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语言中_马_的象征意味与文化背景初探_以中国成语与韩国俗语为中心

·总第435期·
2010第2期
□权娥麟
中韩语言中“马”的象征意味与文化背景初探
一、引言
成语俗语是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

中韩两国无论是在文化还是在语言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和共同点。

本文的研究范围是有关动物的成语俗语，因为动物与人类联系密切，对人类产生了从物质到精神的深刻影响。

因而动物的形象在汉语成语和韩语俗语中出现频繁，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本文要分析动物形象中“马”的象征意义。

马在中韩两国语言中，出现的频率很高，特别是在中国还象征着优秀的人才，比起其他的动物（比如说虎在中韩两国被认为是具有神秘力量的动物，象征着权力和威望；龙、麒麟、凤凰象征着吉祥；牛是代表踏实、吃苦耐劳的品德；狐狸意味着狡猾等等），这种象征是在韩国很少见的，这是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紧密相关的，通过分析马的象征意义，我们可以对中韩两国民族文化的关系与差异作一隅之窥探。

本文的论述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界定汉语成语和韩语俗语的概念，阐明成语俗语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其次，选取在中韩成语俗语中动物出现频率较高，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词语，对比分析马在中韩两国文化中的象征意味。

最后，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些象征意味的文化背景，找到相似点和差异点并分析原因。

通过对比，考察中韩两国文化间的关系，希望能为双方的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参考，并对两国之间日益增强的交流和沟通有所帮助。

二、成语俗语与语言文化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它又反映着民族文化。

成语和俗语是语言中历史悠久，经过长时间的提炼固定下来的，能够从多个角度充分反映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

汉语中的成语，是人们长期沿用的结构稳定、形式简洁、意义完整的定型短语。

它是汉语词汇的一个重要部分。

和一般的词汇相比，成语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第一，成语是人们长期沿用并具有历史渊源的古老词语，一条成语从产生到定型，要经过语言历史上多次的提炼。

第二，成语具有固定的结构形式与组成成分，有特定的语域，在语法功能上相当于一个定型词组甚至短句，因而比一般的词语包含更大的信息量，而语汇的信息量越大，其文化的负载量也越大。

因此，汉语成语比一般的语汇更能表现出中国民族的文化内涵。

韩语中的俗语，是民间传流下来的生活语言，它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具有特定的涵义。

有很多的语言学研究者都给俗语下过定义。

韩国的《国语大辞典》中认为：“即使只是单独的一个形容词，只要具备了一定的形态，并且被民众惯用于形容某种事物，它就可以称为俗语。

”综合各种定义方式，可以把韩语俗语概括为：产生于韩国民众的生活当中，以口口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与实际生活联系紧密，集中了民众的思想和智慧，具备一定简洁形态的语句。

汉语成语和韩语俗语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的形态更为简练，对格式的要求更为严格，有一定的字数限制；而后者通常表现为短句的形式，对格式的要求不很严格，字数限制也比较宽松。

两者的共同点是都在本民族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具有相对固定的简洁形式，语义深刻，能够反映本民族的思想、历史、价值观等的文化因素。

成语和俗语都是语言的重要部分。

因此，要研究成语俗语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必然要从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着手。

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Edward
Sapir ）说：“语言的
背后是有东西，并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的存在。

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

”柏默（E．B．Palmer ）也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

”语言是社会组织的产物，是跟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而演变的，所以应该看作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

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决定了该时代的语言内容，因此，也可以说语言的内容足以反映某一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中韩两国的语言中都存在大量的成语和俗语，汉语成语和韩国的俗语形成于长期以来习惯用语，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关，具有各自民族特色的语言表达形式，但中韩成语俗语中的文化含义有同有异．本文通过马的象征意义比较分析这种文化差异的文化背景。

关键词：成语俗语；动物词；马的象征；中韩对比；文化背景〔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0）02－0172－03
［收稿日期］2009－06－19
———以中国成语与韩国俗语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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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第2期时代的社会生活。

语言的灵魂是民族精神。

德国语言学者洪堡特从个体和群体的关系论述了语言的民族性。

他认为，语言既是一个民族的创造，同时又是这个民族中每个成员的自我创造。

语言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正是为不同的个性服务的，但语言在张扬个性同时，又在个体与个体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一方面语言的创造性活动只有通过个体才能进行，另一方面创造语言的个体只有在他人的理解中才能进行创造，因此语言始终是富有民族共性的精神表现。

由此可见，语言中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因而任何民族语言都是该民族文化的一种符号形式。

文化具有一贯性、持久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特别是成语和俗语是文化的结晶，是民族语言文化的历史积淀下来的，成语俗语中所包含的文化是丰富多彩的。

同一般的语言相比，它们对文化的反应更为集中、更为典型，其特点也更为明显。

因此，可以说通过成语俗语来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充分的可行性。

三、中韩成语俗语中马的象征意味
动物在与人类的长期相处中，从物质到精神，对人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同时人类也将自己的意识加注于动物身上，赋予了动物丰富的象征意味。

在所有的动物中，“马”大概是与古代汉民族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动物。

所以马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地位极高，具有一系列的象征和寓意。

马是在中国最早饲养的家畜之一，它速度快，可以代步；载力大，可以拉车，是实际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历代皇帝、诸侯、统帅、战将都有自己喜爱的宝马，普通百姓也常以马代步。

一般认为，马是英武、强壮、刚健的象征，对马充满了深情和钟爱，如“人欢马叫”
、“香车宝马”、“声色犬马”、“千军万马”、“快马加鞭”、“车水马龙”、“万马奔腾”、“老马识途”、“马到成功”等等。

在中国有“龙马精神”的成语，即是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崇尚的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的进取、向上的民族精神。

传说中的龙马是仁马，它是黄河的精灵，是炎黄子孙的化身，代表了华夏民族的主体精神和最高道德。

在中华民族的世界观里已经把龙马等同于纯阳的乾，它是刚健，明亮、热烈、高昂、升腾、饱满、昌盛、发达的象征。

《易经》中说：“乾为马”
，它象征着天，还具有君王、父亲、大人、祖考、金玉、敬畏、威严、健康、善良、远大、原始、生生不息等多种象征意味。

孔子在《易经˙乾卦》中说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就是中华民族的“龙马精神”。

在汉语中，还有其他关于马的成语：“伯乐相马”，“率马以骥”。

伯乐，是春秋战国时期善于相马的人，“伯乐相马”用以比喻发现和使用人才。

骥，是一种骏马，“率马以骥”比喻能者居先。

古人以千里马、良马来比喻有才能的人。

可见，马是能力、圣贤、人才、有作为的象征。

这在中国的传统中也能得到印证。

相传周穆王有八匹骏马，常常骑着它们巡游天下，其实“八骏”是比喻周穆王的人才集团，他们才华卓越、本领非凡，各自用自身的独特能力共同辅助周天子。

汉语中还有一个成语，“千金买骨”。

从字面上来看，与马没有任何关系，但它背后的典故，是马象征良材的有力佐证。

战国时期，各国的君王竞相争夺招揽人才，以求邦国的稳固长久。

燕昭王也不例外，准备以谦恭虚心的态度和优厚的报酬来招聘优秀人才。

燕国有个叫郭隗的臣子，就向昭王讲了一则关于千里马的寓言：从前有一个君王想花千金求一匹千里马，三年过去了，一直未能如愿。

门人便主动请战，表示可以弄到千里良马。

国君派他去，三个月内就找到千里马，但是马已经死了，门人拿出五百金买下了马的骨头，回来交差。

国君生气地说要的是活马，怎么花五百金的价钱买回一堆枯骨？他回答说，今天我替大王花五百金买下千里马的骨头，那一匹活生生的千里马就不知多昂贵了。

天下人由此知道大王这样看重千里马，还担心别的千里马不纷纷而来吗？果然，不到一年，千里马接二连三地跑来了。

这则出自《战国策》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求贤若渴的道理。

正因为马象征着人才，所以善相马的人又被喻为善识才、善举才者，像赵国的王良、秦国的伯乐，方九堙等都是相马的专家。

韩国与马相关的俗语中几乎找不到中国那样有特殊象征意味的马的形象。

虽然在韩国的俗语中也出现了“龙马”，但关于龙马所代表的精神和象征意味却没有明确叙述的典故和突出的表现，因此，作者认为此处的龙马，是来源于汉语，它代表着良马，却不具有龙马在中国文化中的特定的象征意味。

但这样的现象，并不能说明马在韩国文化中没有象征意味。

在韩国文化中马的象征意味主要体现在民俗当中。

韩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有“天干地支”的学说。

人们相信《
易经》中所说，认为马是八卦中乾卦的象征动物。

相当于“天”。

在韩国神话中，马是帝王出现的征兆，被视为与太阳有关的神物。

在韩国的婚姻风俗之中，新郎要骑着白马到新娘家中迎娶，这与韩国神话中与马相关的太阳神话和天马思想有关。

马体现了象征天空的太阳，而太阳又意味着男性，选择马中的白马是因为白色象征着纯洁和光明，并且有神圣、伟大和吉祥的意味。

在韩国，马日被认为是吉日，在马日做酱的话，酱的味道好。

与此相比，在马日不能凿井，人们相信如果在马日凿井就会招来祸事或者井中无水的后果。

这是因为地属于阴，在阳气旺盛的马日挖地是被禁止的。

由此可见，在中韩两国，马是天的象征，都具有君王、光明、神圣、阳刚之气的意味。

但在汉语成语中，马还是民族精神和人才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讲，马的象征意味在中国文化中更为丰富。

四、文化背景
从广义的角度上讲，文化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方式、能力以及从中获取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

不同民族，改造世界的方式和能力不同，因而由改造世界所获得的物质成果，以及由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带来的历史变迁、社会制度、知识水平、价值标准、生活态度、思维方式等都会有各自的特点。

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渐渐分化出四个系统，即经济、社会、思维、语言。

本节进一步探求中韩成语俗语中马象征意味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及心理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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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质文化背景
所谓物质文化，即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时创造出的一系列物质方面的成果，包括生产生活工具、饮食、服装、建筑、地理等多方面的内容。

由于成语俗语是在人的生活中产生，与生活密切相关，它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因此，成语俗语中所反映的物质文化，主要通过成语俗语中出现的词汇来体现。

“鞍马劳顿”
、“香车宝马”、“走马观花”的成语中，从字面内容就不难看出，在古代的中韩两国，马都被作为代步工具而使用，而在中国更是出现了马车这种交通工具。

而在韩国一般老百姓几乎没有使用马车的机会，由于韩国是山地地形，马车行走不稳，国土比较狭小，以农业经济为主，而且除了济州岛以外的地区，马的生产比较少；而中国平原较为广阔，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大多处于平原地带，为马车的推广提供了客观条件。

在汉语成语中还有关于马的例子：“兵荒马乱”、“兵强马壮”、“汗马功劳”，在中国古代，马不但被作为日常交通工具而使用，还是战争中的重要作战工具。

在韩国俗语中，马却没有出现这一用途，除了上述的原因以外，中国比韩国战事更为频繁，中国地域广阔，适宜长距离作战也是不可忽略的客观情况。

2．社会文化背景
成语俗语是时代的产物，有什么样的历史，就能够反映在语言上，从而产生相应的成语俗语。

因此，后代人可以从成语俗语中提供的信息来考察历史，尤其是汉语成语，大多是由书面记载的历史典故而来，对民族历史的反应更为确切。

汉语中反映战争的成语大多出自于战乱年代文学作品或者是记载战争史书之中。

通过对相关成语的理解和出处考察，容易发现这些成语多产生于中国历史上战争多发的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长期分裂时期和由战争引起的几个朝代更替的时期。

韩国的俗语产生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大多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传下来，没有明确的书面记载，内容上也多倾向于实际生活，表达历史变迁、战乱的内容并不多，大多数还是通过对自然现象和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想象的描述来阐发某个道理，给人以启示。

几千年来处于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中韩两国，其政治体制和结构都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这种制度下，官僚机构和制度文化都得到了充分、完善的发展，社会的等级森严，民主意识得不到发展。

“肥马轻裘”，“高车驷马”，“金马玉堂”等成语都是用来形容官吏的排场。

在封建时代，财富不代表着权力，在住宅的布置、车马的装饰上，只有拥有权
力的官吏才能按照级别使用特定的出行工具，这些是仅仅拥有财富所达不到的。

这些情况，在韩国俗语中也有所反映。

3．心理文化背景
心理文化是语言所反映的文化的另一个层面，与其他层面相比，它与人的精神世界更加密切相关。

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会形成不同的心理特征，这些心理特征是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历史的集中反映，它们构成了一个民族心理文化的主要内容。

所谓心理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每个成员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成员相处的过程中对世界、社会和自身的态度，以及整个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

中韩两国自古以来就以农业生产作为立国之本，要求人们勤勉劳作并且将自身的智慧尽可能发挥于生产之中。

“做牛做马”的成语是比喻任劳任怨，包含着忍耐的意味，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特性，韩国也有这样的例子。

中韩两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形成了勤勉、耐劳的对待生活的乐观态度。

在韩国马作为人才含义的俗语较少，原因是俗语的特征和韩国人的价值观有关。

韩国的俗语产生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大多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传下来，没有明确的书面记载，不受外来影响的比较多，而且与书面记载的成语相比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快。

还有马是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在韩国贤人、仙人、卧虎藏龙、高贵、高尚品德、人才的象征动物都是不容易看到的，比如龙、麒麟、凤凰、鹤等等。

总之，在长期的社会活动和生产中，动物形象充当了人类思想观念的载体和符号角色。

但由于各个民族的地理环境、生活环境、历史条件、宗教观的差异，对同样的对象，有着不同的形象意味。

通过以上对马想象的分析，可以窥视出中韩两个民族的语言习惯差异及其文化背景。

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学习语言过程中，应该具有对文化异同的敏感意识，理解词汇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感情色彩，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并生动地传达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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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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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韩］洪董植．韩国俗谈里的中国文化因素．中国语文论丛．韩国语文研究会（第22辑），2002．
责任编辑：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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