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之女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
我们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政治动荡、社会黑暗、经济衰退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一个时代。

这正如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关》一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而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这一时期民族与文化的大融合，冲击了讲求等级尊卑的传统儒家思想。

随之而来玄学的兴起，使士人为之向往，其言谈举止、养生之道无不成为该时期的特色。

与此同时，士人婚姻关系与家族关系中的女性也深受这一切变化的影响。

世人对这个时期中优秀女性的评定标准，女性在家庭中受到的教育方式与内容，以及她们在婚姻关系中所处的地位都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在儒家传统规矩条框中找到了能展现自我的自由空间，世家大族间利益斗争给她们创造了一个表现智慧的平台。

我们都知道，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是极其的低下，而在这一时期却有了不同的发展。

传统儒家思想中，无论是在家族还是在社会上，女性都应以男性为上，男性就是妇女的“天”。

男尊女卑的社会思想要求女子顺从，严格的规条束缚着女子的言行。

《礼记·内则》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女子十年不出。

姆教婉娩听从......学女事，以共衣服·观放祭祀，纳酒浆篷豆范酿，礼相助奠。

”女子活动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家庭之内。

而在进入魏晋南北朝后，社会对女性的看法有了一定的改变。

社会对女性的看法由“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走向了既赞赏女性聪慧机智，又宣扬女性持家有道、守节卫贞。

女性虽不能参与国家、宗族的各项事务，但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一分肯定，确实是难能可贵。

女性的地位得到提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书中都可以看出来，如《晋书·列女传》、《世说新语》等许多书中都有许多关于女性思想解放和社会地位提高的体现，就如《晋书·列女传》中记载的例子:“刘聪妻刘氏，名娥，字丽华，伪太保殷女也。

幼而聪慧，昼营女工，夜诵书籍，傅母恒止之，娥敦习弥厉。

每与诸兄论经义，理趣超远，诸兄深以叹伏。

性孝友，善风仪进止。

”刘氏学习刻苦勤奋，被母亲阻止反而更用功阅读明理，随之更与兄长讨论研究经义，得到兄长的肯定。

这样的例子可被列入列女传之中，证明该行为得到认可甚至赞扬。

女性只要有才能，是可以得到社会认可的。

而世人对女性的看法在这个时期并不停留于纺织女红、延续香火，更增加了她们是否具有智慧的一面。

世人更欣赏能说会道的女性，而不是只会听从的应声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女性社会作用的一种肯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思想解放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教育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女子受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多，尤其以士人家庭较为重视子女的教育。

“世人多不举女，贼行骨肉，岂当如此而望福于天乎?"颜之推不赞成重男轻女的做法，认为“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

士人家庭对子女在知识上的教育还是比较全面的，男女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聪慧而有才学的女性。

《晋书·列女传》:“刘臻妻陈氏者，亦聪辩能属文。

尝正旦献《椒花颂》，其词曰:‘旋育周回，三朝肇建。

青阳散辉，澄景载焕。

标美灵葩，爱采爱献。

圣容映之，永寿于万。

’又撰元日及冬至进见之仪，行于世。

”褒扬女子才学的记述本身就显示了社会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的反动和社会评判女性风尚的转变。

在传统规范之下，虽然女性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还不是普遍现象。

值得肯定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子在家中能接受教育，的确表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活跃宽松气氛，也让女性更多地接触社会。

第二，当时女性在士人婚姻关系中的角色和地位，与前代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门第婚姻这一重要特征使婚姻趋向功利化世族婚姻的每一个环节都以获取政治、经济最大利益为主要出发点，是名副其实的买卖婚姻。

“士庶不婚”是世族遵守的原则之一，作为婚姻中的女性，她们就更无选择的由可言，最终成为家族利益的牺牲品。

在她们心中，家族利益为重的观念
早已根深蒂固。

《世说新语》记载:有女名络秀，为了家族利益不惜自愿为妾，谓“门户珍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或大益。

”此则材料表现出当时士人婚姻都以门第与家族利益为计，财富并没有成为联姻的唯一标准。

这既是家族时代的教育内容，也是社会推崇的风气所致。

只要能攀上较高门第，哪怕是委屈为妾也在所不惜，这也是当时人十分重视家族地位高低的证据。

在上文中我们也论及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家族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使女性有学习知识的机会。

有些女性婚后可以凭借其智慧在家中发挥作用，得到丈夫的信任与尊。

妇人在家庭中的主要任务就是辅助丈夫。

虽然在社会公共领域，女性基本上是失语的，但在家庭实际生活层面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则还能参与家庭管理，儒家正统思想的宣扬仍然是敌不过现实需要。

当女性在家庭中日渐年长，加之有儿子延续家族香火，她的身份也能有一个质的改变，“孝”的力量也将其推向更受尊敬的位置。

第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意识觉醒方面，首先，女性意识的觉醒表现为对女子才能的肯定和赞美《世说新语》的记述中，女性纷纷走上前台，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的真性情、真感悟。

她们思想活跃，才华横溢，生活多姿，“或宿于它门，或冒夜而返。

游戏佛寺，观视败渔，登高临水，去境庆吊，开车攀帷，周章城邑，怀筋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

她们冲破礼教羁绊，追求自由的浪漫的人生。

其次，女性对异性的容止的欣赏亦表明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魏晋时期，女性对异性的爱慕却由重德行转变为对关貌、容止、气质、才行的欣赏和追求。

《世说新语·贤媛》中记载山涛妻“达旦忘反”地窥视阮籍和稽康二人，还有意识地不让二人知晓。

而妇女对卫阶和潘岳的围观则是大胆公开地欣赏男性容貌之美。

她们将男子的风神秀异作为审关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女性意识的觉醒。

最后，魏晋女性意识的觉醒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的记述中，亦表现在当时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塑造中曹植的《洛神赋》塑造了一个关丽多情、楚楚动人的女神形象，《关女篇》则从姿态、穿戴、容貌、动作等方而刻画了一位超凡越俗、白璧无瑕的女子形象潘岳的《悼亡诗》三首是他为妻子丧服已满后的追写，作者对亡妻的哀念从时节变异的感觉及日常生活的接触中抒发出来，真实而自然热烈。

在此期间，亦出现了中国诗歌史上堪称叙事诗双璧的《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两首诗的主人公皆为女性。

第四，从魏晋南北朝的服饰上来看，魏晋南北朝妇女的衣着、头饰、而饰、耳饰、腕饰、臂饰等服饰风貌的各个方面，这些具有开放性、多变性和创新精神等鲜明特征的服饰反映了在那个号称乱世的时代，广大妇女群体在思想上、精神上的空前解放，是她们鄙视世俗，敢于向传统封建礼法大胆挑战，勇敢地追求个胜解放的又一重要体现;反过来，这种丰富多彩富于变化的服饰，又对女性的个性解放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女性所接受的民族传统、文化等影响不尽相同，因而，南北方女性的精神风貌及其开放程度自然有着不同的表现。

那时候南方女性精神风貌的开放多表现在文化生活方面，而北方女性多体现在政治与武功方面。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为：一、南北文化差异，包括经学、文学、艺术、民风等内容;二、北方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于南方;三、从服饰和发饰看南北妇女风貌之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地位的变化，不仅仅只是体现在以上的几个方面，其实它还体现在当时的文人墨客对她们的记述上，前面我也提到过，这一时期的文献中也有许多关于妇女的记载，如《世说新语》、《晋书》、《颜氏家训》等等。

其中特别是《世说新语》，它是一部主要描写士人言行的书，其中专门有一门《贤媛》来描写女性，这说明了女性在当时已受到很大的重视。

在《世说新语》所刻画的女性形象在魏晋以前的中国妇女史中极为罕见，但在魏晋，这些女性在封建卫道者看来不守礼法的言行，却堂而皇之的写在《世说新语》这本书中，说明魏晋时期女性确实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处于一个多矛盾的社会当中，她们的心中也是处在多重矛盾的状态，虽说社会动荡，但恰是如此环境为她们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格局与文化。

女性能在这时期感
受到较为自由的气氛，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自身的作用。

诚然，我们在肯定正面效果时必须清楚认识到，魏晋南北时期的女性并没有普遍地得到自由，她们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在封建社会中，无论女性如何德才兼备，终究需要男性来肯定她的存在和地位，这也是女性的悲哀。

不过相对于秦汉以前的女性而言，魏晋的女性形象确实是崭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