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身一变成“国军”伪军或全军覆没或起义投诚

摇身一变成“国军”的伪军或全军覆没或起义投诚-历史论
文
摇身一变成“国军”的伪军或全军覆没或起义投诚
文｜胡博
当日本天皇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开时，理论上遍布在中国大地上的百万伪军远比日军更加恐慌。

日军战败，自会由中国军队解除武装遣返回国。

而伪军，作为日军的附庸军事武装为虎作伥，不仅给抗日军队造成了损失，也给沦陷区的民众带来了更大的伤害。

那么日本战败后，伪军们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呢？我们不妨来一探究竟。

“我们上面有人”
俗话说树倒猢狲散，但是日本这棵大树倒了之后，伪军却并没有散，因为他们大部分都“上面有人”。

这个“上面”和“人”指的是新东家——位于重庆的国民政府。

大致上来说，抗日战争时期的伪军主要分为四大块。

伪国民政府军、伪满洲帝国军、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军、华北绥靖军这四大伪军集团中，除了伪满军主力被苏联军队击溃瓦解外，其余三支都或多或少的与国民政府有所联系。

他们之中，有的在抗战爆发初期就派人向国民政府表明“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态度，最迟的也在1945年初搭上了线。

由于伪军的来源多以国民政府正规军或者地方团队组成，这种历史渊源，给他们的“输诚”“反正”提供了基础。

众伪军在得知日本即将投降时，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利用一切所能够利用的资源和人脉，在日本投降之后又
摇身一变，成为“国军”。

那么国民政府对于伪军又是抱着什么态度呢？
负责收编伪军事宜的军政部部长陈诚曾经极力主张遣散伪军，他认为“把伪军编成正式部队，不仅妨害‘国军’的整编，且混淆了‘国军’的血脉”，但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则主张“要伪军坚守阵地防拒共军，如果解散他们，势必激成变乱”。

由于蒋介石支持收编伪军为己用，陈诚只得硬着头皮，去执行伪军“国军”化的任务。

一个需要新靠山继续存活，一个则想收为己用作为对付中共军队的马前卒。

双方一拍即合，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就此成为伪军的新靠山。

于是在抗战胜利前后发生一件令许多老百姓无法理解的奇怪事情——大量伪军纷纷成功“反正”，成了合法的“国军”，并继续驻守原防，保障地方治安。

“自新军”的挣扎
为了避免舆论的谴责，收编伪军的工作是逐步采用半公开方式进行的。

为了将伪军和国军予以区分，改编后的伪军被赋予了一个新名词——“自新军”。

据统计，抗战胜利时的伪军计有7个方面军、1个集团军、24个军、64个师、13个独立旅，以及其他单位134个，兵力高达118.6万余人（前述统计不含伪满军）。

对于这些伪军，国府制定了三个大的收编原则，即：“一、对伪杂军应于点编后逐次设法解散或缩小组织并收缴武器；二、于点编后对志愿而确有生产可就者，准照旧给予发给一个薪饷资遣；三、人数超过枪数之部队，按其实有枪数编成。

”
在“汰弱留强”的原则下，各伪军实力派被国民政府统编为10个路、8个军（初期编为28个军）、2个骑兵集团、107个师（其中第79师—第107
师番号为东北地区的游杂土匪武装所用），以及一些其他名目的部队（如南京先遣军、广州先遣军等），计68.3569万人（不含东北地区的武装）。

从此数据可以看出，战后的伪军改编，师以上司令部的建制反比伪政权时期还要多。

这一方面与伪政权时期的军事机构臃肿、官多兵少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大量伪军地方武装在国民政府收编时运用各种关系乘机“转正”有关。

伪军虽然成了国军，但“自新军”的头衔却在不断地提醒他们以前的身份。

事实上“自新军”不仅受到歧视，还有随时被国军消灭的可能。

比如新7路军、新10路军、新11路军、新21军、新22军、新23军、新26军都在成立不久之后被强行编遣，部队主官背景深厚者移居香港或海外，其余则被纷纷逮捕接受审判。

新27军本是一个空番号，军长姜鹏飞之所以被任命为军长，是军政部想借此人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的身份，前往东北收编游杂土匪武装，来阻止中共军队接收东北。

姜氏接受任务后潜入东北，并以军长的身份大肆委任师长，一口气任命了28名师长。

从编制上看，新27军辖28个师，但实际上全军上下加起来不满千人，且姜鹏飞很快就被中共设在哈尔滨的公安局抓捕后枪决，使得新27军及所属各师迅速瓦解。

在这些部队中，应属新25军最惨。

军长李雨霖及所属师长明德前脚刚在许昌把新牌子挂出来，后脚就被进驻的别动军逮捕活埋，所属部队则被第55军包围缴械。

李雨霖（抗日名将李杜之弟）本是奉命投敌从事情报工作，满以为可就此恢复名誉，到头来却是以汉奸之名被杀。

李雨霖一案事后虽经军事法庭审理，将案首——别动军第5纵队司令刘慕德枪决，但不明真相者都认为抗战功臣因杀害汉奸而死，着实不公。

如此种种，使那些仍然存在的“自新军”们如坐针毡，他们不知道过了今天，明天还能不能继续活着。

因此，剩余的“自新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求存之道”。

最先找到出路的是新编第1路军。

这支部队源自抗战期间因保卫临沂而出名的第40军，当时的第3军团长兼第40军军长庞炳勋还因此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

遗憾的是，这位抗日名将在太行山奉命游击作战时兵败，成了日军的俘虏。

现在有一个说法，认为庞炳勋被俘后接到军统转达的密令，是奉“蒋委员长”之命“曲线救国”。

这里姑且不论事情真假与否，总之，庞炳勋当了汉奸，官拜汪伪国民政府的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他走马上任后，收容了大量被日军俘虏的原第40军官兵组建部队。

该部伪军与第40军同出一脉，彼此间大都熟知，且感情深厚。

庞炳勋想起在抗战胜利之初，大量伪军遣散后有许多精壮士兵被补充到国军的事例（如为国民政府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2师的许多士兵就被补充到第74军），就借着第40军在邯郸战役遭到八路军重创的机会，主动提出将自己的新1路军的官兵充编第40军，以恢复该军战斗力。

这一提议得到了时任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支持，以及第40军残部官兵的拥护。

就这样，庞炳勋“功成身退”地返回老家当起了寓公，新1路军所属官兵也因此成了第40军的官兵，得以名正言顺继续生存下去了。

庞炳勋的方法毕竟是个案。

在全国军队大缩编的形势下，“此处不留爷，就找延安去”的口头禅逐渐传开。

但这毕竟是口头禅，多是国军官兵对现实不满而产生的抱怨。

“自新军”倒是对此颇为重视，国军既然不要我们，那就投奔延安革“军政部”的命去！
新编第3路军成了最先付诸行动的部队，该路军所属新18师、新55师、新56师先后在河南永城、夏邑、淮阳等地宣布起义。

紧接着，新编第2路军所属新编第1军在江苏盐城宣布起义。

在这一阶段，“自新军”的起义，还属于军、师一级，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头头们甚至认为正好借此机会将伪军全部解决。

但是当新编第6路军全军近3万人在山东台儿庄宣布起义被中国共产党改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后，军政部再也坐不住了。

陈诚的本意是将伪军全部遣散，但蒋介石迫使他改变了这个主意。

陈诚接着就想让这些伪军去前线与中共军队作战，以此逐步消耗他们。

没想到伪军出工不出力也就算了，竟然还不断发生“叛变”，纷纷调转枪口，这还了得？
为安抚剩余的伪军，陈诚决定在一定限度缩小“自新军”规模的情况下，将各个“山头”予以保留。

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削弱了“自新军”的兵力，又完成了安抚和整编工作，使剩余的“自新军”能够继续为国军卖命，与中共军队作战。

1946年2月，军政部对伪军的第二次整编正式开始。

这次整编，计编成6个纵队（各纵队辖2到3个总队不等）、14个独立总队和4个独立团，整编后的剩余兵力计23.8996万人（其中关内15.2670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整编主要是缩减关内“自新军”的兵力，关外的方针则以聚“散”为“整”，使分散各地的地方保安武装能够形成一定的规模，配合国军与中共军队作战。

转正与覆灭
1946年2月的这次改编，虽然从新编军、师的番号转变为暂编纵队、总队的番号，但却在陈诚的许可下摆脱了“自新军”的名头。

然而好景不长，在1946年和1947年，孙殿英的暂3纵队在河南汤阴、张岚峰的暂4纵队在山东
曹县、荆谊的暂独10总队在山西盂县、侯如墉的暂独11总队在河北正定、王继祥的暂独13总队在山东德州陆续被中共军队歼灭，再次“反正”被改编为第42集团军的郝鹏举部在江苏东海遭到重创，郝氏本人也落得一个俘虏的命运。

不仅如此，暂独1总队、暂独5总队、暂独6总队也被陆续改编为地方保安团队，其中第6总队长王占林更是在舆论的压力下被逮捕判刑。

剩余的各路部队个个有如惊弓之鸟，他们既担心被国军缴械，接受审判，又怕被中共军队消灭。

就在此时，在全国各地战场连遭败绩的国防部，却开始重视并打算扶持这些在历次对中共军队作战中存活下来的伪军。

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更是主张将这些部队全部正规军化，意即改编为正式的国军。

这个消息使伪军改编而来的各路部队欣喜万分，他们经过2年多的挣扎，终于迎来了“曙光”。

伪军的国军正规化，即便在1946年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到了1947年底，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述部队中，有的被不断正规化，并赋予重任，如新编第2军改称第101军，担负守备河北省府保定的重任；整编第84师扩编为整编第96军，担负济南半壁的城防重任；暂编第23师改编为第106军，参与长江江防；暂编第25师改编为第107军，参加淮海战役；暂编第24师改编为第46师，编入国军王牌军第5军序列；暂编第58师编入国军另一王牌军第52军序列。

国防部以及参谋总部的统帅们在东北、华北、华东等地区战局或是失利或是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寄希望于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武力来解决“中共问题”。

这对伪军来说，是件喜事，但毕竟经过不断的裁减，伪军已如杯水车薪，实际上并没能起到多少作用，有的甚至影响战局，或是起义，或是投诚。

至于其余部队，要么被解放军歼灭，要么被裁撤。

这里先说覆没或裁撤的部队，如暂编独立第9总队，1948年7月在晋中覆灭；第46师，1949年1月在河南永城覆灭。

被裁撤者，如第106军，1949年10月在福州裁撤；暂编第57师（后改称第291师），1950年5月在台东裁撤。

此外还有一支颇为另类的部队——新编骑兵第1旅。

该旅在1949年8月由旅长宝贵廷率领参加蒙古自治政府，但仅仅过了几个月就宣告瓦解，宝氏只身逃亡蒙古，后被押送回国。

迎来新生
起义投诚部队如整编第96军，1948年9月在济南宣布起义，是直接导致济南守军覆没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暂编第58师，1948年2月在营口起义；暂编第55师、暂编第56师，1948年10月分别在锦西和长春投诚；暂编独立第8总队，1948年11月在太原起义；第107军，1948年11月在睢宁投诚；第101军，1949年1月在北平起义；整编骑兵第11旅，1949年9月在归绥起义。

这些部队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改造，终于迎来了新生。

起义部队中，整编第96军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35军，1949年2月缩编为第103师第308团和第104师第310团。

该部1949年4月参加了渡江战役，是解放南京的主力部队之一。

暂编第58师被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5师。

1948年11月改称人民解放军第167师。

1949年9月改称第150师，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第101军军部被并入人民解放军第42军军部，所属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35师、独立第41师和独立第42师。

这三个师于1949年3月裁撤，士兵分别补充解放军第42军、第48军和第46军。

整编骑兵第11旅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骑兵第4师独立骑兵旅。

1951年3月裁撤后并入解放军第110师。

暂编独立第
8总队被改编为华北军区第1兵团独立第1支队，1949年初撤编。

至于早期起义的新编第3路军新编第18师被改编为华中解放第2军，旋并入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新编第55师和新编第56师合编为冀鲁豫军区豫东纵队，1946年12月改编为豫皖苏军区第2军分区，后缩编并入解放军第48师。

伪军头目的下场
说完了军队的归属，我们不妨再来看看那些军头们的下落吧。

叶蓬，是唯一一名被国民政府逮捕审判的自新军高级将领，他于1947年9月以汉奸罪被执行枪决。

主动放弃部队当寓公的庞炳勋和门致中移居台湾和香港，他们分别于1963年1月和1960年12月客死异乡。

继续统帅军队与人民解放军为敌者中，张岚峰、孙殿英、郝鹏举皆在1947年被俘虏，郝鹏举于1947年6月被执行枪决，孙殿英和张岚峰关押改造，先后在1948年10月和1952年2月病死狱中。

孙良诚于1948年在战场上向人民解放军投诚，但随即借口策反返回国军，被同僚刘汝明扣押。

后虽经释放，但仍在1949年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于1952年3月病死狱中。

吴化文于1948年战地率部起义，此后担任过人民解放军第35军军长、浙江省人民政府交通厅长和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是众多自新军将领中命运较好者，他于1962年4月病逝。

李守信和宝贵廷逃亡蒙古，但随即被逮捕引渡回国关押改造，他们分别在1964年和1966年获得特赦，前者于1970年5月病逝，后者于1969年8月病逝。

至于另一“名将”王英，则在1950年藏匿时被捕，于1951年1月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