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简帛文献简介

出土简帛文献简介
发布人: 发布时间:2009-07-07
一(简帛的发现与整理
简牍和帛书的发现，是近百年来我国文物考古重大发现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谓简帛，是指我国古代使用墨笔书写的有文字的竹、木简牍和绢帛的总称，因各种复杂的自然环境因素而流传至今。

简帛发现的历史渊遠流长，据记载，在西汉武帝时期就有古代简帛的问世。

此后，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汲郡人盗掘战国时的魏襄王墓，出土了竹简书籍数十车，这是我国古代大批发现简牍的最早一次记载，这就是著名的《汲冢书》。

这两次发现所留下的古文《尚书》、《论语》、《礼记》、《孝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重要典籍，对于古代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此后历代还有不少次的零星发现。

上个世纪的简帛发掘从时间上大体可划分为两个时期，约从,,世纪末和,,世纪初到,,,,年为止是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一些外国考察队首先相继进入我国西北边陲，也就是汉代的河西与西域地区，开始了考古调查和所谓的探险活动，揭开了西北简牍大发现的序幕。

其代表人物有瑞典人斯文赫定、贝格曼，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日本的大谷光瑞、桔瑞超等。

,,世纪初西北简帛的发现，立即引起了当时国际东方学界、考古学界、语言学界的轰动。

此后，我国科学家或与外国合作，或独立发掘，使古代简帛逐步被世人所认识。

,,世纪上半叶简帛的发现，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举其要
者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罗布淖尔汉简等。

建国以后，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更不断有惊人的简帛发现。

重要的竹、木简发现有云梦秦简，龙岗秦简，武威汉简，银雀山汉简，甘谷汉简，马王堆汉墓竹简，定县汉简，江陵凤凰山、张家山汉简，居延新简，阜阳汉简，大通汉简，马圈湾汉简，郭店楚简，悬泉置汉简，尹湾汉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等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下面仅就东汉以前的出土简帛文献材料择其要者作扼要介绍
敦煌汉简是指二十世纪初开始在河西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烽燧遗址中陆续出土的简牍。

其中，二十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第二次和第三次中亚考察时所发现的简牍，以及194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夏鼐等人所发现的汉简，经林梅村和李均明整理，成《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一书，于198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七十至八十年代，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甘肃省文物工作队、敦煌市博物馆等部门又在这一地区的马圈湾、酥油土、花海等地发现了一大批汉代简牍。

这些简牍，连同斯坦因、夏鼐等人所发现的汉简一起，由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成《敦煌汉简释文》(不含图版)一书，于1991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有图版和释文的《敦煌汉简》上、下册。

悬泉置汉简 1990至1992年间，在甘肃省敦煌与安西县之间的
甜水井悬泉置遗址出土2万余枚汉简。

内容多与邮驿有关，展示了汉代邮驿的面貌，对“置”的职能、管理组织和人员构成等都有明确记载。

发现的《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是国内目前所见唯一保存较完整的壁书原件，具有很高的文物史料研究价值。

出土的帛书信札，共10行，370个字，是目前已知西汉时期最完整和文字最多的私人信件。

整理情况:《文物》2000年第5期公布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和《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

这批简牍还正在整理之中。

楼兰、尼雅文书这部分文书均出土于东汉至十六国时期鄯善国境内的楼兰地区和尼雅河流域，文字既有汉文，也有佉卢文、粟特文、婆罗迷文，是二十世纪初由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以及日本的大谷光瑞等人发现的。

文书中的绝大部分为魏晋时期遗物，内容非常广泛。

其中的汉文文书，已整理成《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一书，198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武威汉简 1959年，甘肃省武威磨咀子6号墓中出土汉简480枚，包括《仪礼》简469枚，日忌杂占简11枚;同时，在第18号墓中出土“王杖十简”。

其中，《仪礼》简为《仪礼》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资料。

196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整理的《武威汉简》，公布了这批简牍资料。

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旱滩坡的一座东汉早期墓藏中出土了医药简牍，基本上是一部方书，保存医方三十多个，包含了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的丰富内容，为研究我国古代医学提供了
重要资料。

197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整理的《武威汉代医简》。

居延汉简 1930—1931年，中国与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边塞遗址中采集到10200枚汉简。

内容涉及西北边塞地区的行政、边防、邮驿、屯田及戍卒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等许多方面。

其整理情况如下:
劳干《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四川南溪石印本，1943年
劳干《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四川南溪石印本，1944年
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台北，1957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陈梦家主持整理)，科学出版社，1959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上、下)，中华书局，1980年。

该书发表了这批简牍的全部照片和释文，并附有中文的考古发掘报告。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照《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秦汉魏晋出土文献，文物出版社，1987年)。

该书以《居延汉简甲乙编》的释文为底本，在《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与《居延汉简甲乙编》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重新校订，纠正了不少错误，并注明各版本的异文。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1998年。

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又在额济纳河流域，对破城子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和肩水金关遗址进行发掘，新获汉代木简2万多枚，绝大部分是木简，内容非常广泛，它不仅记录了居延地区的屯戍活动，而且保存了一批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官方文献资料。

其整理情况如下: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上册为图版，下册为释文，中华书局，1994年
肩水金关的简牍目前尚未公布。

马王堆汉墓简帛马王堆汉墓在湖南长沙市东郊，1972-1974年相继发掘，先后出土3座西汉墓葬。

据考证，这是西汉初期诸侯家族墓地，其中一、三号墓棺椁葬
具保存完好。

一号墓为汉侯利苍之妻，二号墓为利苍本人，三号墓是利苍之子。

3座墓葬的时间相距20多年。

又据考证，侯系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封，四年(公元前191年)即废。

三号墓墓葬年代是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三号墓出土的医书，共,,种。

各书的抄录年代，根据文字字体估算约在公元前,世纪末或前,世纪初。

这批医书分别书写在大小不同的,张帛和,,,支竹木简(其中木简,,支)上。

帛书医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胎产书》、《杂疗方》。

上述,,种医书中，《阴阳十一脉灸经》有两本，文字基本相同，故帛书医书实为,,种。

竹木简医书共有,种，其中竹简医书有《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种，木简医书有《杂禁方》,种。

除医书外，目前已公布的还有:《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老子》甲乙种、《九主图》、《黄帝书》、《刑德》甲乙丙种、《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木人占》、《符箓》、《神图》、《筑城图》、《园寝图》、《相马经》、《长沙国南部图》、《驻军图》、《系辞》、《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缪和》等多种。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对我国的历史和其他學科的研究均有巨大价值，其出土文物异常珍贵。

既有竹简，更有大量帛书，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以及医学、养生学等各个方面，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方面，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如帛书《五十二病方》，经考证，比《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可能还要早，书中记载了52种疾病，还提到了100多种疾病的名称，共载方291个，所用药物计240多个。

这是我国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剂。

目前，这批帛书尚未全部公布，主要整理成果如下: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编辑委员会《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72年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73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74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老子(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经法(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汉墓帛
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古地图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7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叁)，文物出版社，1978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导引图(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9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叁)，文物出版社，198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文物出版社，1985年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周一谋、肖佐桃主编《马王堆医书考注》，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魏启鹏《马王堆帛书?德行校释》，巴蜀书社，1991年
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一)，成都出版社，1992年
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二)，成都出版社，1992年
此外，陈鼓应先生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马王堆帛书专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也公布了帛书《系辞》、《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等篇章的释文。

银雀山汉简 1972年4月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二号汉墓中发现4900多枚竹简，一号墓竹简内容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
《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以及不少军事、政治和阴阳杂占等佚书，二号墓竹简内容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

这些竹简的出土，为有关古籍的校刊、辑佚和辨伪等工作有重要意义。

尤其《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的同时出土，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悬而未决的争议。

汉简本《六韬》、《尉缭子》、《晏子春秋》的出土也使得长期以来对这几部书是否伪书的争论得以平息。

据考证，这批简本古籍陪葬的年代是在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到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之间。

从字体来看，其抄写年代当在秦到汉文帝、景帝时期。

其整理情况如下: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八开线装本，文物出版社，1975年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膑兵法(银雀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子兵法(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6年
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年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秦汉魏晋出土文献，文物出版社，1985年
骈宇骞《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春秋校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定县汉简 1973年，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简牍，竹简炭化成块，残损严重，经整理，共有以下几项内容:《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日书?占卜》。

这批竹书对于辑佚、校勘、订正古籍，提供了珍贵资料。

其整理情况如下: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儒家者言释文》，《文物》1981年第8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
云梦睡虎地秦简 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12座战国末至秦代的墓葬，其中11号墓出土了大量秦代竹简。

这是第一次发现秦简。

共计有简1155枚，另有80片残片。

内容有下列十种: 1、编年记 2、语书 3、秦律十八种 4、效律 5、秦律杂抄 6、法律答问 7、封诊式8、为吏之道 9、日书甲种 10、日书乙种
其中《语书》、《效律》、《封诊式》、《日书》乙种这四种简上原有书题，其它几种书题为整理小组所拟。

睡虎地秦简中有很多足以证明本身时代的证据，譬如《编年记》里的年号，在昭王、孝文王和庄王之后是“今元年”，即秦王政(始皇)元年，表明《编年记》是秦始皇时期写成的。

又如《语书》开头有“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
以历朔推算是秦王政(始皇)二十年。

这批简中可能还有一些写成于更早的战国末期。

据考证，11号墓的墓主很可能就是《编年记》中提到的喜，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而《编年记》止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217年)，该年喜是四十六岁。

据对墓主的人骨鉴定，死者正好是四十多岁的男子。

这样，睡虎地秦简的绝对下限年代就十分清楚了。

睡虎地秦简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法律令、文书、历谱、日书等等，其中尤以法律令占绝大多数，反映了秦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日书》甲、乙种简文的主要内容是选吉凶日，例如“成决光之日，利以起大事、祭、家(嫁)子、吉。

居有食，行有得，生子美”。

简文也曲折反映一些社会情况，如“阴，先辱后庆。

利居室、入货人民畜生。

可取妇?”。

其整理情况如下:
季勋《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文物》1976年第5期
云梦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云梦秦简释文》(一)，《文物》1976年第6期
云梦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云梦秦简释文》(二)，《文物》1976年第7期
云梦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云梦秦简释文》(三)，《文物》1976年第8期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八开线装本)，文物出版社，1977年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32开平装本)，文物出版社，1978年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
1981年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八开精装本)，文物出版社，1990年
阜阳汉简 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中出土大批木简，损坏严重，清理出十多种古籍，包括《苍颉篇》、《诗经》、《周易》、《年表》、《大事
记》、《杂方》、《行气》、《相狗经》、《辞赋》、《刑德》、《日书》等。

其整理情况如下: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
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苍颉篇》，《文物》1983年第2期
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诗经》，《文物》1984年第8期
张家山汉简 1983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中出土了一千六百多枚竹简，墓葬年代当在西汉吕后二年(前186)或稍后，墓主人是一名基层官吏。

竹简内容内容相当明确，包括: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日书》、遣策。

张家山汉简不仅数量大，而且内容珍贵，广泛涉及汉初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家庭、婚姻等许多方面，因此也是全面认识研究汉代历史文化的原始新材料。

尤其是《二年律令》和《奏谳书》在张家山汉简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二年律令》简526枚，含27种律和1种令。

《奏谳书》简228枚，系自春秋至西汉初期22个案例的汇编。

其整理情况如下:
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江陵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释文》(一)，《文物》1993年第8期
江陵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释文》(二)，《文物》1995年第3期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2001年11月文物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录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所出全部竹简。

尹湾汉简 1993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尹湾村发现24方木牍和133枚竹简，详细记载了西汉时期东海郡的上计和吏员设置、任命、升迁、考绩、巡行视察等内容，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早和较完整的一份郡级档案，也是研究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这批文书有准确的纪年，系西汉晚期成帝时物，出自该郡功曹史师饶的墓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批竹简中还有一篇文学作品《神乌赋》，这是一篇基本完整而又亡佚了两千多年的西汉赋。

汉人视乌为一种孝鸟、神鸟，此赋以四言为主，用拟人手法描绘了乌的性格和悲惨故事。

无论从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看都接近于民间文学，当属于俗赋的范围。

我们知道汉赋主要是描绘宫廷和上层贵族的生活，辞藻华丽，手法铺张，而《神乌赋》的出土为汉赋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填补了汉赋乃至古典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同时也将我国古代禽鸟寓言文学及俗赋的产生时间提前了二百多年。

此外，该批简牍中的《元延元年历谱》、《元延三年历谱》、《六甲占雨》、《神龟占》、《行道吉凶》、《刑德行时》、《博
局占》等，为研究汉代历法、时令节日、占卜、社会信仰等也补充了新内容。

整理情况: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尹湾汉墓简牍》，收录了全部照片和释文，并附有发掘报告。

郭店楚简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座楚墓出土了大量竹简，内容都是典籍，其中(1)道家著作有《老子》甲、乙、丙三组，均系摘抄，不相重复。

丙组简附有《太一生水》，是对《老子》的解说引申。

(2)儒家著作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有《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和《六德》六篇。

第二组有《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两篇。

此外还有《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两篇，近于儒学，强调禅让。

(3)此外竹简还有《语丝》四组，杂抄百家之说，大约是教学用书，和汉初贾谊《新书》的《连语》、《修政语》、《礼容语》等有些相像。

这批简牍，对于研究先秦时期的学术发展脉络，意义重大。

整理情况: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包含照片和释文，每篇释文后都附有注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数年前从香港购藏了一批战国竹简，内容包括《易经》、《孔子诗论》、《情性论》、《缁衣》、《子羔》、《孔子闲居》、《彭祖》、《乐礼》、《曾子》、《武王践阼》、《子路》、《四帝二王》、《颜渊》、《乐书》、《卜书》等80余种古籍。

《孔子诗论》记载了不见于世传的孔子言论，还有一些不见于《诗经》的古诗。

这批竹简的学术价值，不在郭店楚简之下。

目前正在整理之中。

除上面介绍的以外，还有其它一些数量较小的出土竹简，如: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
二(出土简帛文献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价值
大批简帛文献的出土，不仅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对汉语史的研究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的第一手新材料。

下面举几个语法方面的实例来具体说明出土文献对汉语史研究的价值
1(反复问句的问题
据裘锡圭(1988)，七十年代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西周中期的五祀卫鼎，铭文中已有反复问句:
正乃讯厉曰:汝贾田不,(五祀卫鼎)铭文原载《文物》1976年5期38页
这可能是目前文献中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用例(为“VP+Neg”式反复问句)。

而据刘一之(1986)、刘子瑜(1998)对先秦传世典籍《论语》《左传》《孟子》《庄子》
《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的调查，仅在《孟子》中发现了3例
“VP+Neg+PRT”式反复问句，如:
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公孙丑上)
直到西汉的《史记》才又见到少量“VP+Neg”式反复问句(13例)的用例，如: 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

”(史记?秦始皇本纪)
而睡虎地秦简中反复问句却是大量存在的，不仅有上面出现的两种形式
(“VP+Neg”式1例;“VP+Neg+PRT”式5例)，而且更多出现的是“VP+Neg+ VP”式(32例)。

如:
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相与斗，交伤，皆论不也,(同上)
吏从事于官府，当坐伍人不当,(同上)
如果没有出土文献材料的话，我们对上古汉语反复问句的了解恐怕就只能局限于《孟子》和《史记》中所提供的少量用例。

而出土文献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原有状况，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使我们对汉语某些语法现象的产生和演变有了新的认识。

西周铜器五祀卫鼎的出土，让我们看到了早于《孟子》几百年的反复问句的形式;睡虎地秦简则更为我们提供了上古传世典籍中没有反映出的反复问句的新形式(“VP+Neg+ VP”式)。

顺带一提的是，除睡虎地秦简外，“VP+Neg+ VP”式在唐以前的文献中基本看不到，唐以后才又在文献中出现。

个中原因是什么还值得进一步探讨，但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按，最近筆者在《雜寳藏經》中發現1例“VP+Neg+ VP”式反復問句:
王問婦言:“此刖人者實是爾夫<lb n="0458c29"/> 不,”答言:“實是。

”王
時語言:“識我不也,”答言:“<lb n="0459a01"/>
不識。

”王言:“汝識某甲不識,”向王看，然後<lb n="0459a02"/>
慚愧。

在上面這個例子中，三種反復問句形式都出現了。

《雜寳藏經》是5世紀中葉的譯經，説明至少在當時的翻譯佛經中這種句式還是存在的，如此看來，所謂從秦簡至唐代近千年看不到“VP+Neg+ VP”式反復問句的結論是不成立的，其間並未發生斷裂。

若加仔細搜檢，當能發現更多實例。

相关的研究成果请参看:
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中国语文，1988年1期。

冯春田:《秦墓竹简选择问句分析》，语文研究，1987年1期。

刘子瑜:《汉语反复问句的历史发展》，古汉语语法论集，郭锡良主编，语文出版社，1998。

张敏:《汉语方言反复问句的类型学研究——共时分布及其历
时蕴含》，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0，未刊。

2(关于并列连词“及”和“与”的问题
“及”和“与”是上古汉语中使用非常广泛的并列连词，对于二者的差别，徐萧斧等学者已有研究，并指出“及”和“与”使用上的不同分布可能是地域方言的反映，但未能进一步明确说明哪些地区使用“及”，哪些地方使用“与”。

原因在于他们只注意到了传世典籍，没有充分利用出土文献提供的材料。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日本学者大西克也才较好解决了这一问题，而大西克也正是在深入挖掘出土文献的基础上才使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据大西克也的研究，秦简和楚简并列连词使用情况完全相反，
秦简用“及”，楚简用“与”，例外极少。

属于秦简一系的睡虎地秦简和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的秦简基本均用“及”;而属于楚简一系的包山楚简、江陵望山楚简、九店楚简、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遣策均用“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