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纪环境——环境变迁与我国青铜文明的演进

环境变迁与我国青铜文明的演进
摘要：一定程度上来说，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就是人地关系变迁的历史，而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产生的载体和物质基础，生态环境的变迁必然会影响到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本文论述了我国青铜器时代的自然环境变迁对夏商周三代兴起、发展与衰亡的影响，并以此为例，阐释自然环境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途径和机理。

关键字：青铜器时代环境变迁中华文明
1 序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变化研究方兴未艾，其中从环境变迁的视角来解释人类文明兴衰的生态环境史研究更是当前的热点问题[1]。

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依托的关系，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生态环境的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着重大影响[2]。

本文主要研究的便是在青铜文化时期，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环境变迁对中华文明演进的影响以及其影响机理。

青铜器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华夏祖先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并建立了早期的国家政权，开启了中华五千年的大门，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

据前人文献记载，“中华”一词来源于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中华”即人地关系的和谐统一。

“中”侧重于自然环境，即天下之中；“华”侧重于人类社会，即华夏部落[3]。

通过对中华文明在该时期的演变与当时的环境变迁史实相对应，得出环境变迁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具体影响，对于获取环境变迁与人类文化的相互作用规律具有重要作用。

2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青铜器时代大致时间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5世纪，大体与我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时期相对应。

在这段时期，中华文明主要活动区域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故本文的研究区域定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致处于我国中部中纬度地区，位于我国地势的第二三级阶梯，以温带季风气候为主，气候较为温和，大部分位于半湿润区，植被以温带落叶阔叶林为主[4]。

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这片土地上曾经培育了灿烂的农耕文化，例如，裴李岗文化、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

虽然在神州大地上也发现过其他地区性文化，但是在中华文化的多元发展中，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和凝聚中心，“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的根本特征[5]。

对于该区域的中华文明演进与环境变迁关系的研究，有利于丰富对黄河文明的研究内容，正确认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反馈作用，增强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很多方面的要素，各种地理环境要素不论在任何时期都处于变化之中，但是青铜器时代的跨度仅仅几千年，诸如海陆轮廓，地质地貌等变化幅度很小，只有气候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并由此引起植被、土壤等的变化，故气候应当是几千年来环境变迁的主导因素[6]。

因此本文主要通过收集黄河中下游地区青铜器时代文化遗址中的剖面信息，分析其中的孢粉资料，并借助古代文献的记载以及考古发现，还原当时的环境变迁历史。

3 研究过程
3.1 夏文化
夏朝存在于约公元前21世纪至约公元前16世纪，根据史书记载，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制的先河，夏朝也是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朝代，随着早期国家政权的建立，中华民族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在夏朝立国之前的一段时间内，黄河流域正处于龙山文化时期。

根据许俊杰等在溱水流域剖面收集到的孢粉资料显示，木本植物孢粉含量占绝对优势，以松为主，兼有其他阔叶树种，并发现有湿生和水生植物孢粉，这反映出当时在黄河流域气候较为暖湿[7]。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主要土壤类型为黄土，黄土土层深厚且肥沃，适宜人类耕作，再加上当时的暖湿气候，河网密布，植物葱郁，动物繁盛，使得人类可以在该地区采集到足够生存的食物，促使人类人口增加并逐渐向该区域集中，聚落逐渐扩展，为夏文化的诞生提供了基础。

而在夏朝立国之前的气候突变导致的洪水，则加速了夏文明的诞生。

据夏正楷等通过分析，青海、河西走廊、北京等地区的古气候资料，认为我国在北方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时期存在一次洪水期[8]。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对于洪水的抵御和防治能力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当洪水发生之后，人们无法进行耕作以及采集渔猎，食物短
缺的问题便凸显出来，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使得部落之间冲突不断。

据史料记载，在龙山文化晚期几乎就是部落战争的时代，而相互攻伐的结果就是统一的夏王朝的建立。

但是这个洪水期只是夏建立之前的一次气候突变现象，在夏建立之前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夏建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候内，大尺度时间内黄河中下游地区仍然以暖湿气候为主，这一段时期也被称为“仰韶温暖期”。

根据竺可桢在物候学上的研究表明，当时的气温比现在高3℃左右，而且考古学中的喜暖湿的动物化石和植物孢粉也佐证了这一点[9]。

暖湿的气候，充足的水源，肥沃的土壤等这些优越的生态环境条件为夏朝原始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尤其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历法《夏小正》的出现则是夏代原始农业发达的重要标志。

3.2 殷商文化
商朝存在于约公元前17世纪至约公元前11世纪，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继夏朝之后的第二个朝代。

商朝处于我国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符号，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

在夏朝末期，频繁的干旱与地震加速了夏朝的衰败，也为商汤革命奠定了基础。

古本《竹书纪年》上记载“十日并出”，这说明在夏代末期的时候洛阳天气异常炎热，有出现干旱的可能；今本《竹书纪年》上记载“地震，伊、洛竭”，这说明在夏代末年洛阳气候干旱，伊河、洛河河水水枯竭，并且发生了地震[10]。

在荥阳薛村遗址的环境考古研究中发现了一场距今3450年—3210年的古地震，在遗址中不仅出现了错位古水井和错断的人骨，而且还在地层里面找到地堑、地裂缝等一些古地震痕迹，这也证明了此次突发地震[11]。

在当时的夏王朝统治中心区域，人们耕作技术有限，甚至是刀耕火种，经过几百年的粗放式的耕作之后，土壤肥力大大下降，导致庄稼产量有限，再加上连年干旱，农业减产严重，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但这种环境恶化及干旱主要出现在黄河中游地区，对生活在黄河下游的商人影响较小，商人发达的畜牧业继续发展，因此商汤义旗一举，“伐无道诛暴君”，在鸣条击溃夏朝军队，结束了夏朝近五百年的统治。

可以说，仰韶温暖期将要结束前的气温下降时期的气候波动引起的短时间内的气候干旱
成就了商汤革命，环境的变化往往是人类社会变迁的导火索。

尽管夏末商初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出现了逐渐恶化的趋势,但就整个仰韶温暖期的大环境而言，夏末商初的气候干旱只是这其中出现的短时间内的气候波动。

在经历了夏末至商代初期的干旱阶段后,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很快又进入了仰韶温暖期晚期较为适宜的时期[12]。

殷墟考古发现，在殷商时期有獐、竹鼠、犀牛、大象等中小型和大型热带和亚热带动物出没[13]，这足以说明气候的暖湿程度，而强盛的商王朝正是在仰韶温暖期的尾声中崛起的。

商朝有十分突出特点便是多次迁都，虽然商朝仍然处于部落时代，而且商人的畜牧业也较为发达，但是商朝的多次迁都并不是为了逐水草而居。

据《尚书·盘庚》记载:“古我前后, 罔不惟民之承保, 后胥慼鲜, 以不浮于天时。

殷降大虐, 先王不怀厥攸作, 视民利用迁”[14]。

这说明商朝多次迁都是为了寻找更加合适和拥有优越生态环境的地区。

这足够说明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

3.3周文化
周朝存在于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56年，它是我国历史上继夏、商之后的第三个朝代，也是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

周朝实行与分封制并行的宗法制，是中国礼制的开端，而周是“华夏”一词的创造者与最初指代。

周人在古公檀父时期迁到了位于岐山附近的周原地区，周原地区水资源充足，土壤肥沃，生态环境十分优越，这为周人农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随着农业经济的提升，周人的综合实力也大大增强，这为后来的灭商建周奠定了基础。

商末周初的这个时期，大致刚好处于仰韶温暖期的结束阶段，这段时期气候逐渐趋向冷干。

竺可桢在其著述中提到，在商末周初时期，中国气候变冷速度开始加快，并认为商末周初只是这一普遍转冷趋势中的一个低温点[15]。

据《竹书纪年》记载，扬子江在公元前903年和公元前897年曾两次结冰,同样也证明了西周早期整个中国的气候都在变冷[16]。

在殷商晚期的殷墟时代，考古发掘发现这一时期水井所记录的地下水位不断下降[17]，这反映了在商朝的统治中心区域出现了干旱化的倾向，再加上无节制的畜牧业的发展，导致商朝的统治区域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据《国语·周语上》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 河竭而商亡”，这说
明恶劣的生态环境已经使殷商国力衰竭[18]。

但与此同时，周人由于多次迁徙，不断的寻找优越的生存环境来发展自己，实力大增。

于是周武王在大旱之年——公元前1046年向纣王发动进攻，在牧野大败商朝军队，结束了商朝几百年的统治。

如此看来，商朝在灭亡的时候，其生态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4 总结与展望
以上主题内容以青铜器时代夏商周三代的兴衰与更替为例，具体阐释了环境变迁对人类社会的重大影响。

从宏观上来看，环境变化作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外部因素，不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从微观上来说，环境的变迁在某个时期可能会促成事物的质变，比如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导火索是因为天降大雨，导致延误了期限，按律当斩。

若当时没有发生这种环境的变化，可能暴秦的灭亡会推后几年。

环境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其中有一个层层变化的机制，并且是逐步量变，最终质变的过程。

环境变迁最直接的影响是该区域的土地生产能力，在古代耕作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土地能否丰收主要看这一年的气候变化。

而气候的变化，诸如气温的降低或增高，降水的减少或增加，都会对土地生产能力造成巨大影响，若出现连年的洪涝或者干旱，古人是无法抵御这些自然灾害的风险，最终的结果便是食物短缺，人们流离失所。

其实在夏末和商末的时候，也是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干旱，导致民不聊生，这是二者在灭亡之前的共同点。

土地生产能力受到影响之后，便会出现社会政治方面的变化。

在古代，农业是立国之本，土地尤其是耕地被人们视为珍宝，耕地是一家人的生计，也是国家的命脉。

若出现大面积且长时间的农业歉收，这对国家来说将是致命打击，这不仅仅会使国家丧失经济来源，国家实力大大下降，而且无法再将人们固定在土地上，导致流民四起，若处理不好，将是一波又一波的动乱。

在夏末、商末时期，大抵都是因为农业歉收，导致国家实力下降，逐渐衰落，最终被其他部落所取代，完成社会政治的变动。

上述历史告诉我们，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一种文明的衰退和另一种文明的兴起，我们保护环境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发展。

只有人更好的生存，人类社会才会有更好的发展，这便是我们研究环境变迁与人类文明演进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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