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白话文运动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学考辨

朱恒何锡章

内容提要站在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对五四白话文革命进行考辨,可以发现:因对西方文明的向往、追赶,以象形文字为本位的汉语却走上了声音中心主义的道路,本质是要“去汉字化”;根深蒂固的中西语言工具观让语言的思想本体性、诗性长期遭到轻慢,“白”成了语言的最高标准和唯一标准,语言的思想深度、文学性被扼杀;不顾口头语言、书面语言、诗歌语言事实上的差异,提出了“作诗如作文”、“作文如说话”、“作诗如说话”的几近荒谬的观点,将文章、诗歌的语言降到说话的标准。就现代汉语的发展而言,应重返字本位,在工具性、本体性得到彰显的同时,唤醒、开发现代汉语的诗性正视口头、书面、诗歌三类语言的区别及个性,提高新诗的语言水平。

语言变革的潜流从晚清就开始暗涌了。当中国古老封闭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后,人们被迫开始直面战火与硝烟背后的那个光怪陆离的西方世界。正是在打量比较的过程中,中华文化自身(包括语言)也第一次成为了被审视的“他者”。最初以为,中西差异仅在器物层面,于是有了“洋务运动”;后来发现,政体国体才是关键,于是又有了“戊戌变法”,到后来才有人认识到国之文明程度取决于民之文明程度,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愚民”多“智民”少。中国国民何以会“愚”于西人呢?罪魁祸首居然是中国的文字!“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民,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此文言之为害矣。”所以,“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今天文言之祸亡中国,其一端矣”。语言问题与国民的智愚联系在一起并上升到国运兴衰的高度,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这股潜流到1917年终于冲出地表,汪洋恣肆,成为冲刷扫荡中国旧思想的洪流。正是由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复杂背景和“不纯”动机,才有了让我们从现代语言学的视角对其进行考辨的必要。一来可以正本清源,二来可以对当时囿于历史条件的语言观进行检讨,找出其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一声音中心主义与文字中心主义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体系只有两种;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表意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但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基本不涉及表意体系的汉字。其实不只是索绪尔,整个西方思想界从柏拉图开始都是尊崇声音,贬低文字,认为声音是对自然、内心的记录,而文字则仅是对声音的记录,是声音的附庸。黑格尔的总结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他看来,语言的发展也遵循着历史从较低的阶段走向较高的阶段的规律。德语和西方拼音文字的存在,正是“仅仅”为了记录声音,记录内在言说,所以是“较好的文字形式”,而表意的非拼音式的中国文字,由于缺乏适当的“正音发展之手段”,“不像我们的文字那样表现个人的声音——不直接呈现口头语言,而只是用符号再现观念本身”,所以是发育不全的语言的经典例证,典型地体现了书面表达存在的问题。事实上,西方的思想、哲学、文学、艺术等都是建立在一种以声音为核心的语言的基础之上

的。“逻各斯”是西方思想的终极范畴,而“Logos的基本含义是言说”,是发出声音,“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就是“声音中心主义”。

长期以来,汉语处于相对封闭之中,从没有面对过强大到需要自我审视来对付先进文明的挑战。当西方文明以无可置疑的压倒性的“先进品质”进入人们的视野时,承载落后思想与文明的古代汉语自然只能甘拜下风,藏拙躲避,将自己的特点甚至优点—概当作缺点,认为自己的语言一无是处,乃“象形文字之末流”,将自我消融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之中。但是,即便是轻视汉语(汉字)的索绪尔也承认,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体系是与表音体系并列的两大文字体系之一。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在对中西语言文字进行对比研究后,肯定象形的汉字是与字母文字具有同等地位(并非如黑格尔所说的低级形式)的另一种文字。不受“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支配如德里达就对汉语持肯定态度,认为“中国文字在我眼中更有兴趣的常常是它那种非声音的东西。只是,在中国文化或其他文化中,赋予并非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声音某种特殊地位也是完全可能的”。与西方语言相比,汉语并非“发育不全”,相反还有其所不具备的优点。如果说西语是声音为中心,那么汉语就是文字为中心:西方语言是言本位或音本位,汉语就是文本位或字本位。下面我们就通过^人晚清至“五四”的语言变革历程来清理其中的语言走向——从文字中心主义到声音中心主义。

出于对现代文明的急切追求,西方的一切都被拿来作为衡量自身的标杆。西方富强、中国赢弱的原因最终追到了语言的根上,“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得文字之捷径,为富强之源头”。人们发现古代汉语与西方语言的最大差异在于汉语是“言文分离”而西方语言是“言文合一”。“言文合一”则既便于认读,又便于拼写,是造就大量“智民”的“有声的”语言;而汉语以文字为核心,在口语之外另有一套更加强大的书写体系,即文言文体系,认读难而书写更难,徒具文字之形式而无语言之声音,整个中国因此成了“无声的中国”。最早具有世界眼光的黄遵宪就认为,“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如想达到西方的文明程度,塑造一批“智民”,就需要有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语言,最便捷的方法莫过于“尽改象形字为谐声”。但如何改为“谐声”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少学人出于普及知识、打造“智民”的需要,只得开始从解决汉字认读难的问题着手,如1891年宋恕在《六斋卑议》中最早提出了“造切音文字”的主张,卢戆章、蔡锡永、沈学或提出“切音方案”,或出版切音著作,他们看到的都是声音对于语言的重要性,目的都是让沉默的汉字开口发声。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他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论出发,提出“废文言而倡白话”,进行语体革新,从“八事”人手,改良文学。胡适后来把他的“八事”,即“八不主义”调整为“四条”。即: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这是“不做言之无物之文字”一条的变相。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二)(三)(四)(五)诸条的变相。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

从上述四条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见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影子,胡适的“四条”只是对黄遵宪的“五字诀”的“灌水”而已,二者的精神其实是一脉相通的。“我手写我口”实际是对文字(“写”)提出了记录声音(“口”)的要求。到胡适那里变成了两个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