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谱系探究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谱系探究
武民强，孙增德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自由主义肇始于西方，清朝末年随着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一起，也进入到了中国。

自由主义由严复、梁启
超传入中国，
历经几十年发展，最终在殷海光手里集大成。

通过以人物为线索，厘清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脉络，分析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和影响，最终给予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准确历史定位。

关键词：自由主义；严复；胡适；殷海光中图分类号：K3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2）10－0136－04
收稿日期：2012-08-20
作者简介：武民强（1980-），河南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孙增德（1982-），山东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历史纵横】
社会科学家
SOCIAL SCIENTIST 2012年10月（第10期，总第186期）
Oct.,2012
（No.10,General No.186）
近代中国，欧风美雨弛而东，自由主义思潮随着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一起，也进入到了中国。

自由主义曾经在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终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成熟和中国的特殊国情，自由主义在中国渐渐失去了影响力。

一、自由主义的含义及由来
美国独立战争使美国制定了第一套根基于自由政府概念上的宪法，尤其规定了政府应该在人民的支持下进行管理。

在法国大革命中较温和的资产阶级者也试图建立一个根基于自由概念上的政府。

经济学家如亚当
·斯密在他的《国富论》（1776）一书中则阐述了自由贸易的原则。

自由主义的“Liberales ”最早出现在1812年的西班牙，当时西班牙自由党用这个词来标榜他们促进立宪政府的决心。

1816年英国的托利党人则首先用带有蔑视的口吻使用“自由主义”一词来贬低对手。

1822年，英国文学家和诗人拜伦和雪莱等创办了名为
《自由主义》的杂志，但影响甚微。

直到19世纪三十年代，“自由主义”才被广泛应用。

虽然“自由主义”一词直到19世纪初才出现，到19世纪将近中叶才被广泛接纳，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人类思想和理论，则有更长的历史。

二、自由主义始入中国———严复和
梁启超
到了19世纪晚期，自由主义成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

19世纪末自由主义由维新派传入中国。

严复以译介英国穆勒的自由主义著名，其中他所翻译的《群己权界论》对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梁启超则主要宣传法国特别是卢梭的平等、自由以及契约论思想，另外也介绍霍布士、斯宾诺莎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并对它们大加发挥。

严复早年翻译了英国自由派思想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On Liberty 》，中译文为
《论自由》一书。

其初名译为《自繇释义》，后更名为《群己权界论》。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方近代自由思想的译作，为严复以自由为精髓的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最终的基础。

在《群己权界论·译者序》“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
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

”[1]在“译凡例”中他说：
“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然此自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

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

……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

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此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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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

穆勒此书，即为人分别何者必宜自繇，何者不可自繇也。

”[2]在另外的地方他说：“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去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

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

”“群己并生，则舍己为群。

”“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3]凡此种种都说明，“群”制约着严复对自由的理解，他实际上是把西方的“自由”、“个人”纳入了中国古代思想体系。

梁启超的自由主义特点，从不过分强调个人自由，他通常将个人自由与民族国家的自由并提，要求既要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又要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自由，即他所说的“向上以求宪法”，“排外以伸国权”。

他在其重要代表作《新民说》中有偏重团体自由的明确论述，他说:“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

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

”[4]
梁启超认为，人之所以贵于万物，是因为人不仅有形而下之生存，更有形而上之生存，而形而上之生存，最主要的就是权利和自由。

他说：“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

文明国民每不惜掷多少形质界之生命，以易此精神界之生命，为其重也。

”[5]以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引进自由主义方面，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新的知识分子接过历史重任，江山代有才人出，担负起传播自由主义思潮的作用。

三、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兴盛
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大批留学欧美的高材生归国，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掀起了一股股浪潮。

这里面尤以胡适为个中翘楚。

胡适作为“海归”，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把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实现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包括，首先是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

所谓健全的个人主义，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思想上的独立，能够有自己独立的、不受别人影响的思想行为；二是敢于对自己的思想信仰所带来的结果承担责任——
—“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6]其次是重视个性与自由的关系。

胡适认为，“发展人的个性，须有两个条件。

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

”[7]再次，个性自由与容忍。

胡适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道：“争自由的惟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争
自由的惟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

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8]
胡适仰慕美国的现代化，期望中国的发展和美国并驾齐驱，把自由主义学说作为打开中国通向现代化之门的钥匙，在胡适的一生中，始终缠绕着他的思想主题就是如何使中国走出传统，迈向现代化。

在美国文化的熏陶下，加之杜威等人的思想影响，胡适体验到了西方自由主义学说与现代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事实上，欧美在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都有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思潮相伴随，自由主义思潮是现代化运动在思想界的一种必然表现。

所以胡适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由主义学说是美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美国的现代化大厦是建筑在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

“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9]现实的图景和理论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胡适，他终身信奉自由主义，设想借此在现实社会层面上发挥作用。

胡适为使理想成为现实，使中国由传统的社会变为现代的社会，他自觉地承担了启蒙的责任，胡适自己宣称“但开风气不为师”，他以启蒙为职责，力图为人们走向未来扫除各种思想障碍。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他向国人介绍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并为实现其主张摇旗呐喊，倾注了毕生的精力。

胡适以自由主义为旗帜，力图为中国现代化另辟蹊径。

在中国，他把处于朦胧意向之中的自由主义引向自觉意识的政治学说，使自由主义不仅在文化学术层面上，而且在社会政治领域内展示自己的风貌，并在理论和实践上设计了一套自由主义的规范。

胡适的努力，推动了自由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展开。

在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有以罗隆基，储安平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者，期望中国走上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罗隆基的自由主义特点是把思想言论自由作为最重要的人权。

从历史来看，罗隆基之所以把思想言论自由作为最重要的人权来呼吁、来争取,是与国民党以三民主义统一思想，在全社会推行党化教育，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背景分不开的。

在罗隆基看来，思想言论自由是一项应有人权。

“言论自由是“成我至善之我”的门径。

有了言论自由，才可以把思想贡献给人群。

这种贡献是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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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达到至善道路的思想上的参考材料。

取缔言论自由，就是取缔个性与人格，就是毁灭人群的生命。

因此，为着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计，应该保障思想言论自由这项人权。

”[10]
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主张坚持自由主义，追求民主政治。

他们坚信自由的价值，强调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认为自由是个性的张扬，是人性的体现，否则自由就会被扭曲。

储安平认为“因为人类的思想各殊，实为一个自然的人性。

假如任何政党想使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一个类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

”[11]萧公权亦认为“自由主义所注重的是政治民主”，只要有了政治的自由（政的民主）人民的一切权利就有了保障。

”[12]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博爱、科学等理念几乎无所不包地体现在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想之中。

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的理念包含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目标。

当时的自由主义者都力图实现这样的体制：既包含行使多数人权力的自由民主或立宪民主；又包含旨在缩小社会经济差别、特别是由于私人财产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差别的社会民主或经济民主。

“政治的自由与经济的平等，不仅无任何绝对不可调和的冲突矛盾可言，而且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引导人类和平进步，缺一不可，没有政治自由，经济平等不能良久保持，而人类的精神生活，不能得到解放；没有经济平等，政治自由的根基也不坚实，而人类的物质生活，当有匮乏之处。

只有兼采资本主义制度中政治自由，与共产主义制度中经济平等两大原则，调和而为一种新的主义，新的路线，才能够把人类引入真正的和平幸福之境。

”[13]
40年代的自由主义理念包含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目标并表现出对经济平等的高度重视，也源自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深切关注。

一方面，40年代中国的严重危机，不仅在于日本侵华的野心，而且在于社会权威的空前丧失，抗战爆发之初，国民曾寄于很多希望的国民党因其政治无能而渐渐丧失了其物化制度层面的权威；再者是因其腐败与专制也迅速失去了权威和吸引力。

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斗争加剧，内战爆发的危险迫在眉睫，自由主义者们以其一贯的“和平解决问题”的立场出发，要求政治自由与平等，以此来改变当时的时局困境。

他们期望走第三条道路，即独立发展资本主义。

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的高涨与沉寂，既表现出中国社会对自由主义的一定需求，如反对国民党一党垄断政权，要求民主自由，而它的最终陨落又说明了其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差距，因为它并不能解决当时人们的吃饭问题，其主张带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性。

但自由主义思想一直所倡导的自由、民主、法治以及经济民主、平等等思想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富有独立思想的自由主义者们提出的民主思想与经济政策并非毫无价值。

四、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余脉——
—“五四之子”殷海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各奔东西，有的留在大陆，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有的去了港台，继续高举自由主义大旗，与台湾独裁当局作斗争。

殷海光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他早年求学西南联大，自由主义的知识背景在彼时形成。

1949年殷海光随着国民党撤到台湾。

殷海光是近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以五四为旗帜，以西方新古典自由主义为理论资源，在台湾地区倡导自由民主的理念。

他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就饱受“小型五四”的熏染，自然接受了许多五四时代为科学、民主、自由奋斗的思想。

他坦言自己心灵与五四时代是相通的，“他吸收了五四的许多观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保持着那一时代传衍下来的锐气和浪漫主义色彩。

”[14]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是以自由作为终极的价值目标，以人权作为他的基础，以西方新古典自由主义作为理论资源进行有机的整合，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即理知的自由主义。

他既不同于五四以来争取的外在自由，又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内心自由观念，而是一种健全的自由观。

反对一切形式的镇制，努力使人处在一种既无暴力威胁、经济胁迫，又无任何意识形态专制的社会之中，使人能充分地展示自己有正面价值目的和可控制的创造性。

这就是殷海光本人所说的现实化的自由。

他在《民主的试金石》、《反民主的民主》以及《对在野党的建议》等中论述到：“人权是民主自由的核心”[14]。

这个观点一直贯穿在他的自由民主思想之中。

殷海光认为民主政治的根本在于保障人权。

殷海光认为，自由有低度的意义和高度的意义。

低度意义的自由是消极的自由。

高度意义的自由乃积极的自由。

殷海光向来以“五四后期人物”为自己定位。

自我评价为:“五四思想的集大成的殿军实不为过”。

因此，他一生高扬五四精神的旗帜——
—民主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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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黄晓伟］
参考文献学，成为知难而进的民主自由斗士。

他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把中国带上现代化之路，只有真正实行民主才能打开千年治乱循环的死结，并结束五十年来杀杀砍砍你挣我夺之局面，而让千千万万人民过点人的生
活。

”
[15]学者张斌峰就指出:在五四思想的重建上，殷海光在有意识地继承五四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又努力汲取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试图在近代中国的思想与政治脉络下，构建较为善的自由主义论述，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以下特色：
“即视自由主义为一套具有强烈针对性的反意识形态；又视自由主义为一种文化运动，其接受自由主义的主要动力所追求的是某种素朴浓烈人本主义情慷；在缺乏自由主义传统又须仰仗国家力量来建立。

殷海光突出了倡导科学方法，来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因此，殷海光在倡导科学，注重追求纯理知识上，表现出突显五四精神的理性启蒙特
征，体现出港台五四精神内在发展的后期特征。

”
[15]
无可否认，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也的确存在着
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更多是消极自由。

但是瑕不掩瑜，
殷海光始终如一的自由主义精神气质，崇高的道德人格以及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贡献，都是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殷海光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还有雷震、徐复观等人，在其弟子辈，以林毓生为杰出代表，由于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内，兹不赘述。

综上所述，自由主义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掀起了一次次浪潮，只可惜限于本身局限性等各方面原因，最终失败。

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根本就缺乏对自由主义的认同，自由主义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能帮助中国人完成革命的任务，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失败。

但是自由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引起的积极作用不能忽视。

自由主义促进了民族素质的提高，开启了民智，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在当今社会，
我们要学会辨析自由主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现代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1]严复.《群己权界论》自序[A].严复集（第1册）[C].中华书局，1986.132.
[2]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A].严复集（第1册）[C].中华书局，1986.132.
[3]严复.《法意》按语之八十二[A].严复集（第4册）[C].中华书局，1986.981.
[4]梁启超.新民说[A].林志钧.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C].中华书局，1989.44-45.
[5]梁启超.种德性相反相成义[A].林志钧.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M].中华书局，1989.45.
[6]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J].独立评论，1935：150.
[7]胡适.易卜生主义[J].新青年，1933.4，（6）.
[8]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9]
胡适.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N].大公报，1947-03-24.
[10]罗隆基.论人权[J].新月,2(5).[11]储安平.客观,1(4).
[12]萧公权.说民主[J].观察,1(7).
[13]周绶章.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
—新社会主义路线的提出[J].世纪评论,1947,1(20).
[14]殷海光.思想与方法[M].上海三联书店,2004.678.[15]张斌峰.殷海光文集(第一卷)[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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