山区，与现在刺五加基源品种可能存在不同；通过资源普查和开发，在新疆发现了比原有紫草药材更优质新疆紫草等等。

4.4异地引种
补骨脂由国外引进后，逐步在四川、河南形成道地产区；水飞蓟原产欧洲，生长期仅为三个月，适合于高寒地区，在黑龙江省北部每年种植万亩以上。

在国内，异地引种也改变或出现了不少的道地产区，如从宁夏引进而主产于天津的“津枸杞”、从浙江象山引进主产于
鄞州及磐安等地的“浙贝母”、从广西引进主产于云南文山的三七、从昆仑及广州的（广木香）引入云南丽江及鲁甸等地的“云木香”，等等。

导致变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自然资源的减少；发现新的道地药材资源产地；道地产地优化缩减；野生产地改为栽培产地；新的道地资源产地的发现；道地品种的改变等[18]。

从以上产地特点变化情况来看，传统道地药材产地区域间的变迁情况较为复杂，可能包含上述诸多原因，其中原产地资源减少，道地品种的变迁及人文等发挥重要的作用；传统道地药材产地向边远产地的变迁原因，根据古今文献记载分析基本上是产地自然资源的减少，而后发现新的道地药材资源产地，实质也是产量的问题；异地引种显然是产量的变化而引起的。

纵观整体中药产区的变化，道地产区的变化基本上是产量变化在起主导作用。

4.5 道地药材现状
初步整理研究，全国道地药材约208种，约占常用中药的2/5，而产值和产量却占80%以上，在中药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

随中药需求量的增加，野生资源的减少，栽培的种类和数量也不断增加。

目前，全国栽培药材种类已近300种，栽培面积600万hm2以上。

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药材发展面积扩大，异地引种的现象日益突出，如板蓝根主产于安徽，以亳州、宿县为佳，由于近些年来用量的急剧增加及该物种较大的适应性，板蓝根产地也迅速扩大，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其中非板蓝根分布区的黑龙江省的大庆市已成为全国的最大产地，种植面积达几万亩。

主产山东省的北沙参也在内蒙古赤峰大量引种，并成为重要的生产基地。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一些传统的药材产区也日渐消亡，如“石牌藿香”、“双流郁金”等，这些状况都需要不断挖掘新的产区。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还有一些经济较发达的产区虽未消亡，但其市场的主导地位也逐渐削弱，如浙江的延胡索转至较为贫困的陕西，四川平原地区江油的附子向山区安县转移等等
附表道地药材统计表
5道地药材与地理标志保护
道地药材与地理标志相结合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道地药材本身包含了地理标志的诸多要素，而与地理标志的结合则是现代社会经济背景下对中药资源进行保护的有效措施，是中医药产业的继承和发扬，对于保证中药材质量、促进流通发展、发挥品牌效应、实现经济效益有重要意义。

道地药材地理标志认证的现状及成就
为了有效保护我国的地理标志产品，规范地理标志产品名称和专用标志的使用，保证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和特色，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2005年７月，国家质检总局新颁布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正式施行。

这一制度的实施，为保护我国产自特定地域的名优产品及相关知识产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保护具有地域特点的名优产品，特别是相关传统知识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自1999年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以来，至今已对600多个地理标志产品实施保护。

截至2006年底70多个中药材获得了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其中多数是千百年流传的道地药材，如文山三七、四大怀药（怀山药、怀菊花、怀地黄、怀牛膝）、长白山人参、禹白附、禹白芷、卢氏连翘、西峡山茱萸等，为中药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及保护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