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批判及其方法论

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批判及其方法论

近年来，随着第二国际文献资料越来越多地被解禁和学术论域的渐次开放，以及受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激荡，国内第二国际研究逐渐打破长期的冰封状态，第二国际的研究从总体评价的单一向度逐渐走向客观化、多元化，研究视阈与理论聚焦正朝着广度和深度方向立体式发展。为了更好地承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等时代课题，国际共运的历史梳理逐渐让位于第二国际的当代审视，史学视阈也更多地被哲学视阈置换。尽管相对于马恩原着研究国内对第二国际的重视程度还很不够，使得这个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尚存的“富矿”中还有许多值得开拓和丰富的理论空白与盲点。不过，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推动下，随着侯惠勤、姚顺良、周宏、陈学明、方章东、徐军等专家学者对第二国际的理论深入，逐渐形成了研究课题带动和引领学术研究风向的新局面。

一、第二国际研究的视野聚焦

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第二国际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总体上呈现重心转向和视野深化的特征，即由史学层面的索引更多地聚焦于对重大理论问题的哲学探究。一方面，建立在扎实的文献研究基础上的关于第二国际的成立背景、组织结构、人物派别、存在问题等实践层面的定性研究，逐渐转向对第二国际理论与晚年恩格斯的关系、修正主义的表现及影响等理论层面的厘清和重评。另一方面，在宏观与微观的双向开拓中逐渐倾向于单向度的微观进军，甚至进一步聚焦于第二国际理论阵营中重要人头的研究; 同时，在史学层面和哲学层面之间更加倾向于哲学诠释。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角度的理论探讨:

(一) 第二国际理论家方阵内部格局的划分与论战

第二国际理论家将时代课题与自身理论素养糅合，在反思如何于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在场性这一问题基础上，孕育了不同的阐释路径和理论前瞻。目前，国内学界普遍赞同将第二国际理论家方阵的内部格局划分为左中右三派，即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和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派，在此基础上述评三派的理论观点以及相互之间的斗争。其中，陈爱萍同志在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的界定问题上，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策略上，他们实质上采取了与右派相同的取向; 在理论上则与左派一样，主张应该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这暗合了列宁对中派的评价，即认为他们是“第二国际各种矛盾的社会产物，是既要在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不过，更多的学者直接将考茨基等人归为中派，不做理论和实践上的区分。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坚持二分法，如郑召利教授大致将第二国际的理论分歧归为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和以普列汉诺夫等为代表的正统理论家之间就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哲学基

石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是经济决定论等问题之间的论战。这种分类方法类似于孟飞先生将第二国际理论阵营分为修正派和正统派，正统派又分为左派和中派的做法。他指出修正派宣称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失去效用，因此必须用其他理论来“补充”或替代马克思主义; 正统派则强调必须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可见，三分法实者是在二分基础上进一步将考茨基等人从正统派中分出，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中派的界定。

(二) 第二国际理论的源流

第二国际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链条带上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不断互动的重要一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形态走向解释形态过渡的第一环，既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遗产和实践成果，又深刻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在空间上的全球拓宽和时间上的后续发展。

向前回溯，学界重点探讨了晚年恩格斯与第二国际之间的实践联系和理论联系。在实践层面，两种观点泾渭分明。一些学者指出恩格斯为第二国际的建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成果既有力地打击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流派，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各国先进工人阶级内部的传播，无疑对第二国际的成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另一些学者在研究共运史基础上，大量引用史实和恩格斯原话，证明第一国际解散后恩格斯不主张建立新的工人阶级国际组织。在理论层面，国内学界普遍不同意从伯恩斯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再到当代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把恩格斯思想看作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源头的观点，而是较客观地评价了晚年恩格斯在阐释扞卫和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方面做的工作。

向后回溯，即探讨第二国际的后续影响，学界主要观点有: 第一，影响了第三条道路的开辟。朱旭红教授指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第三条道路”在社会主义的伦理解释、世界观的实用主义两方面具有紧密的历史延续性。同时，相比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作者认为“‘第三条道路’最为致命之处也正是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或体系批判性立场和功能的丧失”，它提供了“从伪装的‘反思’传统理论跳跃到了坚决放弃这些理论”的典型范例。基于此，他得出当代“第三条道路”虽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想中借力，却比伯恩施坦主义更进一步地偏离社会主义的结论。第二，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的多元阐释范式。孟飞同志指出，被广泛关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解释范式、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释范式和西方马克思学解释范式的胚芽都孕育于第二国际。因此，他强调研究第二国际理论是准确理解各种解释范式与母体之间源流关系的基础步骤，进而为把握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范式提供必要理论准备。

(三) 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阐释路径

很多第二国际的理论家由于辩证思维的缺失，或者是受实证主义、达尔文主义、新康德主义等资本主义社会思潮的先在影响，使他们在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现象时不免

渗透科学化、实证化等视野交融，进而用经验和逻辑等尺度而缺乏实践和辨证尺度来衡量马克思主义，致使人的主观能动性、历史性和辩证法等沦落为整个哲学体系的附庸，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总体说来，很多第二国际学者由于自身理论素养的匮乏不能很好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甚至片面地抽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新现象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在场性，以致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经典范式被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多维阐释和多元思考逐渐蔚为大观，主流观点主要有:陈爱萍副教授将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归纳为三种，也就是以考茨基等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路径，以伯恩施坦等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阐释路径和以普列汉诺夫等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阐释路径。同时，她指出前两种阐释模式都坚持马克思主义没有哲学基石，且都把方法论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不过，第一种模式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历史科学和研究方法，第二种主张用康德主义来“补充”和论证马克思主义。第三种阐释模式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世界观。姚顺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从创立到第二国际》中，将第二国际理解模式的分化归因于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蜕变，并从大的类型上将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范式分为狄慈根、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模式，拉布里奥拉、卢森堡的历史主义实践论模式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实证主义研究型模式。这种分类突出了不同理论家的个体差异，相对于那种笼统地将庸俗的经济决定论等“帽子”简单地扣在第二国际所有理论家头上的方法，更符合理论演变的逻辑。

二、批判第二国际理论的不同视阈

在对第二国际的研究中，国内学者不是纯粹的事实罗列，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了自身理论尺度的潜在影响，在马恩原着与时代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中，试图厘清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背离、发展与扭曲。纵观新世纪国内学者关于第二国际的理论批判，主要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阈、苏联马克思主义视阈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视阈，三重视阈从不同角度呈现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对第二国际的理论关注，对全面把握第二国际理论形态具有视野比照的意义。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第二国际的诘难和纠偏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指斥第二国际的理论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解模式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逐渐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阐释中区别于费尔巴哈范式的黑格尔范式。首先，国内学者洞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第二国际的现实指向，即革命性、批判性的丧失和理论与实践的脱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新的理论、结合新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新的解读，抓住了第二国际理论家折中主义、机会主义的实质，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锋芒。在这一点上，与列宁等苏联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