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红色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

传承红色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同志们：
今天党课的主题是：传承红色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以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为代表的红色精神，是我党在革命时期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是革命先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更是新时期我们财政干部攻坚克难的精神武器。

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并且强调“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

今天的党课，我将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的红色故事，从三个方面来讲述怎么传承红色精神的问题，希望大家有所感悟、有所收获。

一、传承红色精神，首先要认识红色精神
红色精神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们在坐的恐怕搞得清楚的不多。

从延安、井冈山的革命实践来分析，我认为红色精神主要是指以下五种革命精神。

第一种是实事求是、勇闯新路的精神。

井冈山斗争时期，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历史关键时刻，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全新革命道路，制定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组织制度和纪律，引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形成了实事求是、勇闯新路的井冈山精神。

第二种是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

以延安“抗大”精神为代表，“抗大”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简称，是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培养高级军政干部的最高军事学府。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多次到抗大讲话，反复强调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重要性，而且指出要坚持“抗日救国”的方向，就要有“三个牺牲”的决心，“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抗日战争中，抗大培养了1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干部，他们在民族战争中，起了重要的骨干作用和先锋作用，也形成了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抗大精神。

第三种是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精神。

这里主要讲的是“白求恩精神”。

白求恩是加拿大一位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共产党员。

1938年他受美国、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放弃国内优越的生活，到达晋察冀抗日前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救治我军伤员忘我工作，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最后牺牲在战斗一线。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了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极端热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精神。

第四种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井冈山和延安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带领井冈山军民自己动手挑粮、种菜、编草鞋、挖草药、熬硝盐、办军械厂，克服各种困难艰险，打破重重包围封锁，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在延安根据地一度出现严重经济困难形势下，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顺利渡过了难关。

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垦荒过程中所焕发出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闻名于世，至今被世人广为诵道。

第五种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

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
主要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形成的。

为了增强党性，保持党的先进性，从1942年初开始到1945年，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开创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形式，实现了全党的新的团结和统一，并形成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延安整风精神”。

二、传承红色精神，其次要理解红色精神
前面我们讲了对红色精神的认知。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讲理解的问题。

我们讲传承，你理都不理解，搞不清楚红色精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去传承？那么要理解红色精神，实际上就是要搞清他的精神内涵。

从不同的时代背景去分析，我认为红色精神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红色精神，体现的是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精神生活确极其丰富的精神境界。

说起延安,我们都会想到那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

那几个遒劲的大字，是一个时代的传神之笔，一个古老民族的精神图腾。

抗战时期的陕北高原，沟壑纵横，地瘠民贫，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自然灾荒，边区军民一度陷入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

朱德总司令曾以这样慷慨激昂的言辞陈述抗日将士的处境：“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于是作战时专凭肉搏，负伤则听凭自然”。

与此相印证的，是他那首气壮山河的诗篇：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

面对严峻的局面，毛泽东说：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答案不言而喻。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巨大的困难没有吓倒“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随之实行的精兵简政，使革命再次转危为安，“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

艰苦的条件也没有阻止一批批热血青年冲破层层封锁，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

宝塔山下，延河岸边，集合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

延安的窑洞里，有人类最睿智、最深刻、最有远见的头脑。

延安的山川间歌声不断，响彻乐观向上的旋律。

我们的老乡、著名作家丁玲被国民党囚禁3年多，于1936年被释放后，当时国共合作谈判中共代表潘汉年建议她去法国，在安逸的条件下开展革命工作，但丁玲委婉拒绝了潘汉年的好意，毫不犹豫的选择去延安，她对潘汉年说：“法国是个好地方，我好多年前就很向往的，可是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母亲，我要投到母亲的怀抱，那就是党中央，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这是我三年来朝思暮想的，请你一定答应我，让我去陕北，去延安。

”
在当时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为什么有那么多有志之士不顾生死，奔赴延安？再来看一看党外民主人士梁漱溟的讲述，我们就更加明白了。

梁漱溟，这位新中国成立后曾同毛泽东发生过激烈争论的著名学者，1938年和1946年曾两次访问延安，带着疑虑考察边区和中国共产党的现状。

考察完后他在所写文章中是这样描述延安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的不同的：“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氛确是活跃，精神确是发扬。

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

满街满谷，除乡下人以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稀见长袍与洋装。

人都很忙！”他对延安人际关系的平等、融洽更是倍加赞赏：“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

没有享受优厚的人。

是一种好风气。

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风。

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

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的一种风气。

天色微明，从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

”
我们从中可以深刻感受到，民主、平等、友善、乐观、奋进，高度统一的精
神追求，这些正是延安让人心生向往的独特魅力所在。

抗战时期的延安，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清贫的物质生活并不导致精神的矮化。

反观今天，豪车华屋，灯红酒绿，山珍海味，有些人外表无比光鲜，内心流露的却是无尽的颓废与空虚，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他们把物质享受放在第一位，整天沉溺于金钱、权力甚至美色之中，丧失了理想目标、失去了精神追求所致。

怎样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坚守自我，抵挡物欲诱惑，看低功名利禄，脱离低级趣味，在精神上有不懈追求，延安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去对照、反思。

（二）红色精神，体现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原本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它的发扬光大，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极力倡导，率先垂范，精心培育的结果。

尤其在井冈山、延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先驱，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发扬光大，影响着新中国几代人。

一天下午，延安留守兵团的司令员萧劲光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见他围着被子斜躺在床上办公，以为是病了，正要询问，毛主席抬起头来指指地下的火盆笑说，棉裤洗了，还没烤干，起不了床，起来就要光屁股了!萧劲光鼻子一酸，指示警卫员赶快到兵团去领一床被子和一套棉衣。

毛泽东一听，连说不行不行，领来我也不要，现在大家都困难，我若要搞特殊，讲的话就等于放屁，没人听，他们会说你不是真革命，是蒋介石，是封建皇帝！过了会儿，又说，劲光啊，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搞。

你要记住这句话：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搞特殊！
1940年，66岁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回国考察抗战。

蒋介石对此十分重视，仅重庆的接待费用就安排了8万元，其中一次宴会花了800大洋。

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后方如此铺张，陈嘉庚对这种奢侈十分反感。

后来他到延安，看到干部群众衣着简朴，情绪饱满，印象甚好。

毛泽东在杨家岭宴请他，用的是从老乡家借来的小方桌，因太旧，上面铺了几张报纸。

饭菜是用自种的西红柿、豆角等做的，另外上了一例鸡汤，整顿饭算下来不到两块钱。

毛泽东说，我是没钱买鸡的，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听说我有贵客要招待，特地送来的。

两相对照，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陈嘉庚不禁叹道：“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回到南洋，他在第二届南洋华侨大会上还激情洋溢地欢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那次访问，让陈嘉庚“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

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敬意和拥护，他给延安送了两辆小汽车。

小车送到延安，中央办公厅“理所当然”地要分配给毛主席一辆，却遭到毛主席的拒绝，他提出的原则是，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纪大的同志。

在他一再坚持下，两辆车分别分给了朱德和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五老”使用。

一次，毛泽东去枣园开会，回来时马突然受惊，把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跌伤了手臂，朱总司令和“五老”知道后一定要把车子让给毛主席，他仍“坚不从命”。

毛主席后来也有了一辆“专车”，是华侨捐赠的救护车，但也只是在接送客人时才偶一使用。

而这两辆小车的使用，说来也耐人深思，对我们看待和处理很长时期以来屡禁不止的公车私用，公款消费，讲排场，摆阔气等恶劣风气或许有所启示。

1944年春节，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写了一篇《我的生产节约计划》。

一位外国记者看到后，就怀着好奇的心情，采访了林伯渠。

他来到林伯渠的住处，只见窑洞里只有一盘炕，炕上的被子打满了补丁，一张破旧的小方桌，桌边放着几把半旧的椅子。

此时，林伯渠坐在椅子上，埋头缝补着一条旧裤子。

他笑着对
记者说：“中国有句俗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呢！”外国记者提出要看看他种的菜地，于是林伯渠便拄着根手杖，带他来到了延河边的一块滩地上。

外国记者蹲下身来，抚弄着地里嫩绿的秧苗，赞不绝口：“你们共产党的干部，不仅发动群众干，还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

真是了不起啊！我要把这里的一切告诉全世界。

”他紧紧地握住林伯渠的手说：“谢谢主席先生！我在陕北这块土地上，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林伯渠去世后，邓小平在悼词中说：“林伯渠同志的伟大革命斗争精神，维护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值得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

”
红军“大管家”余贲民原是秋收起义部队的副师长，到井冈山后，不计名利，负责部队的后勤工作，出任被服厂厂长。

困难时期，他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地解决部队的粮食和战士们急需的冬衣问题。

后又担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部长兼红四军军部财务总管。

他虽然手握财政大权，但自己连一双6角钱的雨鞋都舍不得买，一年到头就穿一双自己编织的草鞋。

毛泽东、林伯渠掌握再大的权力，即使自己生活再艰苦，也不谋一点私利，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艰苦朴素、公私分明。

联想到现今社会生活中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引人深思。

从最近几年曝光的“四风”违纪案件来看，有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国际品牌，戴的是进口名表，住的是超级别墅，座的是豪华专车，早已与我党提倡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背道而驰，与党纪国法的要求背道而驰，与群众的期望背道而驰。

我们财政系统“四风”问题也不少。

在对待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问题上，我们财政干部要怎么做？我想我们的革命先辈们、我们的老财政林伯渠、余贲民同志已经给我们做出了表率，我们绝不能拿着国家的俸禄，掌管着人民的钱财，搞铺张浪费，搞奢侈享受，财政的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用在刀刃上。

（三）红色精神，体现的是政治清明、法纪严明的政治生态。

无论是延安，还是井冈山，都是充满团结友爱气氛的大家庭，同时，又是政治清明、法纪严明的民主之地。

1946年11月，朱德同志60岁生日之际曾赋诗一首：“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边区老少安。

耕者有田风俗厚，仁人施政法刑宽。

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

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足食万家欢”。

这是一首堪称描写边区整治生态的史诗，其中“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画龙点睛，生动再现了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主宪政和执政状况。

在民主宪政方面，延安时期边区政府进行的四次选举，堪称国史、党史上民主选举的典范。

选民们曾用民谣表达自己的心声：“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为了老百姓。

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

”许多足不出村的小脚老太太，都骑着毛驴，翻山越岭，赶到选举地点。

为了使不识字的选民能够行使选举权，不少地方还使用了“碗里放豆”、“香头烧洞”等便于操作的选举方式，开创了“草根民主”的先河。

人民选出的带头人，对人民自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会本能的甘当“人民公仆”。

这就是当时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和艰险困苦的环境中，在革命根据地认真探索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积极实践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真实写照。

说到“只见公仆不见官”，美国记者斯诺在1936年和1939年先后两次长期访问陕北根据地和延安以后曾写道：“我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
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林彪请我吃的是‘面条宴’；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

”“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斯诺称赞“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

谈到“人民公仆”，周恩来同志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共苦、共命运。

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就会引起群众公愤的。

”可见“人民公仆”、“人民的勤务员”是“党的干部”的代名词。

周总理的话放在当下来提，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现在社会上有群众甚至说出“我不当主人，我要当公仆”的言论，证明我们党和国家少部分“人民公仆”的言行已经引起群众公愤。

我们财政干部一定要警醒起来，时刻牢记“人民公仆”的使命和责任，密切党群干群的血肉联系，慎终如始，一以贯之，谨防由“人民公仆”向“人民主人”蜕变、渐变。

法纪严明在边区革命中起着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在违法乱纪、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面前，他有一般人少有的“毒蛇在手，壮士断腕”的霹雳手段和决绝气概，遇事不徇私情，态度鲜明，起到了极好的表率作用。

1937年10月，曾经参加长征的26岁的延安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爱情纠葛枪杀了女学员刘茜。

审讯时，黄克功亮出浑身伤疤，请求法庭免于一死，准其戴罪立功，战死疆场。

毛泽东接到报告，给审判长雷经天复信：“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触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共产党和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严格的纪律。

”
与这个事件相辅相成的，是毛泽东的“挨骂”。

1941年6月，边区政府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讨论公粮征收工作。

会议进行中，天气骤变，一个炸雷击中礼堂梁柱，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触电身亡。

消息传开，议论纷纷，有位老乡借机发泄对公粮负担过重的不满，指名道姓地责骂了毛泽东。

边区保安部门闻讯，认为这是一起严重反革命事件，要严肃追查，公开处理。

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进行制止。

他对保卫部门的同志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点儿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的对立面。

对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要边区政府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免，该减的减，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世界学联代表团成员当年访问延安后曾这样由衷赞叹：“边区司法充满了平等和正义的精神！”
（四）红色精神，体现的是党群、军民关系的鱼水情深。

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打成一片等等著名言论，大都是在井冈山、延安时期提出的，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既是首倡者，又是模范的实践者。

“幸福渠”是党群、军民团结协作留下的永不磨灭的痕迹。

延安枣园旁边有一条灌溉渠道，那是当年由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中央机关干部战士与当地群众一起修建的“幸福渠”。

这条全长五公里、灌地1200亩的水渠，几十年来波光粼粼，一直滋润着乡亲们的心田。

在井冈山，军民团结打败江西“两只羊”的故事广为流传。

1928年6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发动了第一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井冈山红军采取“敌进我退，声东击西”的战术，宁冈、永新群众组织的赤卫队、暴动队积极参战，在永新龙源口大败赣敌杨如轩、杨池生部，并占领永新县城，建立了永新县工农兵政府。

红军在永新西乡写下标语：“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真好、真好！快畅、快畅！”
中央领导给延安驻地群众拜年成为一段佳话。

据当年枣园乡乡长杨成福回忆，中央机关驻在杨家岭和枣园时，每年都要给老乡们拜年。

有一年春节，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工作人员带着糖果、春联等年礼来到乡政府，一见面，毛主席亲切地问，杨乡长，你们辛苦一年了，年过得好吗？杨一边应答，一边忙着递烟，沏茶，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周恩来见状，说杨乡长你就别忙了，毛主席要给乡亲们拜年，你就引我们到各家走走吧！杨成福一想，全村几十户人家，山上山下，住得很分散，哪能让首长们到处去跑。

就说，你们都忙，挨家挨户就不必了，我一定把主席和首长们的心意转告给大家。

毛主席一听，连连摆手，说拜年找人代理，杨乡长你这个主意可出得不好，还是我们去吧！一句话把众人逗笑了。

但商量的结果，还是采纳了杨成福的意见：把每家的家长都请到乡政府，一来主席都见上了，二来也更热闹。

乡亲们来了，主席和其他首长拉着老年人的手，热情地递烟，敬酒，给孩子们抓瓜子，散花生，并详细征询对中央机关的意见，了解村民的生活状况和来年的生产安排，促膝交谈，亲如一家。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产，也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

著名的延安文艺运动，开辟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广阔道路。

每到春节，延安的文艺团体都要组织秧歌队，走上街头，拿出各自的拿手好戏，与群众共庆新年。

1943年春节，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第二年，延安南门外人山人海，两万多军民聚集在广场上观看鲁艺等单位的演出，王大化、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大受欢迎。

颇有意思的是，在成千上万的观众中，有一位就是毛泽东。

那天天气不大好，空中尘土飞扬。

李波回忆说，她见毛主席在大风中坐在那里，身上也落了一层黄土，但他并不在意，身边有人给他一个口罩，马上被他用手扒拉开，只是兴味盎然地看着，不时张嘴哈哈大笑。

那次演出成为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成功实践。

1944年春节，各单位组织的秧歌队就达到27家，上演节目150多个，延安群众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由此可见一斑。

群众利益无小事。

1944年的一天，毛主席把当时延安市市长张汉武找来，问他，听说西川侯家沟的妇女大都生不下孩子，群众很着急，有各种议论，市上知道不知道？张汉武答，是有这么回事，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毛主席说，那么多人不生孩子，会不会是水的问题，可以派人去化验一下。

张汉武知道，在生产落后的陕北，没有孩子将来就没有劳动力，主席为此操心，看似小事，实是大事。

化验的结果，果然是村子里的水含有导致妇女不孕的物质，经过改水处理，问题得以解决。

经历这件事后，这位市长养成了急群众所急的作风，即使“文革”时从省里下放回延安，他都不顾年老体弱，为了研究解决黄龙山区严重的克山病问题，多次深入病区，翻山越岭，奔波不息。

在延安纪念馆陈列厅，还陈列着毛泽东写的一张便笺，按时下的说法，是一张“条子”。

那一年，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吴吉清的孩子得了重病，找了几位医生都束手无策，毛主席知道后，便写了这张条子给中央医院小儿科主任侯建存，请他“费心医治”。

一条水渠、一场演出、一次化验、一张“条子”、一起战斗，几多叩问，引。