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

作者：刘迎胜

来源：《生活文摘》2018年第03期

本文通过对丝绸之路的深入分析，认为古代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丝绸之路也因為中国而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在当前的“一带一路”研究中，应注重对丝绸之路历史与文化的探讨，从而深化丝路学研究。

一、“一带一路”研究的现实意义

在当前的国际社会，欧美、日本等发达地区及国家只占有大约10%的全球人口，但却处于全球化价值链的顶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地区和国家通过一定历史时期的知识积累，像蜘蛛一样在全球范围内织了一张知识之网，建立了自主的知识体系。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的市场在全世界、原料在全世界、知识交换也是世界范围的，中国也需要开始织一张知识之网。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提出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标志。简而言之，便是从仅向西方汲取知识，转化为自己独立获得知识。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内外国语大学的发展是重要基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大学及研究机构大多通过英语获取知识，而外国语大学拥有多语种的优势，将有机会成为中国直面世界、直面全球化的第一梯队。这同时也是外国语大学发展的机遇，使其从较为单一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转变为中国了解对象国、了解世界的触角。

二、丝绸之路的定义及内涵

“丝绸之路”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是查不到的，在古代英文世界也没有。1868至1872年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对中国进行了7次地质考察，足迹遍布当时18个行省中的13个，对中国的山脉、气候、人口、经济、交通、矿产等进行了深入的探查。在此基础上，李希霍芬发现了中国汉王朝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商业往来，并进一步指出在该时期中国的丝绸便已远销到欧洲。他设想曾经有一条穿越内陆亚洲、从中国到欧洲的商路，同时将该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尽管“丝绸之路”在19世纪末期起便逐渐为国际社会所知，但是当前“丝绸之路”的所指和李希霍芬所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差别。在国际学界，“丝绸之路”是指在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前，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人文、政治往来的一个总的代名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韩国、日本等东方国家也很重视“丝绸之路”所指涉的历史资源，如近年来韩国在庆州便发起成立了国际性的“丝绸之路高校联盟”。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得出“丝绸之路”的定义，即“跨文化的民族和民族、人类和人类之间的交往”。

在对“丝绸之路”的定义中，“跨文化交往”具有极为凸显的地位。首先以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为例。中国并没有直面西太平洋，东边有一些居住在岛屿上的邻居，从北到南如在日本列岛、西太平洋诸岛、东南亚诸岛等区域生活的居民。这些地区由于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都没有条件发展成为对人类有影响的文明中心，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些地区与东亚大陆中心——中国间的文化交往基本是单向的。中国是文化科学技术上的输出国，其他国家是输入国，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一直都是这样。东亚地区的交往模式奠定了中国在历史上作为该地区首要强国的地位，但中国仍缺乏和外界的交流。整体而言，古代东亚地区人类文明的发展基本上依靠该地区的内生动力。

其次以古代地中海世界为例。该地区在南面有古埃及文明，东面是两河流域文明，北面则有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在人口上，各文明均有着充足的人类社会；在资源上，环地中海地区的自然禀赋差异较大；在环境上，地中海是由一系列密集多山的和从大平原上切割下来的半岛所组成，地中海在这些小型大陆之间巧妙地插进它那复杂而分散的广阔海域，成为一个“群海联合体”，基于以上原因，该地区的跨文化交往的便利程度远远超过中国。

最后再以古代美洲为例。美洲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基本上和其他地区的人类社会相隔绝。虽然古代美洲有中美的玛雅文化、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化、秘鲁的印加文化等，但是古代美洲文明仍处在较低的发展水平。如虽然有贵金属、有金银，但却没有金属工具，在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美洲一直处于石器时代。此外，在古代美洲，没有轮式的车辆、没有大牲口，只有靠人力来进行生产。

以上案例表明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创造力再丰富，它也是有限的。但如果增加了外来文化的动力，即把其他民族的智慧拿来为我所用，一个民族就有了成长的助力。因此，将丝绸之路定义为“跨文化的交往”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三、丝绸之路与中国

中国位于东亚地区的中心，在对外交往上距离世界其他的文明中心极为遥远。在科学技术与交通条件发展起来之前，中国以外的欧亚大陆交往的便利条件远远超过东亚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往。在开罗的埃及国家博物馆，可以发现在考古学家挖出来的古埃及文明器物中，有不少是属于两河流域文明的。总体来看，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密切联系贯穿于埃及整个法老时期。在埃及国家的形成上，两河文明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而新王国时期的埃及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在外交、经济等领域与两河流域交往很多。

印度河流域文明与同时代其他文明中心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巴基斯坦信德省，有该文明最重要的遗迹之一，即摩亨焦达罗古城遗址。该城建造于约4500年前，比中国山西的陶寺遗址（约4000年前）还要古老。摩亨焦达罗古城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先进的都市文明。该城由卫城和下城两部分组成，卫城建在土丘上，四周有高大的砖墙。遗址中发掘出的大量文物说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已进入青铜时代，当时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已掌握了用窑烧制砖瓦及器具的技术，懂得把金、银、铜、锌等金属熔炼制成工具或首饰。在遗址博物馆中可以看到一些器物明

显受到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或是直接来自于两河流域，如这里出土的男性半身石像和两河地区出土的石像非常近似等。由此可知，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居民和两河流域居民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交往。

从中国周边来看，中国与位于其东面的国家地区之间的交往基本是单向的文化输出。而中国的北面是游牧地区，游牧民族生活方式不固定，需要不断寻找新牧场，因此不具备发展具有复杂技术、需要长时间定居积累技术的文明，工艺水平也相对较低。中国与位于西南面的印度虽然直线距离不远，但中间隔着青藏高原，这在古代时很难逾越。据中国古籍记载，清代之前只有唐代的王玄策是直接通过西藏抵达印度的，其他与印度的交往均要绕道中亚或者海路，并没有直线交通。同时，通过沙漠、绿洲与西方的交往也很困难，路途遥远，中国古人若决定前往西方，和家里几乎是生离死别，十人去却难有一人回。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得知，在古代丝绸之路上跨文化的交往中，中国在地理上处于相对封闭的地位，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心之间交往的便利条件远远超过了古代中国所在东亚地区与其他文明中心之间的交往条件。尽管从西方到中国如此遥远，但连接中西的丝绸之路依然得到了持续的发展，本文认为有如下原因：

（一）优越的内部地理环境。在中国境内，从长江中下游平原到华北平原，有巨大的平原面积。如开车行驶在浙江杭州到江苏徐州之间，八百多公里一座山都看不到，这在其他文明中心是很难见到的。因此一般情况下只要中国国内人口增长，民众就可以开垦更多的土地，也能够建立更多的城市。此外，中华文明核心区的大部分土地处于东亚地区季风带，四季分明，且因濒临太平洋而获得了足够的降水，在生产技术不太发达而需要靠天吃饭的古代，中国民众就可以用较少的土壤获得相比稳定、比较丰厚的收入，从而养活更多的人口。基于此，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很早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人口、经济、文化的共同体。

（二）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时，中原地区已有5000万左右的人口，这一数字接近了当代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重要国家的人口数量。人口数量大，民众的生存环境相对艰难一些，民众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有较为宽裕的生活。也正因如此，“勤劳勇敢”成为中国人认知自己以及国际社会认知中国人的突出特质。近些年来，大量中国人走向世界，仅在巴黎就有超过20万华人，这些在海外的中国人工作极为认真，给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古代，随着家庭财富的积累，以农耕为生产方式的大部分中国人对政治与社会秩序提出了诉求。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一旦发生战争，其辛苦赚得的财富都将损失殆尽，由此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序运行便成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必然要求。作为回应，嫡长子继承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政治与社会制度等相继确立。而制度的不断完善，又造就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社会的长期稳定。可以说在手工业条件下，古代中国文明了已居于同时代人类文明的前列。

（三）领先的科技水平。“独享的技术，整体领先的工业水平”，代表了古代中国的形象。在遥远的异域，其他国家正是听到了东方有这样一个国家，才对中国有了向往，中国也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了强大的吸引力。在中国的大量外销商品中，陶瓷、丝绸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古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