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略论李德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兼驳李德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
林天乙
李德，德国人，原名叫奥托·布劳恩，在中国期间又名华夫。

一九三二年春，李德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即由共产国际派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并于翌年九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的瑞金，直接参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决策和军事指挥。

李德对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他于一九三六年在陕北保安曾以反省和自责的口吻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

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可是，从六十年代以后，李德接二连三地撰文、写书，攻击我党和诽谤毛泽东等同志，为自己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辩护和翻案，特别是他所写的《中国纪事》一书，更是肆意歪曲和篡改了历史的事实。

本文拟就李德在中央苏区发表的一些有关战略战术的文章，参照党的历史文献和亲身经历过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革命老同志的回忆，对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应负的重大责任作些剖析。

一
一九三○年底至一九三三年春，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正确领导下，相继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第一、二、三、四次军事“围剿”。

通过红军的反“围剿”战争实践，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整套正确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原则：红军必须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反“围剿”战争的主要形式，必须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术上的外线作战、战略上的以少胜多和战役战术上的以多胜少；红军必须实行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等。

这些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的形成，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由于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自从一九三二年十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以后，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瑞金之后，毛泽东等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同志完全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国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调集一百万军队、两百架飞机，对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并亲自指挥其中的五十万部队，分东、西、南、北四路军。

“围剿”中央苏区。

蒋介石集团及其军事顾问们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在第五次“围剿”开始对，即改变其过去惯用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速战速决方针，而采取战略进攻、战术防御的“堡垒主义”和持久战方针。

其战略目的在于迫使数量、装备、给养均处于劣势的红军同优势的蒋军进行阵地战、消耗战，在持久战中逐步消耗红军的兵力和兵器，蚕食中央苏区和最后消灭红军。

九月二十七日，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的敌北路军首先进占中央苏区的东北门户和战略要地黎川。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达瑞金之日，正值黎川失守之时。

中共临时中央及其领导人
博古，即决定由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使李德一进入中央苏区就把持了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战术决策和军事指挥大权。

李德自恃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利用中共领导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尊重，以“统帅”和“太上皇”的威势，凌驾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之上；“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即李德）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

面对蒋介石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虽然遇到许多不同于过去反“围剿”战争的新困难，最主要一点是红军比较不易于运用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部采取大规模运动战歼灭敌人和打破“围剿”。

但是，困难并非无法克服，敌人的堡垒主义也并非不可战胜。

中央红军有着比以前更加充分的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条件：第一、经过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第一方面军（下辖第一、三、五、七军团）和地方红军的独立师、团、营，总兵力已经发展到十万余人，苏区根据地也发展到五六万平方公里和近三百万人口；第二、堡垒主义和持久战势将疲劳和分散敌人的兵力，并养成敌人对于堡垒的依赖性，使敌人一脱离堡垒即失去其胜利的信心；第三、敌人不能不脱离堡垒去向红军进攻，也无法在中央苏区周围和全国范围内遍筑足以限制红军行动的堡垒封锁区、封锁线。

因此，红军依然可以创造条件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根据地内线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消灭敌人，适当的时机还可以转移到无堡垒的敌人外线去寻求运动战和歼灭战；第四、中央红军在九月下旬已经同福建方面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即敌东路“围剿”军）秘密停战议和，双方并开始反蒋抗日协议的谈判，十九路军正在酝酿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红军已解除了在福建后方和侧翼之优；第五、在蒋介石的四路“围剿”军中，除北路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积极发动“围剿”外，敌南路和西路“围剿”军皆非嫡系部队，为了各自的利益，对参与“围剿”是不积极的，在军事上有利中央红军集中兵力对付北路敌军；第六、日寇正在加紧侵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方针不得军心、民心。

在以上这些主客观有利条件下，中央红军若能继续运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依然可以粉碎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

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临时中央及其领导人博古，一开始就错误地估计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断言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的战争，将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决定胜负的战争”，认为“争取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的革命出路，把存在着的革命形势，变成为胜利的大革命——确立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是放在我们党面前的最负责的光荣的任务，而历史给我们解决这个任务是很短促的了”。

李德则完全支持这种冒险主义的“两条道路决战”和“速胜论”观点。

因此，李德“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争中许多宝贵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阶段，李德和博古“以‘左’倾空谈轻视堡垒主义”，以“正规”战代替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反对诱敌深入而主张“先发制人”，命令没有飞机大炮配合的红军“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从而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错误。

一九三三年九月底十月初，中央军委接受李德的建议：“以阵地战把敌人牵制在北部赣江和盱江之间，……把五军团（一个师）放在黎川以南进行防御，命一、三军团（五个师）继续向东北方向挺进。

”十月七日，红三军团在黎川东北方向的洵口与敌三个师发生大规模遭遇战，歼敌一个旅。

洵口战役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的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

它说明敌人刚试行其堡垒主义新战略阶段，红军依然有机会寻求运动战消灭敌人。

可是，李德和博古没有按照洵口战役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视情机动，诱敌深入，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以诱导战争向胜利方向开展。

李德和博古为红军的偶然获胜所鼓动，先是命令红三军团立即
向黎川以北敌军的巩固堡垒阵地硝石进攻，继则调动红五军团攻打黎川东北敌军巩固堡垒阵地资溪桥。

结果，红三军团猛攻硝石不胜，且因“转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几乎被敌歼灭”，被迫撤回洵口；红五军团攻打资溪桥同样也不胜。

李德和博古却不以此为训，反而加紧冒险进攻。

从十月至十二月间，红三、五、七军团和新成立的红九军团，先后又奉命向中央苏区东北外线有敌军重兵防守的南丰、南城、黎川等白区堡垒阵地进攻；红一军团则奉命向中央苏区西北外线的吉水、永丰等白区的敌军巩固堡垒阵地出击。

由于李德和博古战略决策上的错误，战役上又没有集中红军主力军团对敌，红军又是在苏区外线堡垒密布的敌占区作战，因此均未能取得战役上的决定性胜利。

十一月一日至六日，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一部，向南城东南各敌军堡垒据点进攻，力图切断南城与黎川之间的联系并收复黎川，未果。

十一月十日，红七军团和红三军团一部，在黎川北面之八角亭与敌激战，由于抚州之敌南下赴援，红七军团被敌击退，伤亡三千。

十二月十二日，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一部，在黎川以东三十里之团村设伏，伏击敌军虽然奏效，但是由于红军主力军团不集中，只打了一个意义不大的击溃仗；红军以一万二千人，击溃敌三万余人，而俘虏不及千人。

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当时曾极力反对这种分散主力红军作战的做法，他在后来回忆说：“如果当时我一军团在，一、三军团靠拢作战，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当能全部歼灭；加上洵口歼灭之三个团，就是十八个团；再寻机歼敌二十个团左右，敌人第五次‘围剿’就可能被粉碎，历史上也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了。

”
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的两个余月时间里，中央红军奉命在盱江上游两岸和赣江中游东岸地区。

辗转寻战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结果是徒损兵力而无法打开战局，并在敌人的堡垒区内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因此，不得不停止在白区的进攻，奉命退回苏区内转入防御阶段。

二
中央红军转入防御阶段前夕，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在福州宣布成立福建人民政府。

福建事变发生前的十月二十六日，十九路军同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由于其反动统治受到严重威胁而决定采取军事手段迅速扑灭之。

十二月间，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原“围剿”中央苏区的敌北路军共十一个师，由赣东、浙南人闽北“讨逆”。

福建事变的发生和敌北路主力东调入闽，大大地减弱和分散了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并搅乱了他的军事部署，给中央红军打破“围剿”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时机。

如何正确对待福建事变和十九路军，是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关键。

可是，从共产国际到苏联的《真理报》，都错误地估计了福建事变的局势。

在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和《真理报》的评论文章中，都认为福建事变是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产物，福建人民政府是“反革命的派别”，十九路军将领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等等。

由此导致了中共中央对福建事变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使中央红军和十九路军未能在原来签订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反蒋抗日的合作关系。

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当时住上海）和李德，遵照共产国际的意旨，不但反对红军同十九路军在反蒋抗日的大方向下结成军事同盟，在军事行动上互相配合和支援，共同打败蒋介石的进攻和“围剿”，而且反其道而行之。

弗雷德从上海给李德发来一封关于红军行动计划的指示电，要求李德“在一个月之内集中主力向江西西部迅速挺进，直至湖南边界；除占领南昌外，也要尽可能地攻占长沙”。

这等于要中央主力红军从东线撤走，冒险去进攻和占领中心城市，而让蒋介石军队无后顾之忧地去进攻和摧垮十九路军。

此项计划当时虽然无法全部执行，但李德和博古也部分地执行了。

李德和博古当时“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根本不了解十九路军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的侧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这正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粉碎五次‘围剿’”，“相反的以为红军继续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十九路军，因此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的去攻击永丰地域的堡垒”。

其结果，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在蒋介石优越兵力的进攻之下，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宣告失败。

中央红军也因此坐失打破“围剿”的良好时机。

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虽然也承认对福建事变和十九路军的严重失策。

但是，李德却把责任全部推给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已经毫无发言权和决定权的毛泽东身上。

李德胡说“毛泽东把蔡廷锴的起义称为‘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企图通过新的谋略来欺骗民众，以便逃避它们越来越迫近的灭亡’”；说毛泽东的“结论是：我们不应该马上直接支持十九路军和‘人民革命政府’”；等等。

李德甚至还把自己打扮成为“弗雷德计划”的反对者，并说博古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一致认为，必须利用敌人阵营内部的矛盾，以便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说博古虽然主张“应该全面支持蔡廷锴”“在军事上也要给予直接的支持”，但博古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对毛泽东“作了让步”，“迁就了毛的踌躇不决的战略”，等等。

但历史的真相恰恰与李德所写的完全相反。

当福建事变发生后，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即宣称福建人民政府“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

对此，毛泽东曾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军事战略上的远见，向中央和中央军委建议：“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也用电报向党中央和博古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可是，博古、李德领导和把持下的中央及中央军委，不但“此计不用”，而且斥之“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对于李德在福建事变发生后的严重失策，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江西红色共和国末期所犯的两个大错误，这个顾问委员会（即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团和总军事顾问弗雷德——笔者），同李德一起，都是被认为有责任的。

第一个错误，据毛泽东指出，是十九路军在一九三三年秋天起义反宁时，红军没有同他们联合起义。

……红军不但没有与十九路军合作，反而把主力后撤到江西西部，使得蒋介石无后顾之忧。

……第二个严重错误是在南京第五次围剿中的战术防御计划”。

三
一九三四年底，蒋介石在打垮十九路军、推倒福建人民政府之后，便掉过头来，集中全
力，重新部署，将其入闽“讨逆”部队改组为东路军，依然分东、西、南、北四路军，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继续实行堡垒进攻。

蒋介石同时又命令陈诚、罗卓英指挥北路军的第三路军，薛岳指挥北路军的第六路军，从东、北两个要害地区首先采取堡垒攻势突破，以进占中央苏区内线的战略要地建宁、广昌、兴国为目标，实行重点进攻。

面临敌军的四面包围、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李德及对李德言听计从的博古在红军转入防御阶段之后，在军事上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

在“不放弃苏区寸土”、“不打烂罎罎罐罐”的保守主义防御口号之下，“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李德，“为了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主要是一、三军团的分散）兵力。

这种分兵主义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利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

从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至三月间，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及地方红军部队，奉命在赣东、闽北各县与敌东、北两路军激战，虽然顽强抵御，但军事上却节节失利，苏区根据地连连丧失。

由于红军军事上不断失利，李德便从轻视堡垒主义转变为过高估计堡垒主义，从对运动战的可能性估计不足而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保守主义防御战术理论；“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

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

因此，李德提出了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最后失败的所谓“短促突击”战术理论。

一九三四年四月，李德以华夫为笔名，接连在中央军委创办的军事杂志《革命与战争》第二、第三期上发表了《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论红军在堡垒主义下的战术》两篇文章，专门论述了“短促突击”新战术的原则及其实施办法，其内容可归纳为下列几点：
一、红军在敌人主攻方向上应建立防御体系来直接保卫苏区，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射击。

当敌人在我阵地前沿出现时，应以埋伏之红军主力，利用短促突击和奇袭的方法，加以驱散和消灭；
二、红军回答敌人堡垒主义新战术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在堡垒主义条件下寻求运动战。

红军应向在运动中的敌人进行短促的侧击，当敌人离开堡垒稍向前进时，突击其先头部队，当敌人前进到十里以外时，突击其后续梯队；
三、红军应注意利用夜间及昏暗条件进行机动及局部的战斗，应采取积极和消极的防空方法，应隐蔽的接敌和进行白刃战斗；
四、红军为更确实的箝制敌人，应用支撑点及其它堡垒。

这些堡垒，不仅要能抵御敌人机枪火力，而且要能抵御敌人的迫击炮弹和飞机炸弹。

红军守备队的火力队应在堡垒内，而突击队则在堡垒外进行反突击；
五、地方红军应在敌人前线、翼侧及近后方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规红军的短促突击。

李德的这种“短促突击”战术理论，客观上对于兵力和武器装备均处于绝对劣势及战略防御地位的红军来说是灾难性的。

在“短促突击”战术理论指导下的红军反“围剿”战争成了不折不扣的阵地战、堡垒战、消耗战，结果正符合敌人堡垒主义的需要并使之达到了目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历时十八天的广昌保卫战。

一九三四年四月上旬，敌北路军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分左右
两路向时江上游中央苏区腹地广昌实行堡垒推进。

李德和博古亲临广昌前线，另组红军临时司令部，调集红一、三、九军团，在广昌及其外围的盱江两岸修筑“永久性”的碉堡工事，直接部署和指挥红军保卫广昌。

并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红军总政治部按照李德“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和要求，联合发布保卫广昌的政治命令：“我支点之守备队。

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从四月十日至二十八日的十八天中，红一、三、九军团在李德的集中统一指挥下，运用“短促突击”战术，在广昌外围、盱江两岸同敌人展开了大小二十余次的决死战斗。

结果，广昌于四月二十八日最后失守。

整个广昌保卫战，红军伤亡四千多人，而敌军才伤亡二千五百余人。

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后来回忆：“一军团在保卫广昌时打的一些战斗，如甘竹战斗等，伤亡消耗都比较大。

……我们在‘死守广昌’、‘寸土必争’的错误口号下，打了十八天所谓‘守备战’。

这就是说，我们在敌人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下，仍死守阵地，进行‘短促突击’等敌人刚从工事里出来，推进到离我们的工事几十或上百公尺时，我们就象猛虎一样扑上去打击敌人。

可是等敌人一缩回碉堡，我们又得暴露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火网下战斗。

”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后来也回忆：在保卫广昌的一天短促突击战斗中，红三军团“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

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

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

广昌保卫战的失利和红军兵力的巨大消耗，在党内和红军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彭德怀在前线当面指责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并借用湖南人的一句土话“崽卖爷田心不痛”作比喻，沉痛指出红军和苏区会被李德断送掉。

在后方的毛泽东也尖锐地批评李德说：“中国革命有它的特点，中国红军的斗争也有其特殊性，而这些是一个外国人永远不能理解的。

”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以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

所有这些革命战争中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

四
在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转移的问题上，李德又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也是第五次反“围剿”遭受惨重失败和丧失整个中央苏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当我们看到在中央苏区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即广昌战役以后），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门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保卫老苏区。

”但是，对于实行这一关系到第五次反“围剿”胜败和中央苏区存亡的重大战略转变的关节性问题，李德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初亲自为中共中央草拟的《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中，“根本没有提出这一问题”。

毛泽东当时曾清醒地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

可是博古和李德“此计又不用”。

广昌战役后的五月十八日，李德又以华夫为笔名，在《革命与战争》第四期上发表《反对曲解我们的战术》和《再论战术原则》两篇文章，再一次论述了“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和实施办法，同时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压制。

李德还亲自到设在瑞金的红军大学和前线红军部队中讲课及演说，为继续强制推行其错误战术大造舆论。

六月以后，敌北、东两路军分兵六路，向中央苏区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