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共建共享原则及其实现途径

3本文系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承担的教育部项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批准号:2008JYJ034)之阶段性成果。

和谐社会的共建共享原则及其实现途径

3

严国萍

[摘　要]共同建设、共同享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原则。针对民众对改革开放成果的分享度差、贫富差距日

益扩大等问题,必须构建社会政策体系,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必须改善现有的经济

结构,大力建设民生经济;必须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形成公民、市场、公民社会与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合力。无论是共建中共享,还是共享中共建,法治都是最为重要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和谐社会;共享;共建;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08)06-0068-04 以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为标志,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共建共享原则,并通过制度力量落实这一原则,是和谐社会目标走向现实世界的根本保证。

一、从超历史的道德理想到具体社会目标

在人类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提出了令人血脉贲张的社会理想。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全部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社会蓝图设计都是超历史的道德理想的产物,它们始终停留于“应该”的彼岸,而无法走向现实世界。后人把这些思想家的社会理想论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正是出于对其超历史性质的批评。

与形形色色的空想主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历史的实际发展中提出社会理想,并且科学地论证了实现这一社会理想的途径、手段、主体力量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称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

一部社会主义运动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解读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事业的继承者们在不同时代和国家科学论证并且实现社会理想的历史。通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概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四位一体的建设。

在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紧迫性来自于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和谐”因素的突出。十七大报告把这些突出问题概括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等等。这些问题,有些是发展不够的问题,有些则是共享不足的问题,它们已经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成为严重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挑战。

无论发展不够的问题,还是共享不足的问题,归结起来,都是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无论是调动起全社会的积极性加快发展,还是让全体人民公平公正地享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都需要通过制度的力量才能得以落实。

二、共享领域的制度供给: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当代中国的共享不足问题,在财富分配方面,一方面表现在民众享有财富的比例下降,对改革开放成果的分享度下降;另一方面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当务之急是努力构建社会政策体系,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以保障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1.民众对改革开放成果的分享度下降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2006年我国G DP 总量达到20.9万亿元,财政收入达到3.9万亿元,继2003年我国人均G DP 突破1000美元,2006年我国人

均G DP 突破2000美元。但相比较而言,政府财政收入增幅远高于G DP 增幅,居民收入长期低于G DP 增幅。这种情形,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国富民穷”。

同时,我国的财政收支表现出较为严重的“多取少予”特征。国家财政收入用于教育、扶贫、社保、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虽然逐年增加,但它们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仍非常小。比如国家2005年抚恤和福利支出的总和为716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2.1%,加上政府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1817亿元和各种价格补贴支出近1000亿元,三项支出总额

约为3530亿元,仅占当年财政支出总额的10.4%

[1]

。而以

自由市场经济典范之称的美国联邦政府2000年的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占23.1%,医疗占12.3%,卫生占7.6%。相应地,经济建设支出占我国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虽然从1978年64.1%降至2000年的36.2%、2005年的27.5%,但这部分仍然是我国财政支出的最大项目,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美国、日本、德国1995年政府投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4.9%、18.4%、4.1%。

2.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

在国民财富的分配中,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不断扩大。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7,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已接近或达到严重不平等的地步。而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印度和越南分别为0.408、0.283、0.249、0.316、0.325、0.348。中国最富有的10%与最贫穷的10%的财富之比为18.4倍,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印度和越南分别为15.9、6.9、4.5、7.

8、7.3、8.6倍。中国最富有的20%与最贫穷的20%的财富

之比为10.7倍。

在开始经济改革的时候,我国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6倍。在改革初期,城乡差距因改革首先在农村实行而大大缩小。但自1984年开始城市改革以来,差距就越来越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和《中国统计年鉴2003》的数字,1980、1985、1990、1995、2000、2002、2003年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分别为2.503、1.854、2.20、2.71、2.79、3.11、3.23倍。最近三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继续拉大,2004年和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3.21:1和3.22:1,2006年扩大到3.28:

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8172.5元。

在区域差别方面,王绍光和胡鞍钢曾经指出:第一,各省间的不平等不断扩大;第二,地区差距大得出奇;第三,地区不平等是一个多向度的现象。中国沿海省份与内地省份之间人均G DP 中的收入差距从1983年开始扩大,从1990年开始快速拉开。除了广西,所有沿海省份的人均G DP 都高于全国水平。上海市是全国水平的4.5倍。在另一极端,贵州省的人均G DP 却只有全国水平的37%。除了黑龙江省,没有哪个中西部省份的人均G DP 高于全国水平[2]

。另

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的数字,2003年东部、中部、西部地

区城镇居民收入分别为10366、7036、7096元。

3.努力构建社会政策体系,以保障人民共享经济社会

发展成果

国民财富的分享不足,导致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社会矛

盾凸显,民生问题成为社会热点。毫无疑问,和谐社会目标和任务的提出,就是为了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共享国家经济发展的实惠。而且,这种共享,可以凝聚共识,凝聚民心,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如何推进国民财富的共享?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角度,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努力构建社会政策体系,以保障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社会政策是指以改善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和普遍增进社会成员的社会福祉为目的的公共政策。在当代,社会政策不仅包括体现二次分配功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包括了用以促进公民能力的医疗卫生政策、保证公民平等机会的文化教育政策以及劳动就业政策、住房政策、人口政策等。

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托尼・赛奇写道:“在经济快速增长的20世纪90年代早期,改革的社会后果很少被关注。而且,那时人们还有一个普遍的假设,即高水平的经济发展

能够解决所有问题。”[3]社会矛盾的凸显是出现社会政策的

背景。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开始把以社会政策摆到重要位置。但目前我国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中很多方面都还没有出台、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已经出台、实施的社会政策之间也缺乏衔接,呈现出碎片化特征。这一切都亟待得到改善。

十七大报告专题论述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强调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无疑,社会政策体系的构建,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尤其要注重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像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的出现,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避免性。西方国家首先遭遇到了相应的问题。从实行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市场,建设福利国家,再到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和完善,西方国家留下了很多经验教训。如果能够最大努力地汲取社会政策体系构建的国际经验,并且结合中国实际,勇于创新,最大限度地缩短这一过程,那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后发优势。

三、共建领域的制度供给:形成公民、市场与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合力

让广大人民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无疑不能依靠少数人来建设。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不仅在共享领域存在,在共建领域也同样存在。无论在经济结构中的市场准入、审批限制等方面,还是在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渠道方面,我们都存在着诸多体制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