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詈语的文化透视

汉语詈语的文化透视
孟昭水(泰山学院中文系，山东泰安，27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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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詈语是是社会生活的一而镜子，可以折射出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文化传统。

诅咒类詈语起源于原始语言崇拜，原始人认为语言具有降祸于人的法力；禁忌类詈语是对禁忌的突破，人类对禁忌的共同维护与遵守是突破禁忌的詈语得以形成的文化心理基础；贬损类詈语则是认准了物、鬼不如人，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和礼赞，是传统的天地万物等级格局带来的人贵畜贱观念的反映；歧视类詈语反映了男尊女卑等传统的观念以及人们的社会价值观；违背伦理道德方面的詈语则能够折射出特定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这类詈语对
于规范人的道德行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 詈语诅咒禁忌贬损歧视违背伦理道德文化内涵
所谓詈语，就是指侮辱、伤害或斥责他人的话，一般称之为“恶言”、“秽语”或“骂人话”。

它是纯粹情绪化的东西，是强烈感情的毫无掩饰的真实流露。

詈语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民俗现象，它的使用更多源于一种极富感情色彩的行为活动，因而詈语更能透露出一个民族的性情和心理，更能真接地反映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反映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反映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本文根据詈语的致詈方式，把汉语的詈语分成了五类，并逐一揭示每一类詈语的文化内涵。

一、诅咒类詈语
诅咒类詈语是詈语中最狠毒的一部分。

施詈者往往诅咒受詈者“断子绝孙”、“天打五雷轰”、“碰死”、“不得好死”等等。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咒骂起源于咒语，而咒语则起源于语言崇拜，属于语言巫术。

蒙昧时代的先民们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恐惧害怕，但又无力改变征服自然，于是万般无奈的先民们便幻想并认为万物皆有神灵，是神灵在主宰世界，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等一系列的神话故事便是这种原始思维的反映。

原始人认为通过语言向神灵祈祷便能得到神灵的帮助和庇护，就能心想事成，于是语言就具有了一种神秘的魔力，语言就具有了祀神驱鬼、祈福禳灾的魔力，同时也具有了赌咒发誓、降祸于人的法力，于是就出现了咒詈行为以及这种行为的结果——诅咒类詈语。

可见语言灵物崇拜是产生诅咒类詈语的深层文化心理。

乌丙安先生曾指出，咒语作为语言迷信的产物有其历史渊源。

它的产生几乎可以推到和原始语言产生的同时，它是人类崇拜和相信自己的语言具有神秘魔力的必然产
物。

[1] P281
最初，咒语本来只是一种祝祷辞，在道教及方术流行的过程中，咒语逐渐变成了驱邪禳灾和降灾降祸的口诀，咒语由此在内容上分化成了“祝辞”和“诅咒”两部分，也就是用来祝贺
别人的恭敬话和攻击别人的骂人话。

迷信语言灵力的人对诅咒语非常忌讳，一听到别人诅咒自己，就会引起内心极大的恐惧和不
安，以至于愤怒。

从某种程度上说，用语言诅咒别人的人和由于听到别人的诅咒而愤怒不安的人，大都是相信语言具有降灾降祸的特殊魔力。

基于这样的心理，施咒者希望受咒者遇到不幸、遭受艰难困苦、变成残疾甚至受到死亡等惩罚，出现灾难性的、不吉利的结局。

死亡是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最大的恐惧，是人类最厌恶、最想否定的一种灾祸，所以用死来诅咒人便成了人们最常用的也是最狠毒的一种詈语。

如“天杀的”、“短命的”、“该雷劈的”、“该死的”等等。

汉语咒詈语不但强调死，而且还特别强调死的方式。

例如“千刀万剐”、“刀劈火烧”、“五马分尸”、“万箭穿心”、“五雷轰顶”、“扒他的皮”、“杀千刀的”等等，咒死的方式可谓五花八门，无所不有。

“福禄寿禧”是中国老百姓基本的生活愿望，而施詈者则使劲把人往厄运上诅咒，他们较量的其实是价值观，是精神层面的文化心理。

照理说，文明时代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诅咒语没有这样的魔力，但实际上有些人并没能从认识上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每当受到别人诅咒时，受咒者心里总是愤愤不平，并努力给对方以更狠毒的咒詈。

可见，如果迷信语言魔力的程度最大限度地减轻，那么迷信语言灵力的骂人话的伤害程度也就会随之减轻，骂人话的数量必然也会相应的减少，就会起到一定的纯洁语
言的作用。

二、禁忌类詈语
詈语虽属语言禁忌之列，但詈语与禁忌语并不是一会事。

禁忌语指的是由于不雅、不洁、不吉、不敬、生理缺陷等因而不能被提及的语词，包括脏话、粗俗语和亵渎神灵的语词。

人们多用委婉语来指称被禁忌的事物。

禁忌语用作骂人时才转化为詈语。

可见詈语是对禁忌的突破，是对禁忌语的运用。

禁忌一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神圣的、不洁的、危险的事物，一是指由于人们对此类事物所持的态度而形成的某种禁制，即言行上被“禁止”或者心理上被“抑制”的一类行为控制模式，这种禁制的产生实际上是人们对这样一类事物的共同认识的结果。

禁忌中的“禁制”是建立在共同的信仰基础之上的，由于心存忌惮而表现出来的自我的“抑制”性质是其根本基础。

其中“禁止”的含义也完全来自于共同的忌讳，来自于自我“抑制”的集体意识，而不存在“意志的强加”和“观念的强求”，正因为这样，当禁忌被突破时才会伤及心理。

禁忌作为以信仰为核心的心理民俗，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凝结着人类原本的心理、愿望和幻想，反映着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水平以及民族、时代的精神文化指向。

因此，维护和遵守禁忌就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追求和价值观念。

人类对禁忌的共同信仰是突破禁忌的詈语得以形成的文化心理基础，语言一旦突破禁忌，就会成为詈语，就会起到伤害对方的作用。

例如性是人类生活中较为隐密的部分，在平常交际中使用委婉语来避禁忌，反映了在语言方面社会规范对性的约束。

但在特殊情况下如果用性行为、性器官、性物等性词语来攻击人，那么这些性词语马上就会变成赤裸裸的骂人话。

性詈语是骂人话中最龌龊的一类。

汉民族最常听见的一句脏话就是“他妈的”，鲁迅先生称之为国骂。

詈词“他妈的”，实际上省去了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那么原话的意思就是“日他妈的X”。

这句话之所以恶毒是因为它包含着与传统价值观密切相关的三重含义：其一，中国人看待男女关系从来不是平等的，而是男人对女人的“使用”，非家庭关系的“使用”便是占了更大的便宜；其二，母亲是每个人感情中最亲密的长辈，侮辱对方的母亲，便是对
人感情最大的伤害；其三，与对方母亲发生关系，意味着做对方的父辈，这在讲究孝道的伦理社会中，无疑大大贬低了对方，抬高了自己。

[2] P227汉语中许多骂人话都是从这句“他妈的”派生出来的，骂的对象可换成对方的奶奶、姥姥、姐姐、妹妹等。

残疾、缺陷是人们极为害怕、讨厌的灾祸和不幸，属禁忌之列。

残疾者最忌讳别人说及与自己残疾有关的词语。

出于善意，人们在交际时也会尽可能地回避这类禁忌词语。

但当怀有敌意时，这些短处便成为人们攻击对方的目标，如骂人“瘸子”、“秃子’、“麻子”、“聋子”、“瞎子”等。

骂人者在这方面则处于优势地位，故意矮人面前说矮话，使用一些对方最忌讳的词语，揭对方的疮疤，从而使对方尊严受辱，感到无地自容，这也就是所谓的“守
着瘸子不说短话”的禁忌文化心理。

三、贬损类詈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为万物灵长，唯人独尊，物、鬼不如人的价值观念深入人心。

如果把人贬损为物、鬼等非人类就表明被贬的人丧失人格而不配作“人”，如把人叫做“狗腿子”、“畜生”等，这显然是对人莫大的侮辱，是骂人的话。

从深层文化心理看，贬损类詈语则是认准了物、鬼不如人，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和礼赞，[3] 是传统的天地万物等级格局带来的
人贵畜贱观念的一种反映。

贬损类詈语实际上是把人作低值的分类分等处理。

当我们咒骂一个人时，总是首先自觉不自觉地把他划入某一类型，进行类型处理，当然最终进行的是低值低贱的处置，譬如把人骂作狗、猪等动物。

为什么狗猪不如人呢？这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关。

一个社会集团的人们往往把主体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情感的好恶涂抹到动物身上，使动物有了好坏之分，动物的指称也因此有了褒贬之别。

一般说来，形体优美强壮有价值的动物，容易获得人们褒义的评价，相反，形体丑陋有害无益的动物，就往往会得到贬抑的评价。

前者的指称义大都属于正面的、积极的、强有力的，后者的指称义一般则属于反面的、消极的、弱小的。

如“老鼠”形象卑微猥贱，常用作鄙视人的詈语，如“鼠头鼠脑”、“胆小如鼠”等。

“猪”肥头大耳，贪吃贪睡，肮脏丑陋，笨头笨脑，于是便产生了“懒猪”、“蠢猪”、“笨猪”、“猪头”、“猪
脸”之类的贬斥之词。

[4]
贬损类詈语中骂人为狗的詈词特别多。

用“狗”来骂人，显示出自己与对方不属同类，自己是人，对方不是人，是狗一样的畜牲。

是牲畜便不是人生人养的，只能是牲畜生牲畜养的，进而累及对方的父母乃至祖宗都不是人。

[5]此类詈语有“狗爪子”、“狗腿子”、“狗尾巴”、“狗鼻子”、“狗胆”、“狗头”、“狗眼”、狗脸”、“狗嘴”、“狗屎”“走狗”、“狗性”、“狗放屁”、“狗腿子”、“狗仗人势”、“人模狗样”、“狗急跳墙”、“狗拿耗子”、“猪狗不如”、“狗胆包天”、“狗肉上不了桌”、“狗改不了吃屎”、“狗
嘴里吐不出象牙”等。

另外，“驴”、“狼”在汉语中也常被用作詈语。

如“驴肝”、“驴肺”、“驴蹄子”、“狠心狼”、野心狼”、“狼心狗肺”、“狼狈为奸”、“色狼”等。

在骂人为异类的詈语中，还经常把人比作东西。

如把愚笨无能的人骂作“笨蛋”、把怯懦无能的人骂作“菜包子”、菜货”，把软弱无能的人骂作‘肉头”、“脓包”，把妒忌心强的
人骂作“醋篓子”、“醋罐子”、“醋坛子”等，把懒贪的人骂作“懒骨头”。

此外，“不是东西”、“什么东西”、“不是玩艺儿”、“没人样儿”、“没人味”等詈语，均通过
把人归入异类来达到斥责之目的。

以异类污辱人反映了人类群体对人性的强调和尊重，人类在改造自然、形成社会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人为核心的文化。

这种文化把人类自身置于万物之上，而把非我族类的事物斥为异类，给予蔑视。

这种观念一方面来源于生物本能中对同类的认同，对异类的排斥，另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自身价值和人性的肯定和认同，对异类价值的否定和蔑视。

这类詈语或把人贬为动物，或把人贬为事物，都是通过把人贬为异类以达到污辱之目的。

四、歧视类詈语
语言歧视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凡性别、年龄、职业、身份、地位、种族、信仰、体貌等都可以用语言进行歧视。

仅以性别为例就可见一斑。

我们知道，旧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男性享有权力，女性则是男性的附庸，连最起码的人格、尊严都无法保障，这种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影响深广，导致了大量性别歧视类詈语的出现。

如元明时代专骂女人为“贱人”、“贱货”、“咬虫”等。

传统观念要求女子端庄贤淑，说话多的女人常常被骂作“长舌妇”，泼辣的女人被骂作“母夜叉”、“雌老虎”，不吉祥的女人被骂作“扫帚星”。

汉民族传统的观念特别重视妇女的贞节和操守，封建父系家族社会把妇女贞操看作保持丈夫尊严和维持家族血统纯正的前提条件。

出于这一要求，封建礼教对女人的要求也就特别苛刻，辱骂女人的詈词也因此变得特别丰富。

如女人主动追求男人被骂作“淫妇”、“浪货”、“骚货”、“荡妇”；女人有婚外性关系被骂为“养汉子”、“养汉头”、“偷野汉子”；女人失去贞操被骂作“破鞋”，改嫁的妇女被骂作“二锅头”、“开封酒”或“过水货”；女性卖淫被骂作“娼妇”、“野鸡”、“婊子”、“开窑子的”、“卖肉的”等等。

在歧视类詈词中，谴责男人操守的词汇不但比较少，而且还带有浪漫色彩，如将已婚男子另寻新欢叫“寻花问柳”、“沾花惹草”，称男子卖淫者为“午夜牛郎”。

这些词语更多带有嘲弄、讽刺意味，由此反映出传统两性关系的道德规范更多约束女性，这与男尊女卑的传统道德观是一致的。

陈章太在谈到骂人话时曾指出，汉语骂人的目标一般不指向对方本人，而主要是指向对方的女性亲属如“奶奶”、“妈妈”、“姥姥”、“姐姐”以及“妹妹”等。

这一现象正好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也体现了男尊女卑的畸形家庭观念。

[6]
旧社会长期存在着阶级歧视，有出身高贵的“达官贵人”和“老爷”，自然就有身份低微的“奴才”、“贱民”。

奴隶、穷人处于社会最底层、身份卑贱之极，因此，奴隶的称谓常常被用作詈词。

如“丫头”，指女性奴才，北京土语里有“丫’、“丫的”、“丫挺的”等骂法，即意在骂对方是“丫头生的”，而不是明媒正娶所生，身份低贱，同时影射其母行为不
轨，可谓刻毒之极。

中国自古以农为本，鄙视商人，因而商人之称也成了詈词，出现了“贾竖’、“奸商”、“市侩”等詈词。

中国古代战乱，往往“兵匪一家”，所以人们对士兵的称谓往往多含贬义，如“赤老”、“大兵”、“丘八”、“兵痞”、“兵油子”等。

农村与城市相比往往贫穷、落后、愚昧、乡土气，于是出现了歧视农村、侮辱农民的骂詈语，如“土包子”、“土老帽”、
“村夫”等。

奸臣、盗贼、娼妓、乞丐等被视为社会恶孽，理应为正统观念所仇视，故以充骂詈之资，从某些方面发挥了鞭挞社会邪恶，宣扬伦理道德规范的作用，但也应看到其落后消极的一面，如对贫穷职业的轻视，象骂书生、教书先生为“腐儒”、“酸丁”、“臭老九”等。

[7]
这些歧视类的詈语都是应该抛弃的。

五、违背伦理道德类詈语
汉民族历史悠久，积淀形成了许多独特的伦理道德观，如讲究长幼尊卑，重视传宗接代，重视出身门第等。

当个人违反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时便会遭到人们的否定、指责和攻击，就要挨骂，由此形成了大量违背伦理道德方面的詈语。

这类詈语能够折射出特定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对于规范人的行为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类詈语在一定程度上是维护伦理道德、
规范人的行为的工具。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这种经济模式决定了传统的中国人都是以家庭、家族为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

这种封建的宗法社会，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就形成了两个特点：一是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二是对等级差异的特别强调。

儒家思想严格要求普通百姓遵守人伦秩序，严禁以小犯大、以下犯上。

重血统、重人伦、重孝道、重尊贵一直是人们传统的行为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体现在言语交际中就是重长幼、明等级。

作为一个长期处于封建集权统治下的国家，中国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长尊幼卑、男尊女卑、官尊民卑、富尊贫卑……种种等级差别常使骂詈者得以大作文章。

从中国丰富、繁杂、精细的称谓语中就可看出这种典型的民族文化心理。

等级制度在家庭中的体现就是强调长幼有序，家人之间的言语交谈要严格按辈分使用亲属称谓，如果把对方贬低为晚辈或把自己提升为长辈便具有了污辱人的含义，这类称谓词语就变成了违背伦理道德类的詈语。

如某人为了贬低或取笑对方，故意用辈分低的亲属称谓语称呼对方为“儿子”、“孙子”、“小子”、“黄毛丫头”等，或者故意用辈分高的称谓语自称为“祖宗”、“老子”、“爷爷”、“奶奶”等，那么这时的亲属称谓语就变成了骂詈语，因为言语双方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亲属
关系。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特别重视子孙后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故骂人没有子嗣，可谓恶毒之极。

不仅如此，汉民族还特别重视血统清纯，故骂人血统不纯也是极大的污辱。

如“丫头养的”、“婊子养的”、“野种”等詈语均骂人血统不纯，“杂种”、“狗日的”、“不是人揍的”——不但骂人出身不正，而且强调人畜杂交，就显得更为粗俗、恶毒。

这类詈语反映了古人对种族繁衍和纯化的深切关注，涉及到了人们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

重血统讲究的是后代血统的纯与不纯，重孝道讲究的是子孙满堂，重尊贵讲究的是辈分等级、人物有别，重人伦讲究的是忠孝弟信礼义廉耻。

我们知道，伦理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无论古今，它在规约人们的言行，维持社会稳定和生活秩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违背伦理道德就会受到良心的自责、他人的指责和舆论的谴责，精神心理就会受到极大的伤害。

正因为人们对伦理道德的价值认同心理，才使得违背伦理道德后所导致的精神惩罚具有强烈的杀伤力和威慑性，所以针对对方违背伦理道德或者故意强加给对方违背伦理道德的罪名来施詈，
就会给受詈者以沉重打击，就会使受詈者产生尊严受损、人格蒙辱以及道德沦丧的心理感受，
从而达到攻击对方、伤害对方的目的。

以上探讨了五种詈语蕴涵的文化心理。

我们研究詈语，并非要去骂人，而是为了揭示詈语的形成方式及其文化内涵，是为了更好地纯洁语言、规范语言。

詈语是对语言规范的突破，是本能的发泄。

语言规范是社会存在的需要，而本能则是个体存在的需要，两种需要在个体中达到了矛盾的统一。

当人们循规蹈矩时，社会语言规范在起作用；当人们随心所欲时，本能在发挥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人都有可能产生骂詈的冲动，这也是詈语难以根除的原因之一。

虽说不文明的话终将被社会所抛弃，但是“骂人话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原则却不会轻易消失。

”[8] P211有鉴于此，要想净化语言，移风易俗，必须靠全社会成员共同不懈地努力，必须更新民众的传统思想观念，必须努力提高全民的文化教育水平，而且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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