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冥有鱼到曲辕栎树——缘“木”求“鱼”谈《庄子》

从北冥有鱼到曲辕栎树
——缘“木”求“鱼”谈《庄子》
石永
【摘要】《庄子》乃庄周及其后学之著作。

其书峭拔俊秀、昂首云天，作为哲学著作，无疑是卓绝高超、炳耀古今，在中国传统哲学的世界里，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作为文学作品，也同样光彩夺目，沾溉后世，愈久弥新，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甚远。

【关键字】庄子树散文特色
《庄子》乃庄周及其后学之著作。

其书峭拔俊秀、昂首云天，作为哲学著作，无疑是卓绝高超、炳耀古今，在中国传统哲学的世界里，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作为文学作品，也同样光彩夺目，沾溉后世，愈久弥新，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甚远。

郭沫若就认为庄子不只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哲学家，更是独树一帜的文学家，《庄子》其书的文学价值甚至超过了其哲学价值。

如果说《史记》是历史与文学的有机结合，那么《庄子》便是哲学与文学融合的典范。

如此深奥的巨著，在部编版语文课本的编排下，
出现在八年级的学生面前，要让初二的学生了解《庄子》的艺术特色，未免有些许难度。

动植物构成了宏观的生物世界，而课文所选两篇都与鱼这一动物形象有关，各种教参的解析皆着力于此，选文缺少植物的形象，自然也缺少这方面的教参，既然如此，笔者试作本文，以《庄子》中“树”的形象为视点，窥《庄子》散文之特色之一斑，缘“木”求“鱼”，权作参考。

公元前三、四世纪，经过长期地自然观察与朴素的经验感知，道家学派提炼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这些朴素的哲学思想地观照下，许多自然之物，成为了诸子笔下借以承载其思想的载体。

如：水，这一自然客体，庄子运用想象奇诡的文学语言，借助水来描绘“道”的博大、深邃。

树，虽不及水之柔弱、多变、广博、深远、永恒，但在阐述庄子“心斋”、遵循自然之道，“无用”的处世之道《庄子·人间世》却接连运用了几个以树为主要形象的寓言，树也成为其哲学思想的物化表现。

究其原因，首先，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树如同水一般都是一种极为普通又非常普遍的客观存在，其审美主体对于树熟悉程度丝毫不亚于水，因此树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先秦诸子参悟世界的途径之一。

其次，在庄子看来，“道”藏于宇宙而与
物不离，显性的具体事物，其运动变化之中也体现着道的存在，离开了具体事物，道就无法附丽，“道在物中，道在象中”。

因此庄子运用了想象奇诡的文学语言，借助树来补充物化其哲学观念的“道”。

再次，庄子的散文，意境雄浑开阔，想象奇特丰富，变化神奇莫测，表现出汪洋恣肆、恢诡谲怪的艺术风格。

而树，枝繁叶茂、盘根错节、风雨沧桑、巍峨高耸，在庄子的眼中颇具雄浑壮丽、离奇怪诞、含蓄蕴藉的审美特征。

树因此成为了除水之外最符合其艺术风格的自然物之一。

先秦诸子散文能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富有文学意味的比喻来说明抽象的哲理，那是非常有文学活力的创造。

但也仅仅如此而已，《庄子》散文不仅能依托文字具象语义的艺术表现力，而且还能把“道”的基本特征和风貌，渗透到作品各种抽象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中。

能超越文字语义具象的表达方式，从各种抽象的艺术形式中释放“道”的神情风貌。

这种超越，体现在形象的组合上，便是《庄子》善于运用变形形象来为“道”传神写照。

在形象的运用上，《庄子》多善于采用系列性的组合，产生超越单个形象所固有的艺术意义，深化“道”的精神。

比如变形形象在《逍遥游》中，有翼如垂天之云的大鹏，以八千岁为春秋
的大椿，可盛五石之实的大瓠，无何之乡的大树……；在《人间世》中的树，如石木匠所见之曲辕栎树，南伯子綦所遇之商丘大树，无不是变形形象，由此组成了以“大”为特征的变形形象系列。

这种组合性运用，除了超越时空维变的奇异之外，还扩散出磅礴雄浑的气势和神功莫测的深邃，最后把人导入“大象无形”的“道”之境地。

另外还有“丑”的系列，“小”的系列，“梦”的系列，变形后的历史人物系列，同样的，《人间世》中所出现的树的形象，又岂止于“大”。

“怪”也是《庄子》特别注重刻画的特点，由此也组成了一组“怪”的系列，如曲辕栎树乃“散木也”，商丘大树更是“拳曲”“轴解”之物。

这些特点鲜明的系列都是以组合的形式，产生文字形象之外，“笼天地于形内”，与“道”本质力量一致的艺术美感。

更有趣的是庄子对变形事物写得非常地认真，越是荒唐越煞有其事，越接连不断地写，全不做作，这样的技巧手法本身又具有“道”法自然的风采。

庄子认为，“道”是万物之本根，是从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中抽象出来的概念，代表着普遍、无限、绝对，不能像一个有形有色的东西那样加以描述和规定。

但更重要的在于，庄子的“道”代表着从大自然的生命中体验到的一种自由的精神境界，对“道”的
认识是一种审美的认识，旨在摆脱外物的束缚，达到像大自然那样的自然无为。

为了摆脱有形有色的自然束缚，从中抽象出自由的“道”，《庄子·人间世》中庄子刻意描绘树的外在形象之大与奇两个特点可谓别有一番用意。

相对于两个浅层次的形象，庄子更精心描绘的一种深层次的内在形象—“无用”。

在阐释庄子处世之道的这一原则时庄子主要是借助寓言中的人物对话来完成的。

例如：对曲辕栎树匠石的评论是这样的：“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以为柱则蠢。

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能若是之寿。

”
《庄子》中的各个人物形象，都来自于作者有意地塑造，就庄子自身在书中的形象来看，既是傲视王侯、鄙夷功名的隐士，也是泯物我、齐生死的达人，还是是雄辩恢诡、妙语惊人的智者。

树的“无用”这一内在特点借用匠石和南伯子綦之口说出也是别有一番用意的。

匠石、南伯子綦等人对树的看法可以代表了世人和高士的观点，在世俗之人的眼中曲辕的栎树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世俗之人总是以舟、棺椁、器、门户、柱等为参照物，或者说是世俗之人不重视生命的本身意义，而要求生命的达到一种有用之用的极限。

世外高人则从庄子的自然观出发，重视生命本身
的价值，把人的生命放到生机勃勃的生物循环达系统中曲理解。

人生的要义不在于效用，而在于实现其生命本身的价值；如果一味讲求效用，就会沦为某种工具，难免出现悲剧性的后果。

在《人间世》的结尾中指出了这一点：“桂客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这是告诫人们，人的生命既然由自然所赋予，就因该按照自然的规律存活下去，不要引起有用而随意遭到破坏和夭折。

为此，他主张一种完全自然状态下的生活，无忧无虑，不受任何侵害，以尽天年。

在《庄子·逍遥游》中也举例说：一棵大树欲要自然生长，“不夭斤斧，物无害者”，可以把它“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这就不会因为有工具之用而遭砍伐，从而丧失生命发展的无限可能性；这时你不必“患其无用”，反可“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与之同享天然之乐。

庄子在生命价值问题上崇尚自然无为的观点，同样是他尊重自然、天大于人的思想反映。

他撇开人的自我中心，甩掉人世的烦恼，意欲回归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

这种和谐是人对自然的亲切感、认同感，是完全超脱了利害冲突而在某种审美意义上的人生态度。

尽管他的这些想法在当时如同痴梦，根本无法实现，但这毕竟表达了人们的
某种愿望。

庄子借助树与人的对话,阐明了他“无用之用”这一处世方法的核心，但无论是树还是人都是庄子寓言中的形象，通过寓言完成论说，是庄子散文特色之一。

运用寓言故事陈说事理是先秦散文的共同特点。

庄子自称“寓言十九，借外论之。

”《史记》也称其书“大抵率寓言也”。

由此可见，借用寓言以阐发哲理，确为《庄子》行文的主要形式。

《庄子》全书有寓言近两百则，有的通篇就是一个寓言，有的用几个或者十几个寓言组成一篇。

可是与孟子、韩非子等人的寓言多取材于现实世界日常生活中的形象不同，庄子的寓言，多凭空虚造，率意成象，其故事大多虚构，情节奇特诡异，随理赋形，怪诞迷离，天籁自然，自成一派。

庄子虚构寓言是为了寄予自己的议论，使抽象的思想具象化，所以庄子的寓言大都富有深远的意蕴，理趣盎然。

“曲辕栎树”就是一篇构思新颖巧妙，寓意含蓄深远的寓言故事。

其主旨是阐述作者的处世哲学，遵循自然之道，顺应自然，要做到“无用之用”，无用于世，有用于己，全身、保全、养亲、尽年，自然就是大用了。

这就是作者的处世之道，它导源于庄子的
世界观和哲学观。

这样一个严肃的哲学命题，在庄子笔下写得轻松自如，意趣横生。

他没有象通常议论文那样，提出论点，安封论据，推理论证，作纯理论的抽象思辨，而是通过具体的形象感强烈的故事、画面将哲理体现出来。

其中有情节，有人物，有对话，有细腻传神的描绘。

寓言以树喻人，树的各种功用比喻为人的各种能力，或者说是人对社会的用处。

曲辕栎树一无是处，毫无用处，因此才可以保全自身，颐养天年。

而山楂树、梨树、桔子树、柚子树或被剥或“大枝折，小枝泄”，所以“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与世俗者也。

”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源就是“有用之用”。

这则寓言用极具文学性的形式阐明了庄子消极的处世哲学，让读者从文学中领悟玄奥的哲理，于是读者无法分清这是哲学还是文学，作者已拔二者融合无间了。

庄子认为“道”是无法用抽象的逻辑语言表达的，如《易传·系辞上》所言“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只有通过塑造可感的形象，让读者去联想、感悟，真道真意才会豁然明朗。

把这种理论运用于创作实践，便使《庄子》全书处处可见形象生动并富于哲理的寓言故事，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佝偻承蜩”、“匠石运斤”、“蜗角触
蛮”、“舐痔结驷”、“涸辙之鲋”。

假若把《庄子》当作一个宝库，那么寓言便是里面最耀眼的明珠，蕴含哲理的寓言故事极大地增强了《庄子》的浪漫主义色彩，使之成为卓绝千古的不朽杰作。

庄子是一代语言大师，其作品的语言艺术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

庄子不仅能熟练自如的运用已有的语言词汇，而且用语新奇、创造了许多新词。

如：“志怪”、“小说”、“寓言”、“浑沌”、“荒唐”、“中肯”、“天籁”、“造化”、“恬淡”、“逍遥”等，又如“得心应手”、“得意忘言”、“运斤成风”、“游刃有余”、“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栩栩如生”、“空谷足音”等，不胜列数。

这些词语都由《庄子》一书首创并沿用至今，成为了带有浓厚民族色彩的共同文学语。

如此丰富的词语，极大的滋润了《庄子》的用语，使其作品获得了生动传神的效果。

庄子既长于细致地描写，又善于在恰当地给各种形象赋予特定的社会角色，寓意隽永。

在《人间世》中庄子对树的形象作了细腻夸张的精彩描绘：“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

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树。

”“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椁；咶
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

”这种汪洋肆意，词藻华丽，气势恢宏的描写，在《庄子》中比比皆是。

不管是叙写还是论断，都大量运用对偶、顶真等各种修辞手法，辅之诘问、转折等句式，以壮其采，以畅其气，以弘其势，横波竖洒，淋漓尽致。

庄子是道家哲学的高峰，也是道家思想浸润下，随性所适之文风的代表，更是富有独创性的语言巨匠。

较其他诸子而言，《庄子》在文辞的奇丽上更胜一筹，其不朽的艺术魅力，与这种奇肆诡怪的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

《庄子》在先秦散文中独具一格，无论是寓言的创造，还是形象的塑造，所见之语言无不显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今天，《庄子》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和艺术追求，仍然为我们继取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